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以來，世家大族在政治中崛起，從累世經學到累世公卿，逐漸壟斷了從地方到中央的選舉，最終形成了“九品中正制”。在世族門閥的把持之下，選舉毫無公平可言，正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到隋唐時期，這樣的選拔制度已經失去了甄別、選拔人才的作用，於是科舉制度應運而生。科舉制度起於隋成於唐，隨著庶族地主在政治上的崛起和舊門閥的衰落，科舉制度成為唐代知識分子，改變命運，參與國家政治的重要平臺，金榜題名由此成為許多讀書人為之畢生奮鬥的目標。
隋煬帝設立進士科開啟了近1000年的科舉選拔制度
“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進士科的榮耀
唐代科舉考試分為常舉和制舉，其中制舉是根據朝廷臨時需要而不定期舉行的人才選拔考試，機會難遇，錄取名額少，不是讀書人進入仕途的主要途徑。與制舉不同，常舉定期舉行，以進士科和明經科為主。明經科只考“帖經”，重點考查對儒家經典的熟悉程度，在考試時往往隱去前後，只留一行，再刪去三個字，要求考生作答。考生只有十分熟悉經書內容，才可透過。可見，只要下死功夫，加上記憶力好，考中明經科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唐代明經科的錄取人數十分之多，錄取率高達十分之一二，有“三十老明經”的說法。與明經科不同，進士科考試內容較難，錄取率只有百分之一二，故有“五十少進士”之說。
“進士科”雖然難考，但只要考中，便是風光無限。大唐的進士們在透過禮部考試後，朝廷會在曲江款待士子，所食之物“四海之內，水陸之珍，靡不畢備”。進士們一個個神采飛揚，引來長安市民的羨慕，更有達官顯貴，富商巨賈，在這些新晉進士中，為自己的女兒尋找“東床快婿”。如此一來，不少士子不僅考場得意，而且便抱得美人歸，一時間萬眾欽羨。
帖經、詩賦、策論—唐代進士的“十八般武藝”
進士科如此風光，自然引得無數英雄競折腰。但是，在唐代成為進士絕非易事，非要歷經“九九八十一難”方能取得真經。在唐代參加科舉考試首先要取得地方官學的生員資格，京師子弟需“崇文館、弘文館、國子學、太學”的推薦。地方學生則需要州縣學校的推舉，如果沒有上過官學，就必須要取得州縣地方政府的推薦。因此，一個讀書人要參加大唐科舉，就必須要在學校表現優異，或者有門路去獲得地方官員的推薦。
與明經科不同，進士錄取須考三門，一曰帖經、二曰雜文（唐代一般要求為五言律詩和賦）、三曰策論（主要包括時務策和經策，考政治策論和儒學學術論文）。這就要求考生不僅要熟悉經文，還要精通詩賦，熟悉大唐典章制度，關心時事，並對儒學經典有著很深的理解才行。其中，詩歌和賦的寫作能力是朝廷最為看重的，但文學創作帶有一定的偶然性，憑藉一次考試，往往不能反映出一個人的真實水平。由此，唐代“行卷”之風盛行。
武后時期庶族勢力崛起，成為推動科舉制度發展的重要力量
幾家歡喜幾家愁—“行卷”的故事
所謂行卷之風，是指士子們在考試之前，帶著自己的作品拜謁當朝顯貴，在科舉考試中為自己請託，以便高中。所以王公大臣往往被士子們求為知己，門庭若市。寒門士子帶著破帽，騎著瘦驢，三五成群的拜訪達官顯貴的府邸，在離府邸百步之遙的地方，向府邸的僕役遞上自己的名刺（唐代的名片）。如果等不來答覆，就要重複以上過程，稱之為“溫卷”。若再無迴音，士子們就得在顯貴外出之時，拜倒馬前直接請願。這種行為自然遭到門閥特別是關隴貴族子弟的鄙視，甚至於到唐末形成了以李德裕為首任子黨和牛增孺為首進士黨的“牛李黨爭”。
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
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杜子美道出無數士人心酸
唐代行卷之風盛行，對於考試雖不公平，但也有其合理之處。開元二十九年，韋陟任禮部侍郎，主持科舉考試，積極推動行卷之風，並發表了一番“高論”。
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文，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以常試考核，片善無遺，美聲盈路。——《新唐書·韋陟傳》
從歷史上看，確有不少傑出人才透過“行卷”，被髮掘出來。譬如，王維在科考前就拜訪過唐睿宗的第四子岐王李範。李範對於王維的詩作十分欣賞，就將其推薦給九真公主，讓她去給王維請託。為了使王維一鳴驚人，岐王還精心設計了推薦方案。鑑於王維彈得一手好琵琶，岐王讓他帶上新寫的詩作，並譜了一首琵琶新曲，去公主府邸演奏。果然王維精湛的琴術和行雲流水的詩篇打動了公主。
是日，諸伶擁維獨奏，主問何名，曰：“《鬱輪袍》。”因出詩卷。主曰：“皆我習諷，謂之古作，乃子之佳制乎！”延於上座，曰：“京兆得此生為解頭，榮哉！”力薦之。——《唐才子傳》
果然，王維於開元十九年狀元及第，後升官至門下省給事中。
除王維外，白居易的行卷也是相當成功。白居易參加進士考試時年紀較小，年僅28歲。在考前拜謁當朝詩人顧況，顧況見白居易年輕，於是調侃起來。其曰：“長安百物皆貴，居大不易。”不過他很快就轉變了態度。
及攬詩卷，至“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嘆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難，老夫前言戲之耳。”果然在顧況力薦之下，白居易於貞元十六年得中進士，並寫下“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的名句。
既有“行卷”成功的，則必有“行卷”失敗的，如果行卷之時得罪了舉薦人，還可以東山再起的話，得罪皇帝就只能抱憾終生了。孟浩然是盛唐著名詩人，早在參加科舉考試之前就已經名滿華夏。李白曾有言曰：“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然而，他的仕途還未開始，就結束了。根據《唐才子傳》的記載，不惑之年的孟浩然來到長安，立刻就引起了轟動，王維、張九齡，都自願為其引薦。就在孟浩然的仕途看似一帆風順之際，一件突發事件改變了他的命運。一日孟浩然在王維府邸做客，玄宗突然駕到，孟浩然一時驚慌，竟然藏在床底。王維覺得機會難得，便將此事上奏玄宗。對於孟浩然玄宗也是久聞大名，表示十分高興，讓孟浩然來見。
見到孟浩然後，玄宗命孟浩然將近作展示，誰知孟浩然詩中竟有“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的詩句，玄宗很不高興，當即表示“卿不求仕，朕何嘗棄卿，奈何誣我？”。於是孟浩然終生也沒能再獲取功名，不得已在張九齡手下做了一名沒有編制的僚屬。
身言書判—邁上仕途的最後一關
完成禮部的考試，取得功名，僅僅是獲得了任職資格，而要真正成為一名官員，士子們還需透過吏部考核。吏部考核以四才為主：“一曰身，取其體貌宏偉；二曰言，取其言詞辯證；三曰書，取其書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才的考察屬於吏部的銓試，透過之後，才能對合格之人擬定職位。四才之中，身言有著很強的主觀性，幾乎全靠印象，故並不作為考銓的重頭戲。“書、判”才是吏部考銓的重點。
《通典·選舉三》：“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查其身言。”在具體考察的過程中，體貌、言辭的考察流於形式，以此杜絕以貌取人現象的發生。“書”則透過判文的書寫進行考核，實際上合二為一。唐代政府對於官員的判文十分重視，參加吏部考核計程車子必須要精於書法，熟悉判文。隨著科舉制度的勃興，判文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要求“務為駢四儷六，引援必故事，而組織皆浮詞”實際上也是看中文學水平。
於是“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為貴，古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洪邁《容齋隨筆》
經吏部考銓為優等的進士們，則可以直接留在長安，進入秘書省，弘文館等衙門，完成鯉魚躍龍門，光宗耀祖的人生華麗轉變。
綜上所述，在唐代知識分子要想走功名之路，就必須要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不僅要對儒學典籍爛熟於心，還要苦練書法，寫得一筆好字。無論是禮部主持的科舉考試，還是吏部組織的考銓，所重視的都是士子們的文采和廣博的知識。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唐代文學、藝術、思想的繁榮，成就了璀璨奪目的唐代詩歌。當然，我們也要看到作為選拔制度，唐代科舉在考試資格確定，考場紀律等方面還存在著許多缺陷，特別是行卷之風對於考試公平性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不過，這並不能否定唐代科舉對於盛世政治文化和優雅人文生活的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