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名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出自他的《報任安書》，這是他答任安的一封信，但此信並不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是一篇獨立於《史記》之外的文章。其中說：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意思是說他編纂《史記》，所記載的歷史，從遠古的黃帝到他尚在世的漢代，共寫了130篇 ，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隨著《報任安書》的傳播，司馬遷這三句話為人們所熟知，成為評價司馬遷《史記》的名言。
但對這三句話，怎麼理解？人們似乎還沒有完全把這三句話當做同一回事，只認為《史記》是“通古今之變”的歷史書，用這部書來“成一家之言”，但為什麼又要“究天人之際”呢？而且怎樣才能“究天人之際”呢？“究天人之際”與“通古今之變”又是什麼關係呢？
這些問題，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裡並沒有解釋。所以我們要到《史記》裡來找這些問題的答案。
人們讀《史記》，只喜歡讀其中的紀傳部分，因為那是記載各種人物的事蹟，而不喜歡讀其中的“十表”和“八書”，因為表與書並不記載人物的事蹟，沒有故事性，可讀性不強。這是人們讀《史記》時的一般想法。但這樣讀《史記》，就不能真正讀懂《史記》。
為了完整理解司馬遷三句話的深意，我們還要細讀 《史記·天官書》。
百衲本《史記》
百衲本《史記》以南宋黃善夫本為基礎，又用其他版本進行補充，如同衣服打了許多補丁。
百衲本《史記》中的《天官書》
《天官書》的最後部分，與《史記》其餘篇一樣，是司馬遷寫完一篇後發表的議論，稱為“太史公曰”。
就《史記·天官書》而言，其中的“太史公曰”，篇幅很長，在《史記》130篇的“太史公曰”中也很罕見。司馬遷之所以寫一篇長論，是要藉此闡發他據天文學而提出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獨特見解，實質上是關於考察天人之際與考察古今歷史變遷相互關係的專論。人們在講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時，往往沒有來看《天官書》的這篇“太史公曰”，因而忽視了“究天人之際”與“通古今之變”的內在關係。
在這篇“太史公曰”中，司馬遷追溯了中國古人觀天占星的悠久歷史，提出了根據天象變化而歸納人類社會演變規律，要由此來闡明天象變化與人事變化的相應關係。他的最後結論是：
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這表明司馬遷要完整追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古今不同時期的重大變遷，並對此深刻觀察其中存在的天人之際的相互關係，分析其中的精微之處和表面的粗略事象，而做到這些，才能說天官之學可稱完備了。
這一思想，與今天的天文學和歷史學的觀念完全不同，卻是理解司馬遷著書宗旨的關鍵之言，不可忽視。
司馬遷著述《史記》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三者密不可分，其中的重點，是透過總結天文觀察史。來歸納人類社會歷史的普遍規律，這就是把“究天人之際”與“通古今之變”完全融合為一，本身就是一件事情，不能分開來看。
就此三句話而言，“通古今之變”為核心，是要通覽古往今來人類社會的發展演變，並對它剖析透徹，尋出一個主宰發展演變的普遍規則。
“究天人之際”則是前提，是要追究天人之間的複雜關係，理出主宰這個關係的普遍原理，同時找出天人關係與古今之變的關係。
以上兩條，均要經自己獨立研究思索找出答案，而不沿循古人舊說，最後才能“成一家之言”。
這就是三句話的內在關係，這樣理解，才能知道三句話本身是一件事，但沒有其中的“究天人之際”，就不會有“通古今之變”，也不能“成一家之言”。
《史記》所以要從五帝寫到司馬遷存世的西漢前期，貫穿當時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歷史，就是要透過研究人類社會在長期歷史過程中的實際活動，這是“通古今之變”的任務。
但僅就人的歷史活動著眼，還不能徹底“通古今之變”，司馬遷在撰述整個歷史時，深深體會到了這一點，他要追問古今為什麼會有這些變遷？只有提出了這一問題，才會進一步來追究天人之際的問題，才能找到人類社會為什麼會如此演變的根本原因與變化規律。
而要“究天人之際”，除了直接研究記錄天人關係的天文學，別無他途，由此可知司馬遷在《史記》中專列《史記·天官書》一篇以探研天文學，不是隻為天文學而設，而是要“究天人之際”，實有深沉用心，因此也可知《史記·天官書》在《史記》中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和重要性。
司馬遷《史記·天官書》怎樣“究天人之際”，以回答人類社會為什麼要如此演變的問題呢？
他首先闡明瞭天與人之間存在著必然關係：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
透過仰觀俯察，對比天象地物，歸納出天地之間的對應關係和本末關係以及聖人對此關係的態度。
日月與陰陽，五星與五行，列宿與州域，都是對應的，而不是相互無關的。
三光指日、月、星，是在地的陰陽精氣所生，其本在地，則日月星做為陰陽的精氣所生，就是末。
認識了這種對應與本末關係，天人關係的必然性便得到肯定和論證了。
由此推而論之，天地（地包括人，因為人生於地上）必有對應關係，在這種必然對應中，人類社會的歷史便遵循著必然的規律和過程不斷進展。
透過“究天人之際”來“通古今之變”，這就是司馬遷的歷史學方法，在這裡，天文學成了歷史學的前提與基礎，成為其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份，這在今天往往被人忽視。
他又進一步提出了具體的規律表現和實際過程：
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
所謂變，即人類社會的進展和變化，人類社會是在這種小變、中變、大變中不斷髮展進步的，這不是人類社會自身獨立的運動變化，而是在天運的變化之下而運動和變化的。
人的活動及其歷史變遷，只能在天運（天的執行和變化）的支配下而有著自己的變遷，且遵循一定的時間規則，不是隨意變遷的。
天運有自己的時間規律，人類歷史的變遷也與之相應。
3個大變即3個500年，共為1500年，3大變即為1紀。
1紀之後不是就到了天運和人類歷史變遷的終點，它只是一個“大數”，即大的計算數字，可以看作一個完整的歷史演變週期，但這1紀的週期之後必然還會有2紀、3紀以至無窮的週期，這是不言而喻的。
掌握了這樣的大數，觀察上下各1000年，就能歸納出天人之際的基本關係了，其後的2紀、3紀乃至無窮，也就可以利用這個已知的天人之際的基本關係而予以觀察甚至預測了。
能把觀察天人之際的方法及規律掌握到這個程度，研究天人之際的問題也就可以說是“續備”了。
注意這裡用的“續”字，它是不斷、持續、一直進行下去的意思，這正與1紀之後還有2紀、3紀因此要不斷觀察下去的意思一致。
只有這樣不斷地“續”下去，天人之際才可以稱之為“備”。
古人行文說話之中多有省略，必須聯絡上下文細心體會，才能明瞭其中已被省略的內容。
《史記·天官書》“太史公曰”中使用了“天變”、“天數”、“天運”等詞，把“天文”之學變成了天人之學。他說：
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
這就是說歷代君王都要觀察天文星象，而對於天的變化以及天人的對應關係及其規律，則要由“聖人統理之”，所以這是一門專門而艱深的學問，非常人所能理解。
他又說：
孔子論六經，經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
在司馬遷眼裡，“究天人之際”和“通古今之變”，本來就是世主、聖人（如孔子）這種特定的人所關心的問題，他們關心天文，不是要當天文學專家，而是要從中掌握人類歷史發展演變的規律，亦即透過“究天人之際”來“通古今之變”，由此掌握所謂的“天道”和“命”。而含有這種內容的天道和命，“聖人”（孔子）並沒有公開傳授給學生，所以子貢說：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但不是絕對不“傳”，若“非其人”，雖“告”也不“傳”，若是“其人”，“不待告”也會“傳”給他。所以孔子關於“天道”傳給了哪個學生，誰也不知道，一般的學生只能慨嘆“不可得而聞”。
瞭解了天人之際的“大數”還不夠，還要具體觀察至少1500年的人類歷史，在《史記》中司馬遷觀察了自五帝以來的歷史，應不少於1500年，在《史記·天官書》中則主要依據春秋242年以及到秦幷吞天下、楚漢相爭、漢統一天下這一段歷史及其中發生的天文星象情況來說明問題，他提醒人們：
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
因為“天變”中必“有大運”，而這種天變中的大運“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
所以，“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為天數”一句，正好說明天文學就是“究天人之際”，所謂“三五”，即“天數”中的“三十歲、百年、五百載”，這幾個數字是人類社會歷史發生變遷的關鍵數字，“為天數”就是透過天文學掌握這些天變之數，然後才能“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
只有這樣，天官學才可稱“備”，這就是“天人之際續備”的“備”。
在這種天文學的“究天人之際”的“為天數”的研究中，歷史學的“通古今之變”等事，就自然而然能看出其變遷在數字上的轉折點了。
總起來看，天文學在司馬遷手裡已經變成了考察歷史“大運”的工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離開天文學就無從談起。因此可以肯定司馬遷把天文學與歷史學完全融合為一，這就可以透徹理解司馬遷撰述《史記》時所秉承的宗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完整含意與內在邏輯。
司馬遷把天文學與歷史學融合為一的思路，並不是他個人的獨創之見，中國古代各家各派各種學術都有這種特質，即無論它是什麼學問和內容，最終都要與人類社會之事關聯起來，換言之，中國古代學術是綜合的，整體的，不能分割開來。這正是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中所說的：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史記·天官書》對天文學的研究和總結，也不例外。正是因為遵循了這種精神，才能把天文學與歷史學結合起來。換言之，如果沒有《史記·天官書》的天文學，司馬遷的《史記》就只有“通古今之變”，而沒有“究天人之際”。反過來說，沒有“究天人之際”，在司馬遷看來，也不徹底“通古今之變”，此即二者的辯證關係。
《史記·天官書》中的“究天人之際”，為“通古今之變”服務，這與董仲舒《春秋繁露》裡從理論上論證天人關係有所不同，當然他們對於天人之間存在著密切關係的思想是一致的，因為那是當時人們普遍的知識。
司馬遷透過對天文學的具體記述來“究天人之際”和“通古今之變”，這與孔子說的“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是同一種精神，此即歷史學家的務實精神。
雖然《史記·天官書》所言的天人之際以及天數等等，幷不完全符合現代天文學的科學知識，但把宇宙之事與人類之事聯絡起來進行整體思考，這正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文化傳統，不能因為它不符合現代科學知識而忽略之。
這種整體思考在司馬遷《史記》中得到了完整結合，這是今人理解《史記》這部史學鉅著的價值與內涵的重要之點，也是今人理解中國古代史學、天文學乃至全部學術的重要之點。
其實，今天的科技也使人類逐漸認識到自己的各種活動及其生存狀態實際上與宇宙和自然環境（這在中國古代都歸“天”的範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人與天（宇宙和自然）相互影響和相互關係，不能只憑西方近代以來盛行的唯科學主義來定位和認識，否則人類的許多活動與“天”的規律相違背，就必然要受到“天”的處罰。
古人意識中的“天”，雖然有許多想象和推測的成份，但就人與天的關係而言，古人的許多認識即使在今天也需要重新認識和理解。
從這個意義上說，“究天人之際”，就不僅是歷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更是廣義的人文社會學科所要關注和研究的重大問題。
而與此同時，歷史學又擔負了重要任務，因為人類的活動都記錄在歷史學之中，如果沒有歷史學的研究和豐富資料，“究天人之際”及其更多的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也往往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從這個意義上說，司馬遷在《史記》中表現出來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精神仍有寶貴价值，不可忽視。現代的學術應該結合現代科學及其思維方式，對以往有所忽略或予以否定性評價的前人思想進行充分的理解。
司馬遷的名言，見《報任安書》
《報任安書》中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