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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世說新語》這部古書,可以瞭解東晉時的學風情況。

明代版本《世說新語》

1、東晉時佛學與玄學興盛,使南北的學風發生變化。

《世說新語·文學》篇記載:

褚季野(裒)語孫安國(盛)雲:北人學問,淵綜廣博。

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

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南方重清談,偏重義理,北方清談不盛,沿襲漢代的學問方法,重視訓詁章句,北方也有佛教,但與南方不同,看重佛教的法術和修練,南方的佛學則重視談玄言玄理,是內心省悟式的方法。

褚與孫所說的南北方學問之特點,還是說各自的優點,而支道林的比喻,則是站在南方人的立場上,一褒一貶:顯處視月,所見不過爾爾,是枝節的東西;牖中窺日,直接就看到了要點和核心,可知他更推重南方的學問。

2、南方學風的特點

南方的學問與方法,以及他們所愛讀的書,如老、莊、易及佛教的義理之書,整體上導致了獨特的風格:既有深邃的義理,又在語言和表達上富有情趣,多有文學色彩和藝術性,而不象北方沿襲的漢代經學那樣枯燥。清談所以引人入勝,這也是原因之一。所以南方士人以清談為高雅之事,人人喜好熱衷,樂此不疲。成為南方士族日常生活中的組成部分。當時的士族通常通宵達旦,揮塵清談,甚至殫精竭慮,至病不覺。

《世說新語·文學》篇載:

林道人(支道林)詣謝公(謝安),東陽(謝朗)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

其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雲:

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

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雲:“家嫂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不能使朝士見她)”

謝朗幼時喪父,其母早寡,謝安收養其嫂與其子。謝度朗還是小孩子,而且剛剛病癒,就與支道林辯論玄學問題,但這類問題非常深奧,使人動腦過甚,影響身體,所以其母親才這樣做。

而謝安也覺得其嫂愛兒心切,值得表彰,但因為她是女的,不便讓朝士與之相見。

這樣的學問深入士族的生活,使他們的子弟在幼年時就深受影響,為之入迷。就像現在青少年上網成癮一樣,這就影響了他們的思維。

《世說新語·言語》篇載: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一是孫子,一是外孫),皆少而聰惠。

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顧和偏愛孫子,外孫不滿)

於是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

見佛般泥洹象(圓寂之象,即逝世時的畫象),(畫中佛的)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

和以問二孫。

張玄之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得到佛的親愛,就因為佛死了而哭泣,沒有得到佛的偏愛,則不哭泣。這是張玄之解釋的理由,實際上是表示對外公偏愛其孫的不滿)。

顧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顧敷明白張玄之的意思,就用佛理來反駁他。所謂忘情不忘情,就是佛教的義理之一,要人忘記世俗的人倫之情,專心求認佛性,能夠做到的就是忘情,因此不會因釋迦牟尼的逝世而哭泣,認為那是解脫,不是死亡。

此事說明當時士族子弟受玄學與佛學的影響之深,很小年紀就知道這些比較深奧的道理,並能在實際的言談中運用起來,而這也是當時名士清談愛好辯論的風氣之影響。

3、清談的文學情趣之例:

《世說新語·言語》篇載: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路上經過何處)。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淡。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道壹,竺道壹,東晉名僧。他在途中遇到下雪,其他人問他一路有何感觀,對此事他既說事,又說佛理,非常形象而且藝術。因為他說話講究聲音美和詞彙的美,所以這樣的小事,他也能發揮為名言:

慘淡,是他使用文辭的講究,這裡語意雙關,即指景,又指情。下雪時山河慘淡,是景,人對此而有傷懷,是情。風霜具體如何,固不用說了,重要的是的風景慘淡,和人的心情慘淡了。這是頭兩句的言外之意。

後二句,則是用佛教的“剎那”之義,感嘆事物變化之快,郊邑,是指都下,即金陵,東晉的都城,他從這些離開,當時還是秋景,即飄瞥,秋風葉飄之象。而到了東山,不過幾天,則林岫已是皓然之象,一片白色。變化之速,讓人感嘆,沒有什麼永恆的東西,都是剎那之間,事物就變了。

人生也是如此,所以佛教要人追求彼岸,不要顧戀此世,就是要看破這一點。所謂看破紅塵。

從道壹的話,可以看出當時名僧名士言談非常清雅,他更講究遣詞造句的整齊對仗,音節優美,詞彙文雅。這就是當時清談家的特有的風度。

清談在佛學玄學的影響下,使名士能以說出出人意料的機智的名言為樂事。這也是當時的風氣之一。

《世說新語·言語》篇載:

庾公(庾亮)嘗入佛圖(寺),見臥佛,曰:此子疲於津樑。於是以為名言。

此子,指佛。臥佛,很多佛寺裡都有臥佛之象。別人看了,說不出什麼名言,庾亮是當時有名的文學家,他能說出別人說不出的名言,說:

這人普渡眾生累了,才躺在這裡睡覺。

佛教裡說佛要普渡眾生,如同幫助人們渡過苦海大河,為人們提供橋樑和船隻。津樑就是這個意思。

不僅言談要有文采,更要有機智:

《言語》篇載: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

道人何以遊朱門?

答曰:

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劉尹是諷刺竺法深(南朝梁時的名僧),簡文就是梁簡文帝。朱門是權貴之門,你佛教說要看破世間的榮華富貴,為何卻來朱門中做客?

竺法深當然不能被他問倒,於是他這樣回答,同樣是用佛理:

世俗的眼光,這是朱門權貴之家,在我們佛教中人看來,權貴的朱門與窮人的草房沒有什麼區別,我不是因為它是朱門才來這裡的,我是要來普渡眾生的,包括當皇帝的人。

類似的還有:

《世說新語·排調》篇載: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這個僧人是西域的胡人),王丞相每調之(嘲笑他,說他目深鼻高的樣子,與中國人的長相不一樣),僧淵當然不能被他嘲笑,就用中國文化中的說法來回答他:

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靈和清,都指人的精神才智的聰明與高潔,你嘲笑我的長相,我則說明這是我的靈清。

《世說新語·言語》篇: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不合適)。

支曰:貧道重其神駿。

魏晉以來,對人物的評價,有一個標準,器朗神俊。

器即才器,講究清朗,要曠達奔逸,神指人的精神氣質,講究俊秀,要超凡脫俗。於是神俊,就成了一個固有名詞,專指人的風度氣質。

有人看支道林養馬,就說你不該養馬,支道林當然要為自己辯護,就說:

我養馬不是為了馬本身,只是看重它的神俊,欣賞它的特有的氣質。

後來唐玄宗時有昭陵六駿,指六匹最好的馬,這樣命名,可以說與支道林養馬而重其神俊有關。

青騅

白蹄烏

拳毛騧

颯露紫

什伐赤

特勒驃

昭陵六駿,唐太宗的六匹戰馬:颯露紫、捲毛騧、白蹄烏、特勒驃、青騅、什伐赤。李世民登基後為自己修陵園,將六馬的英姿刻於石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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