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達清

建中二年（781），韓愈從河陽（今河南孟州）就食於宣城，至貞元二年（786）冬離宣赴京師，在宣城生活了六個年頭。那麼，韓愈為什麼要從北方來到遠離家鄉的江南呢？原來韓家很早就曾在宣城置有產業，適奉北方戰亂，“遭時艱難”，朝不保夕，而江南相對安定，其“避地江濆”就是應有之義了。

那麼，韓氏產業為何人何時所置呢？

但筆者以為，揆之情理，第②種觀點當更具有可操作性。因為：

其一，唐朝的政治中心是在北方，韓家也生活在河南，完全沒必要在遠離政治中心的江南置買產業。唯一的可能就是安史之亂，北方士族紛紛南下以避戰亂，韓家當也是被這一潮流所裹挾，才移家江南，從而置辦了一定的產業。

其二，安史之亂期間，韓會長期生活在上元（今屬南京）一帶，《舊唐書》卷一三○《崔造本傳》記載：“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夔。”韓會之所以能長期生活在上元，正是因為此時其家在宣城已經有了產業，他才可能經常往返於上元、宣城之間。韓會其時只是一介書生，自然無經濟能力在宣城置辦產業。

其三，韓會去世時年僅四十三歲（780），其間雖在大曆年間短暫為官，但不過是品階不高的從六品起居舍人、正五品中書舍人，俸祿不高；而且此時安史之亂已經平定，即使此時他有相當的經濟能力，也完全沒必要在江南購買產業了。

因此，筆者認為，韓氏在宣城的產業當置辦於安史之亂時，其置辦者當為韓愈的父親韓仲卿。安史之亂期間，韓仲卿曾歷任武昌、永興、鄱陽縣令，均在江南一帶，其家南下避亂，金陵是六朝古都，宣城又鄰近金陵，自然是理想的遷徙地了。

接下來的問題是，韓氏產業或者說昌黎別業具體在哪裡呢？

可惜歷來各種史料均無明確記載，“自唐以來，宣之為政者，憯不加意，念惻怛於公之遺蹟，使乎陽宇陰竁、文堂耕舍，莽莫知其區處。”（梅鶚《韓公別業記》，萬曆《寧國府志》卷十三）正德十三年（1518），為了紀念韓愈在宣城的這一段讀書生活經歷，“愍聖道之不昭，憤塞氏之縱橫”，南畿監察御史林有孚、攝寧國府知府同知魏浚決定創祠以祀韓愈，但苦於條件限制，又為了繼承韓愈排佛之志，於是將敬亭山上翠雲庵的和尚遷走，將翠雲庵改建為“韓公別業”，使“自今而產宣、仕宣者，溯洪源，景高山，瞻公之廬，如見其存，味公之言，如見其心，感奮自礪”。

其後府縣主事者因為韓公別業無人看守灑掃，便又派僧人前去經管。時間不長，看守僧人即將韓愈神像、木主移於別處，“韓公別業”又還原成了翠雲庵。嘉靖十八年（1539），知府曹邁、通判何其高有鑑於“公力排釋氏，而顧寄釋氏以居神，其饗之乎”（鄒守益《宣城縣昌黎別業記》，《東廓鄒先生文集》卷四）認為以庵為祠，實在不倫不類，因此另在敬亭山麓擇地建祠，“為堂，為門，為垣，扁曰唐昌黎伯韓先生祠。祠左一徑，夾竹而行，窅然出祠後，構亭其上，曰敬亭仰止。門右循山麓而上，松泉迂曲，甫半里許，設楔綽於橋，大書曰昌黎別業。”

嘉靖間所建的昌黎別業當在翠雲庵前。民國期間記者吳崧陽遊宣城，曾有這樣的記述：“（穿雲）亭左有韓昌黎別業碑記，考系明正德所立，其後斷碑殘碣縱橫三五，大都為歷史遺物，經風雨剝蝕，已模糊難考。亭後廟屋三椽，毘連而築，中為翠雲庵，其次為先賢祠。”（《皖南宣城紀遊》，《旅行雜誌》1934年第8卷第10期）

可見明代的“昌黎別業”並非韓氏產業原址。近來有學者認為“昌黎別業” 乃是位於敬亭山下的韓家莊，純是臆想之詞，毫無歷史根據，不值一提。康熙二十六年（1687）秋，邑人梅清與江西詩人吳雲同遊敬亭山，曾作有《韓文公讀書處》詩，在詩前小引中，他說：“考其讀書別業，即今敬亭山麓之顧村是也。”（《天延閣刪後詩》卷十二《丁卯詩略》）梅清此言雖曾說“考”，卻並未列出明確證據，恐怕也僅是“故老相傳”而已。2015年，我市為迎接韓愈國際文化研討會在宣召開，將韓愈紀念館建立在敬亭山南大門處，也只是權宜之舉。

總之，如果沒有新史料的出現，今天已很難考證清楚“昌黎別業”原址所在了。但筆者以為，“昌黎別業”原址究竟在何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的知識分子該怎樣繼承他的“文以載道”，怎樣充當社會的良心在新時代下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作者系宣城市歷史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