敦煌的世界 敦煌裡的中國

——莫高窟藏經洞發現120週年新書訪談

榮新江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

光明悅讀：您在《敦煌學十八講》中，談到了歸義軍史研究的旨趣。那麼您覺得，敦煌學的研究旨趣是什麼？它何以吸引著王國維、陳寅恪、季羨林、饒宗頤等一代又一代大學者，孜孜以求、薪火相傳。

榮新江：1900年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大量寫本書籍和文書，為20世紀初葉中國學術從傳統走向現代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其中不僅有中國學者所關心的經史子集，如六朝和唐代初年所抄寫的《古文尚書》，兩種久佚的《毛詩音》，還有已佚的《孝經鄭氏解》、《論語鄭氏注》，以及小學類早已失傳的陸法言《切韻》抄本、唐長孫訥言《箋註本切韻》等，可以解決從宋到清代學者一直弄不清楚的問題。同時，藏經洞中有許多俗文學作品，提供了研究中國小說的新途徑。因此，羅振玉、王國維等人見到這些古佚經典，可以想見他們應當有多麼振奮。

敦煌藏經洞寫本以佛典為大宗，其中除了傳統大藏經所收的六朝、隋唐抄本之外，還有許多已佚的北朝經疏、三階教經典、南北禪籍、疑偽經等等，此外還有佛寺所收藏的道教經書，多是開元道藏的遺蹟。因此，具有佛教研究素養的陳寅恪、季羨林、饒宗頤諸位先生，則更加關注佛典、道書中的學術資料，並與同時在敦煌、西域發現的梵本、胡本佛典相印證。

因此，藏經洞文獻為20世紀新舊學術都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包括大量舊史家所沒有見過的文書檔案，可以讓我們自己動手來從原始文書撰寫歸義軍史。這是另外一番敦煌研究的旨趣。

莫高窟壁畫上天國的世界

光明悅讀：在“紀念藏經洞發現120週年學術研討會”上，您曾說，敦煌的價值不僅在於出土文物卷帙浩繁，更在於“它不僅僅是敦煌”。怎麼理解這句話？

榮新江：敦煌文獻雖然發現於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敦煌壁畫雖然繪製於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的壁上，但其中的文獻和影象都不僅僅屬於敦煌。我們知道，敦煌寫本中有許多長安的“宮廷寫經”，還有很多“開元道藏”的寫本，都是從長安頒送到敦煌，或者和唐朝的律令格式一樣，經涼州轉抄到沙州。敦煌文獻中還有由於各種原因從中原帶過去的文字，也有沙州士子在中原抄回去的寫卷，比如玄奘《大唐西域記》的寫本，就是後來的求法僧作為出行指南而帶到敦煌的；還有如唐人詩集，也是帶在手邊吟誦的文字，最後留在敦煌；還有一些表狀箋啟類的“書儀”，也是隨軍的掌書記或文秘人員帶在身上，隨時備用的寫信範本；大量變文、藥方、占卜書等，都是各類技術人員隨身之物。敦煌還有少量的印本，包括從長安和成都傳過來的具注歷，還有佛經。敦煌壁畫上描繪淨土世界的城池有五個門道，這不可能是敦煌城的寫照，而是長安的宮城正門朱雀門、丹鳳門和外郭城的正門明德門的寫照，敦煌壁畫上很多的甲第、亭臺樓閣，許多精美的器皿和珠寶，雖然畫的是天國的理想世界，或菩薩身上的瓔珞，但其實是唐朝物質文化的表徵，因此它們反映的是整個唐朝文化，而不僅僅是敦煌。

光明悅讀：您新近出版的《從學與追念》一書，看似是學術隨筆，但卻是對敦煌學研究領域大家們學術成果的梳理。您認為百年來，敦煌學研究最為重要的發現是什麼？對填補歷史空白有怎樣的意義？

榮新江：如前所說，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寫本，不僅僅有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典籍，還有很多已佚的佛典、道書，同時藏經洞中留存了大量的官私文書，為我們研究中古時期政治制度、社會風俗、佛教社會、民間組織、民眾信仰、不同階層的文化，提供了遠遠超出傳世文獻的資料。與此同時，藏經洞文獻中還有大量反映絲綢之路的文獻，如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東傳的記錄，中原文化西傳的記載，還有市場物價表、旅行者的書信、買賣契約等直接印證絲綢之路的文書，而且發現了活躍在絲綢之路上的粟特人、藏人、于闐人、回鶻人用自己的語言文字所寫的文獻，更真切地反映了絲路的面貌。我在《從學與追念》一書中記錄過一些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的偉大功績，藉助對他們著作之外的故事，來表彰他們對闡述敦煌文獻的價值，弘揚敦煌學的貢獻。

粟特文摩尼教寫卷

光明悅讀：敦煌文化，與中華文明是什麼關係？代表著中華文明的哪些面向？

榮新江：敦煌從漢武帝時期，就進入中原王朝的版圖。漢朝“列四郡，據兩關”，敦煌郡成為河西走廊中最西的邊郡，而以敦煌西面的玉門關、陽關為界，又與西域地區緊密相連。敦煌一方面是中原王朝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是臨近西域的邊陲重鎮。因此，敦煌傳承的文化主體，無疑是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同時，敦煌文化中又具有邊境人民的堅強的韌勁、勇敢的精神，還有就是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咽喉之地，是一座絲路重鎮，因此敦煌文化中又包含著開放的性格、進取的精神。這些特徵我們可以透過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和敦煌莫高窟的壁畫清楚地看出，構成敦煌文獻的無疑以中原的傳統為主體，即便是外來的佛教，已經是純粹的漢化佛教、漢文經典為主體。與此同時，又有很多反映邊地文化的特殊文字，比如大量的非漢文的邊境民族文獻，還有漢文文書中反映邊地文化生活的詩歌（如邊塞詩）、書儀（如河西或朔方書儀）、俗文學作品（如李陵、王昭君變文），以及當地的地誌圖經、求法僧的旅行記（《慧超傳》《西天路竟》）等等，表現了具有特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光明悅讀：在《敦煌學十八講》中，您幾次提出，敦煌學研究需要與國際學界廣泛開展交流合作，這既是您的學術實踐，也符合習近平總書記在敦煌研究院座談時講話時提出的要求。未來，中國學者在國際敦煌學研究中將擔任怎樣的角色？

榮新江：敦煌藏經洞文獻發現於清末中國積貧積弱的年代，加上當地官僚的昏庸，所以大量寫本被英國斯坦因、法國伯希和、俄國奧登堡和日本的大谷探險隊攫取到手，轉運出國，現藏英國、法國、俄國、日本的國家圖書館或大學圖書館。以後敦煌散出的寫本，又透過劫取、倒賣、饋贈、交換等方式，分散到全世界的許多城鎮的公私收藏者手中。這無疑是中國文化寶藏流失的傷心史。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敦煌文獻的外流卻客觀上促進了東西方各國學者對敦煌文獻的研究，因為敦煌文獻內涵的豐富，也就促進了各國對有關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科技、宗教等各個方面的研究，這倒不失為一件好事。敦煌學的研究者一般來說是海外對中國友好的漢學家，他們熱愛中國文化，也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和傳播，做出了很多貢獻。我從1984年以來多次在歐美、日本走訪敦煌文獻的收藏單位，與各國敦煌學研究者廣泛接觸，對此有深刻的認識。因此我一直主張敦煌學需要國際合作，中國的敦煌學也需要“國際視野”，在歷年來的敦煌學研究中，也一直奉行季羨林先生提出的“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的理念。

但是，由於中國學者在處理漢語文獻方面的突出能力，而且有大量的研究力量的投入，因此目前來看，敦煌學中的漢語文獻的研究方面，中國學者無疑在許多領域都走在前面。但敦煌學是一個複雜的體系，漢文文獻中有大量宗教文獻，敦煌寫本中還有大量非漢語文獻，如藏語、于闐語、粟特語、回鶻語，有的還屬於印歐語系的語言，對於中國學者有一定的難度。同時敦煌是一個藝術寶庫，對於壁畫和塑像的研究，又需要藝術學的理論和美術史的訓練。在宗教、胡語、美術等一些方面，歐美、日本學者由於學術積累雄厚，圖書資料儲備充分，所以還是走在前頭。因此，敦煌學需要各個學科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具有不同專業特長的各國學者的共同推進。在敦煌學領域裡，需要更多的國際合作，包括共建數字化的國際共享平臺，召開跨學科的真正國際會議，共同組建一些研究課題的攻堅團隊，建立平等互利的國際敦煌學組織，等等。在今天，我們更期望敦煌學具有“國際視野”，來共同推進對敦煌這一世界文化寶藏的研究。

《從學與追念：榮新江師友雜記》

榮新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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