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是獨尊《春秋》公羊學
漢武帝採取獨尊儒術的國策，是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一次最重大的國策轉向，其直接原因是因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上書，據《漢書·董仲舒傳》，漢武帝即位後，想傳之無窮，施之無極，而夙夜不寧，所以要各地推舉賢良文學之士，向他們尋求治天下的根本之道：“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於是董仲舒三次獻上對策，史稱天人三策，他最後的結論是：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由此促使漢武帝下決心採取“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國策。
從董仲舒的結論看，他的根據是《春秋》學，這又說明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是以儒家《春秋》學為核心的。而《春秋》學在漢代並不是只有一家，董仲舒所治的《春秋》學，則是其中的一家，《春秋》公羊學。即《史記·儒林列傳》所說：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可知，漢代獨尊儒術，是以春秋公羊學為中心的儒術，這與後來所說的儒術是完全不一樣的，如後來號稱“新儒家”的最盛行的程朱理學，就根本不以《春秋》公羊學為中心，而是以所謂四書五經（四書為《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五經為《詩》《書》《禮記》《易》《春秋》，這裡的《春秋》包括《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三家）為中心。
可知，在不同的時代，儒術有不同的內容，不能簡單地以為是一回事。而漢代所說的儒術，就是後人所說的儒家學說。
根據上面的古書所說，可知漢武帝獨尊儒術而罷黜百家，是聽了董仲舒的建議，把儒家的《春秋》公羊學作為國家的正統學術，用來統一人們的思想，教化人們的心智。
百衲本《漢書·董仲舒傳》
董仲舒論禁絕百家
2、《春秋》公羊學的核心是什麼？
那麼，當時所講的《春秋》公羊學，又是怎麼回事？它與孔子又有什麼關係呢？
據《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是說根據當時他所見到的史書，編成《春秋》。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得更清楚：孔子明王道，於七十二君莫能用，故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這是說孔子根據魯國的史書而編成《春秋》的，但他編成的《春秋》有一個特點，就是文辭非常簡約（約），而把他所認為“煩重”的文辭都刪（去）了。而他篇成《春秋》的目的，則是“制義法”，要使“王道備，人事浹”，也就是讓《春秋》包含完備的“王道”，能用這種“義法”來評價各種人做的事（人事浹）是不是合乎王道。這種評價，是要數百年來天子乃至諸侯的行為（所謂人事）進行刺譏褒貶，所以不能全都明明白白地說出來（不可以書見）。
這樣一來，人們理解《春秋》就成了問題，所以左丘明怕人們誤解了《春秋》，失其真，又根據孔子的“史記”即《春秋》，又把孔子已經“去”掉的“煩重”，重新寫出來，就成了所謂的《左氏春秋》一書。
但《左氏春秋》是不是真的就完全符合孔子的《春秋》，也是問題，因為對照《公羊春秋》，就知道左氏和公羊氏對《春秋》的理解和解釋，是完全不一樣的。
到漢代的董仲舒，他又寫文章來解釋《春秋》，這就是他的《春秋繁露》，即諸侯年表中所說的“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由此看來，漢武帝獨尊的是《春秋》公羊學，因此在漢代，《左氏春秋》並不受重視，甚至不少學者認為後來出現的《左氏春秋》是一部假書。這證明漢代以《春秋》公羊學為正統，當時所謂的儒術以《春秋》公羊學為中心，又與後來所重視的四書五經之儒術大不相同。
雖然獨尊儒術時，立了五經博士，包括《易》《書》《詩》《禮》《春秋，但各經隻立一家，如《春秋》就隻立公羊一家，沒有《左氏春秋》的地位。
根據古書的這些記載，我們就清楚了：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本來內容是以《春秋》公羊學為中心的儒術，與後來偏重於四書的儒術，是完全不一樣的。
今天很多人大講儒學，人們就要問一問：你講的儒學是什麼儒學？要知道儒術或儒學二字，在不同時代，有著完全不同的內容，不能混為一談。
3、孔子的《春秋》學，其核心內容是什麼呢？
這個問題也要根據古書的記載來搞清楚。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
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雲：黜夏、親周、故宋（宋就是殷），史公正本董生之言。《公羊》宣十六年傳：新周，清代學者惠定宇認為當作“親周”，不是新周。）
運之三代（夏商周），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晉文公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某者以《春秋》，而罪某者亦以《春秋》。”
《史記·孔子世家》中論《春秋》
根據這裡的記載，可知孔子作《春秋》，是要對歷史上的人們（主要是諸侯及貴族）的種種行為進行褒貶，做得好的，就褒讚，做得不好的，就貶斥。
由此而向後世的帝王啟示一種王道王法，即所謂的《春秋》之義，透過根據《春秋》之義的褒貶，而使天下的亂臣賊子害怕，不敢再亂來，再做壞事。
孔子在《春秋》中用辭極為嚴厲，不讓弟子們參與修改（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正是因為孔子對歷史上的諸侯與貴族大人們的種種行為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春秋》中的褒少而貶多），要後來的帝王按照他的《春秋》之義做人做事，這就會引起這些帝王貴族及大臣的反感，所以他說：“後世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
《史記·太史公自序》中也說：
（《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這是說孔子的《春秋》是為天下的天子到大夫立下一個儀表（行為規範），但這種儀表，光用空洞的理論來說，是無力的，是蒼白的，不如用實際的事例來說明更為有力，更深切著明，更能讓人們明白其中的儀表之理。
而這個儀表，在政治上有莫大的作用，所以說是王道之大者。它的作用，就是用道義來撥亂世而使返回到正道上來。由此就可以明白孔子修《春秋》的目的所在，也就可以明白漢武帝為什麼要把《春秋》公羊學作為儒術來獨尊了。
《太史公自序》又進一步說明《春秋》對於中國社會的重要作用：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
這是說在中國社會里，從有國的天子諸侯到他們的大臣，再到家庭中的父親兒子，都不能不知《春秋》之義，否則就會做出種種壞事，引起種種災禍。
所以《太史公自序》又說：
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
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這是說人們如果不遵守《春秋》之義，就會形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結果，而這就是天下最大的四種錯誤，《春秋》則要用它的道義來批評這四種惡行，使他們不敢迴避或辯解，由此說來，《春秋》又是天下國家與社會的禮義之大宗（根本），整個天下國家與社會都不能不遵守它。
至此，又可看出“獨尊儒術”的深刻用心所在了。
孔子做《春秋》，《孟子》中也有論述，據此可知《春秋》在儒家學說中的地位：
《孟子·滕文公》下篇中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孟子看得非常清楚，孔子作《春秋》，就是對亂臣賊子的各種邪說暴行進行毫不留情的批評痛斥，並要透過《春秋》的這種批評痛斥，而使亂臣賊子們在內心感到害怕。
《孟子·離婁》下篇中又說：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這是說孔子作《春秋》，是根據魯國的史書《春秋》。當時諸侯各國都有自己的史書，雖然史書的名稱不一樣，但都是記載本國曆史的書，孔子只是根據魯國的史書《春秋》而編纂了他的《春秋》，所重視的不是“事”和“文”，而是其中的“義”。
事是有關史事的記載，文是記載史事的文辭，這在孔子看來，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史書記載過去人們各種行為的善惡，以及批評和褒貶這些行為之善惡的“義”，也就是前面說的“王道”與“道義”。
孟子像
《孟子》書的註疏
這也說明了中國古代歷史書的根本價值就在於對人們行為的褒貶，而不是為後人講歷史故事。
今天我們看很多講歷史、講儒學的書或影視節目，就要問一下：他們秉持了什麼“義”？他們對歷史人物的行為，有自己的評判之道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