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漢族人口為1,225,932,641人，佔91.51%。

在這片廣袤富饒的國土之上，竟有著近13億的同胞共同烙印著同一個印記，那就是“漢族”。那麼，對於此，我們不禁要問：

為什麼我們要叫“漢族”？為什麼不是“秦”、“唐”，或者更古老的“夏”、“商”、“周”？還有其他什麼文字代表我們民族嗎？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秦人艱苦卓絕，守西方諸戎之地，破韃虜，衛天子，乃封諸侯，開疆建國。“赳赳老秦，共赴國難”，秦歷三十幾代君臣篳路藍縷，終於開啟天下所向的一統江山，秦王更是取“三皇五帝”之名，自號始皇帝，論起武功，當立歷史一席之地。那我們何不稱自己“秦族”？

始皇帝

“心大天大地大，任我金戈鐵馬。閱盡千古風流，獨佔萬世瀟灑。”這有君主，雄才大略、謙遜賢明；這有良臣，大法小廉、匡扶社稷；這有武將，開疆裂土、保家衛國；這更有謫仙，妙筆生花、詩傳千古。商賈如雲、萬國來朝，它的君主是“天可汗”，它有著1237萬平方公里的疆域，東達薩哈林島，西至鹹海，北抵西伯利亞，南尋北緯18°。這是當之無愧的盛世，是當之無愧的天朝。那我們為什麼不稱我們為“唐族”呢？

大唐盛景

“定鼎中原第一功，巨瀾疏浚九州通。”上古之地，洪水滔天，生靈塗炭，大禹接過父輩治水的擔子，行走在九州大地，“三過家門而不入”，心下記掛的是天下生靈，腳下踏過的是濁浪滔天，終於，多年的辛苦，換來氾濫的洪水平息在汪洋之中，遂“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劃定九州的疆界，行走高山砍削樹木作為路標，以高山大河奠定界域，九州乃成。如此開萬世太平的偉績，我們為何不稱“夏族”？

大禹治水

“龜骨解衣傳國事，青銅無聲鑄蒼茫。”成湯以德立威，厲兵秣馬，勤政薄斂，體恤民情，“湯修德，諸侯皆歸商。”，在一切準備就緒後，先伐韋、顧，然後誅昆吾、夏桀，開啟500餘年的統治。商朝以甲骨文和金文記事，是目前發現的最古老的成系統的文字元號，既象徵著我們文明的一大邁進，又象徵著千古的中華文化屢濯越新。那為何不以“商族”作族稱呢？

甲骨文

青銅器

“法教宗門傳節義，國經民序易荒蠻。”商紂王荒淫腐化、奢靡成性、任用奸佞、殘害忠良，其罪罄竹難書，國人苦之久矣，於是，諸侯皆歸向周武王姬發，一同反抗暴政，在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率戎車三百，虎賁三千，甲士四萬五千與商朝七十萬大軍戰於牧野，周軍大勝，紂王於鹿臺身披珠寶玉器自焚而死。自此，武王開啟了一個跨越近800年的偉大王朝，歷32代37王，實行分封制、宗法制、井田制，維社會之序，傳夏、商兩代之禮制，教化萬民，將國民從荒蕪的高山大野聚攏，封疆建國，後世的孔聖人都盛讚其：“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一個連孔子的羨慕的朝代，其韻悠長，千年不絕。既如此，我們怎麼不稱“周族”呢？

西周禮樂器.編鐘

為什麼我們要以“漢族”自稱？為什麼歷史上這麼多朝代更迭，我們依舊要選“漢”這個字作為代表？我們在這片大地之上行走了千年，歲月給我們烙上的印記，我們又去哪裡尋找起源呢？

一、初露頭角

在滾滾的歷史洪流之中，能將一國之名流傳千古的，只有“漢朝”，漢族之名得於漢朝，這是毋庸置疑的。那漢朝之名又是如何得來呢？

漢高祖劉邦自斬白蛇起義後，一路高歌猛進，納賢良，收猛將，於漢元年十月，入軍咸陽，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在軹道（今陝西西安城區）旁，向劉邦獻上了傳國玉璽。秦朝至此滅亡，共立國15年零47天。而此時項羽也領兵直奔關中而來，到時兩軍相見，劉邦領軍十萬，如何和項羽的四十萬精兵相抗衡，在謀士張良的周旋之下，便有了那場刀光劍影的鴻門之宴，劉邦也藉此宴逃出生天。

鴻門宴浮雕

鴻門宴之後，項羽便領兵西進，項羽入咸陽，燒阿房宮、殺秦王子嬰。又分封各路將軍為王，劉邦被封為漢王，領地是巴、蜀和漢中共四十一縣，國都為南鄭（今陝西南鄭）。 劉邦被封為漢王，蕭何道：“天漢”，其稱甚美。

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漢”這一稱呼才初露頭角，所以，漢朝之名得於漢中，而漢中之名又得於漢水，那麼漢水之名得於何處？“漢”又有其他意義嗎？值得蕭何如此稱道。

“天漢”意即星空天河，為銀河代稱，類似的稱呼還有很多，如“銀漢”、“雲漢”、“霄漢”等，皆是指代的銀河或是浩瀚星空，意象宏大遼遠。

“漢”指星空還見諸於詩經之中，如：

《詩經·大雅·雲漢》——倬彼雲漢，昭回於天。

《詩經·小雅·大東》——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天漢

天漢

因此，要想搞清漢民族及其族稱的起源，就必須把探索的目光投向更為久遠的先秦時期，從大規模的民族群體開始形成的炎黃時代說起。

二、漢族族稱起源與流變的過程：

1、奠基期（先秦時期）

炎黃時代是一個食不果腹的蠻荒時代，再加上戰爭頻發，於是加快了各個小部落的聚攏，在那個時代，融入群體才是獲得生存能力的最大保障，因此也就逐漸出現了規模較大的一些部落集團。

當時究竟有多少部族集團，已無法確計，但就其大者而言，歷史學家認為可能存在有夷和夏兩大系統；或是江漢、河洛、海岱三大民族；亦或是有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

儘管眾說紛紜，但最終這些部落逐漸聚集，成為以炎黃集團為首的華夏族，這一點人們取得了一致的認同。

《左傳·定公十年》孔穎達疏：中國有禮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故稱華。

蘇秉琦先生更是推測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主要特徵的花卉圖案彩陶可能就是形成華族得名的由來，華山則可能由於華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

仰韶彩陶

同樣，華夏族實體形成於夏朝建立以前，而華夏族得名則在夏朝建立以後。

夏人、商人、周人共同構成了從炎黃部族發展而來的華夏族的主體，並不斷與蠻、夷、戎、狄等“四夷”之人融合，至周代時已形成以中原地區為中心，以禮樂文化為紐帶，自稱“華夏”、“諸夏”、“中國”的民族共同體。

在《左傳》之中多次提及的“華夏”一詞，既是他稱，又是自稱，說明其確已成為族稱，而蠻、夷、戎、狄等實際上就是華夏族以外其它各種民族共同體的名稱。

而之後“華夏族”逐漸由“漢族”取代，可見“華夏族”這一稱呼確實是“漢族”形成的初期代表，

作為漢族最早的族稱。“華夏”一詞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仍然起著漢族別稱的作用。直至今日，我們都還在使用“華夏兒女、華夏子孫、海外華人”等詞語，可見作為漢族最早族稱的“華夏”影響之深遠。

2、萌芽期（秦漢時期）

春秋戰國時期，群雄割據，戰亂頻發，500餘年的歷史竟有300多年都是在戰亂之中渡過，思想上更是百家爭鳴，流派紛爭，也正是如此，人們普遍表現了對大一統的嚮往。

大一統觀念的產生不僅將當時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趨於統一，而且加速了秦漢大一統局面的形成，為華夏族過渡發展到漢族，“漢”取代“華夏”成為漢民族族稱奠定了基礎。

秦統一六國後，建立了龐大的大秦帝國，其赫赫威名使得周邊各族、各國都稱中國人為“秦人”，其影響之深遠，直到漢時，仍可見這一稱呼。

秦功雖偉，奈何短祚，其影響雖大，卻遠不及代之而起的綿延407年的大漢王朝。所以“秦人”實際上只是從“華夏”到“漢”之間的一個過渡，最終的族稱依舊是“漢”。

漢族這一族稱的形成，還和司馬遷的《史記》密切相關，被魯迅先生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這部皇皇鉅著，上書三皇五帝之高光，下寫山河大川之一統，認定“人文初祖”為黃帝，天下各族皆為黃帝子孫，推崇多民族統一的和諧國家觀念，其目光之高，胸懷之大，影響之深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史記》為我們揭開“漢族”族稱來源的一層面紗，但遍閱其書，“漢王”、“漢吏”、“漢將”、“漢兵”、“漢卒”等詞彙隨處可見，卻不見“漢人”、“漢民”等稱謂。

漢太史司馬遷祠墓

“漢人”、“漢民”等稱謂始見於《漢書》：

漢武帝太初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復徵大宛，“聞宛城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宣帝建康中，魏相上書諫曰：“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元帝時，郎中侯應曰：“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

到了東漢，“漢人”、“漢民”等稱謂越來越多見：

光武帝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建武二十三年，匈奴奧革建日逐王比因未能立為單于，“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建武二十六年，“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

上述“漢人”、“漢民”無疑是指漢朝之人，同時也是指在華夏族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民族共同體。

作為一個以農耕文明為本的民族，在長期的與遊牧民族的交融、紛爭中，不斷強化著自我的民族意識，正是在一次次多民族交流中，民族獨立意識才逐漸凸顯出來。兩漢時期“漢”之族稱含義，更多的是代指的一個朝代，但隨著漢朝統治的終結，“漢人”一詞雙重含義中的朝代含義自然消失，其族稱含義終於明確起來。

3、整合期（魏晉南北朝至清末以前）

魏晉南北朝是繼春秋戰國時期之後的有一個大分裂時期，也是歷史上多民族大融合的時期，“漢人”一詞在這一時期應用廣泛。

西晉滅亡，隨著五胡十六國興起，北方遊牧民族鮮卑、匈奴、羯、氐、羌等入主中原，這是自華夏族形成以來的第一次。

接著又出現了南北朝分裂對峙的局面，南方由漢人建立的東晉、宋、齊、梁、陳相繼統治，北方由鮮卑等少數民族建立的北魏、東魏（北齊）、西魏（北周）管轄。

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民族融合的一個重要時期，各民族的大範圍流動、高強度對抗使得本已存在的民族稱謂更加清晰。

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漢化改革，遷都洛陽，“班賜冠服”，改從漢姓，“斷諸北語（鮮卑語），一從正音（漢語）”。孝文帝改革促進了民族融合，強化了“漢人”的族稱含義，陳連開先生認為，“漢人”確定無疑是民族名稱，大概是在孝文帝改革的時候。

北魏服飾

此外：

《北齊書》中有“漢輩”、“狗漢”、“漢老嫗”等稱；《北史》中有“漢家”、“漢地”、“痴漢”、“漢小兒”、“漢婦人”、“賊漢頭”、“空頭漢”等稱；《宋書》中有“漢女”、“山東雜漢”等稱；《南齊書》中有“不專漢人”、“母是漢人”、“通胡漢語”、“胡木漢草”、等語。

上述大量史料清楚地表明，“漢人”一詞在南北朝時期已完全脫離了“漢朝之人”的本義，用以指稱同鮮卑等遊牧民族相區別的民族共同體，並已完成了由他稱向自稱的轉變。誠然，上述史料也反映出當時民族之間不平等的事實，集中體現在鮮卑人對漢人的歧視上。

箇中緣由，本文認為主要有二：其一，鮮卑人入主中原，與漢人爭奪中國正統，故而有意貶漢；其二，鮮卑人生性剽悍，覺得漢人柔弱怯懦，故而輕視漢人。

恩格斯指出：

在長期的征服中，比較野蠻的征服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得不適應徵服後存在的比較高的‘經濟情況’；他們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還不得不採用被征服者的語言。

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交融的歷史程序充分證明了這一論斷，此後的歷史事實繼續證明著這一論斷。

隋唐時期繼續著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民族大融合。與其說隋唐是漢人王朝，不如說是以漢族為主的多民族的聯合王朝。隋唐時期，除了沿用“華夏”等稱謂，以及使用“隋人”、“唐人”等稱呼外，更多的還是用“漢”作為族稱：

《隋書·梁睿傳》：南寧州“其地沃壤，多是漢人。”《舊唐書·溫彥博傳》：朝臣多主張將突厥降人“分其種落，俘之河南，散屬州縣，各使耕田，變其風俗，百萬胡虜，可得化而為奴。”《舊唐書·元王壽傳》載鴻臚卿元王壽謂突厥頡利可汗言：“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得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

《舊唐書》中“漢”、“漢人”、“漢官”、“漢使”、“漢將”、“漢兵”、“漢軍”、“漢騎”、“漢俘”、“漢家”、“漢輩”、“漢疆”、“漢界”、“漢城”、“漢關”、“漢儀”、“漢法”、“漢天子”、“蕃漢”等名詞不勝列舉，唐詩中此類詞語也屢見不鮮，如邊塞詩人岑參詩云：“花門將軍善胡歌，葉河蕃王能漢語。”這些既反映出唐代民族交往之頻繁，民族關係之密切，也反映出“漢”這一族稱應用之廣泛。

五代繼唐，大量使用“漢人”、“蕃漢”等稱謂。

後晉天福中，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上表指斥石敬塘“稱臣奉表，罄中國珍異，貢獻契丹，凌虐漢人，竟無厭足。”契丹右僕射、平章事張礪“始陷契丹時，曾背契丹南歸，為追騎所獲，契丹主怒曰：‘爾何舍我而去？’礪曰：‘礪，漢人也，衣服飲食與此不同，生不如死，請速就刃。’”足見是時漢與契丹之間文化風俗差異之大，民族意識之強。遼宋夏金元是中國民族重組的又一重要時期。除“漢人”繼續作為族稱外，還曾以“燕人”、“南人”、“契丹”代稱漢人。經過長期整合，最後重新統一到“漢人”上來。

宋代蕃漢對稱：

王安石奏曰：“蕃部既得為漢，而其俗又賤土貴貨，漢人得以貨與蕃部易田，……蕃漢為一，其勢易調御。”

遼是以契丹為主體民族，契丹和漢人共建的政權。契丹族漢化程度頗高，最終完全融入漢族，遼末便有“契丹、漢人久為一家”之說。

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

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

金時“漢人”語義較為複雜，主要指原來遼國境內的漢人及契丹人、渤海人，這部分漢人因居於幽燕一帶，又被稱為“燕人”。居住在河南、山東被金新徵服之地的漢人稱為“南人”，而對宋朝人士則直呼“宋人”，有時亦稱“南人”。

從遼末金初到有元一代，“契丹”曾為“漢人”之別名。賈敬顏先生專門作文進行考釋，認為首先是漢人大量進入契丹地區而被契丹化，其次是契丹人大量南來漢人地區而被漢化，久而久之，兩者合而為一，漢人即契丹，契丹是漢人。

元代“漢人”一詞的含義更為複雜。據陶宗儀《輟耕錄》卷一記載，“漢人”竟有八種之多，排除重複者，再加上遺漏者，實際上有五種：契丹、高麗、女直、渤海、漢人。

元朝統治者將子民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其中漢人包括契丹人、女直人和原來在金統治下的北方漢人，南人指南方漢人和其它各族人。

遼金元三代“漢人”含義之複雜多變，恰從一個側面體現出這一時期民族交融之劇烈，漢族隊伍之壯大。漢族在遼金元時地位雖低，但陣容龐大，且同化力極強，三代統治民族中契丹族、女真族後來基本上消融於漢族，蒙古族也有不少人被漢族同化。正因為如此，所以不管時代如何變化，“漢”作為族稱一直延續了下來。

明清時期，漢族族稱不似遼金元三代那樣紛繁複雜。明代主要稱“漢人”，間或使用“華人”、“明人”、“中國人”等稱謂。清代漢族稱謂進一步單一化。“漢人”與“滿人”相對而稱，如順治諭曰：“滿漢人民，皆朕赤子”，而“華人”、“中國人”則包括滿人在內，並逐漸成為與外國人相互區別的稱謂。

綜上所述，從魏晉南北朝至遼宋夏金元明清，在長達一千六百餘年的時間裡，中國就像座大熔爐一樣不斷地陶冶、鑄造著中華民族。作為中華民族凝聚核心的漢民族不斷髮展壯大，其族稱經歷了由紛繁複雜到趨向統一的整合過程。到清末以前，隨著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漢族族稱的整合過程基本結束，但“漢”與“族”尚未組合成一個複合詞，“漢族”一詞尚未出現。

4、確立期（清末至民國）

在清末以前的中國典籍裡找不到“民族”一詞，“民”與“族”都是分別使用的，與“族”有關的詞彙有：

“種族”、“族類”、“部族”、“氏族”、“宗族”、“邦族”、“親族”、“家族”、“士族”、“門族”、“豪族”、“貴族”、“皇族”、“冠族”、“寒族”、“他族”、“外族”、“三族”、“五族”、“九族”、“赤族”等等。

在清末以前的中國典籍裡也找不到“漢族”一詞，稱呼不同的族群一般為“×人”、而非“×族”，如“漢人”、“胡人”、“夷人”、“滿人”、“苗人”等。雖能偶見“契丹族”、“羌族”、“回族”等稱謂，但並非普遍使用的族稱。“民族”、“漢族”等名詞在中國出現是在清朝末年。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屢遭列強侵略，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空前覺醒。

目前所知中國文獻中最早使用“漢族”一詞的可能是太平天國後期侍王李世賢《致各國領事書》。

最早使用“民族”一詞的可能是王韜1882年發表的《洋務在用其所長》一文，但都不具有普遍意義。

19世紀末，西方民族主義透過日本傳入中國，在民族危機、民族主義及日本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民族”、“漢族”等概念真正出現。1895年，被孫中山譽為“共和第一烈士”的陸皓東在《就義供詞》中慷慨陳詞：

蓋務求驚醒黃魂，光復漢族。

要知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

1897年，唐才常在《各國政教公理總論》中說：

成吉思汗“子若孫撫中原，以奴漢族”。

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中介紹日本著作時，大量使用了“民族”一詞，同時還使用了“漢族”、“蒙古族”等稱謂。梁啟超不是中國第一個使用“民族”、“漢族”等概念的人，但卻很可能是中國最早系統地闡述西方民族主義理論，準確理解“漢族”的族稱含義，並自覺地、經常地加以應用的人。

20世紀初，尤其是從1903年起，由於列強的步步進逼，清廷的腐朽無能，蘇報案和沈藎案的接連發生，使得滿漢矛盾驟然加劇，革命運動蓬勃興起。

革命派利用民族主義這面旗幟號召國人排滿反清，挽救中國。他們加大了宣傳民族主義的力度，掀起了繼西漢之後又一次尊崇黃帝的高潮，“漢族”、“黃帝子孫”等稱謂迅速成為流行語。

1903年眾多關於漢族的言論出現：

鄒容在著名的《革命軍》一書中大聲疾呼：“中國華夏，蠻夷戎狄，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區分人種之大經乎？”章太炎在《駁康有為書》中號召“漢族之仇滿洲，則當仇其全部。”蔡元培在《釋仇滿》一文中強調“吾國人一皆漢族而已，烏有所謂‘滿洲人’者哉！”劉師培在《黃帝紀年論》一文中認為：“欲保漢族之生存，必以尊黃帝為急。黃帝者，漢族之黃帝也，以之紀年，可以發漢族民族之感覺。”孫中山在《敬告同鄉書》中主張“四萬萬漢族之可興，則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

這些發表於同一年裡的言論，對於促進反清革命之功及宣揚大漢族主義之過，早有公論，不必贅言。我們只想指出“漢族”一詞在20世紀初被大量使用和廣泛認同的事實，這是“漢族”這一族稱確立的主要標誌之一。

“漢族”族稱最終確立的另一個重要標誌是“漢族”與“華夏”、“中華民族”等稱謂的徹底分離。

“中華”一詞起源於晉，《晉書》中至少出現過四次，是由“中國”和“華夏”複合而成，其義與“中國”、“華夏”大致相同。

20世紀初，就在“漢族”一詞開始普遍使用時，“中華民族”一詞誕生了，其最初的使用者是梁啟超、章太炎等人，最初的含義與“漢族”相同：

1902年，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說：“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這可能是“中華民族”一詞首次出現。1905年，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認為“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通俗稱所謂漢族者”。1906年萍瀏醴起義檄文中稱“中華漢族”，乾脆將“中華民族”和“漢族”合二為一，形象地詮釋了二者的一致性。

中華民國建立後，滿漢矛盾消解，“五族共和”說大倡，“中華民族”一詞的含義發生變化，開始指代更高層面上的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共同體。

1919年，孫中山在解釋民族主義時說：

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於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

將“中華民族”與“漢族”區分為不同層次的民族概念，視中華民族為漢、滿、蒙、回、藏等民族合成的多民族的共同體。

20世紀20、30年代，中國出現了一個研究中國民族史的小高潮，發表出版了一批學術論著，如梁啟超的《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王桐齡、呂思勉、宋文炳、林惠祥等人分別撰寫的《中國民族史》。其中梁氏之作可謂中國民族史研究的開山之作，王、呂、宋、林等人都是循其思路編寫《中國民族史》的。

這些著作從學術角度進一步確立了“漢族”族稱。1934年，呂思勉在《中國民族史》一書中不贊成把“華”、“夏”、“漢”等而同之，用“華族”、“夏族”來替代“漢族”作為族稱的做法。他認為：“漢字用為民族之名，久以不關朝號。如唐時稱漢、蕃，清時稱滿、漢，辛亥革命則有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說是也。此等豈容追改？夏族二字，舊無此辭，而華族嫌與貴族混”，力主繼續使用“漢族”作為族稱。其論說理透徹，頗有見地。此後“漢族”與“華夏”、“中華民族”等曾經指代漢族的稱謂徹底分離，成為漢族唯一的族稱，沿用至今。

縱觀漢族族稱起源與流變的過程，我們或許可以達成以下幾點共識：

第一，“華夏”、“漢人”、“漢族”等稱謂是一個存在著內在邏輯關係的整體，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漢族”這一族稱開始出現並廣泛使用距今不過一個世紀，但其前身“漢人”、“華夏”等稱謂卻存在了上千年。如果沒有“華夏”、“秦人”、“漢人”、“中國人”、“華人”、“隋人”、“唐人”、“宋人”、“燕人”、“南人”、“契丹”等稱謂，就不會有今天“漢族”這個族稱。只有從整體上去動態地把握上述各種稱謂之間的關係，才能系統地認識漢族族稱的來龍去脈，才能準確地理解漢族族稱的豐富意蘊。

第二，漢族族稱經歷了由他稱到自稱，由自在到自覺的演變，是在漢族與中國境內外其它民族的交往中逐漸確立起來的。

第三，漢族族稱的起源與流變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漢族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歷史，這正是我們考察漢族族稱源流的重要意義之所在。

第四，漢族族稱凝結著中華兒女的心血和智慧，作為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中起著凝聚核心作用的主體民族，漢族必將同55個兄弟民族一起迎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青藜在此，新試小爐煨濁酒，飛雪竹廬，願同君一笑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