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著名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其《論集體記憶》一書中強調:「我們儲存著對自己生活的各個時期的記憶,這些記憶不停地再現。透過它們,我們的認同感得以終生長存」。
書籍,往往是尋找和記錄集體記憶的富礦。然而,存在一種特別的書籍,它既凝結了國民的集體記憶,又能在不經意間影響一個人一生的選擇,同時,它是如此的普通和習以為常,以至於經常讓我們忽視。
這本獨特的書籍,便是每個人一生中獲取知識的起點——「教材」。
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人教版教材幾乎伴隨著每個中國人的成長,在這小小的課本與宏大的集體記憶之間到底存在著怎樣的關聯,正是紀錄片《新中國課本》試圖解剖的命題。
方寸之間的篳路藍縷作為國家制度體系下的知識啟蒙讀物,教材編寫本身與教育的時代大變革息息相關。每一套教材的面試,都是一代人奮鬥努力的篳路藍縷。
五十年代的新中國,教科書事業的主題,是開創。
在那個年代,與新中國一起成長的孩子們被稱為「祖國的花朵」。「祖國的花朵」必須接受新的教育,因此統一編寫的新教材從新中國成立伊始便提上了日程。
1950年12月1日,經中央批准,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成為國內教科書事業的里程碑。
1951年秋季,人教社完成了第一套中小學通用教材的編寫。新中國教育事業也由此進入了教材統一出版、統一使用的新時代。在這版教材中,無論是選文還是插圖都呈現出昂揚向上的新氣象。
在八十年代,教科書事業的主題,是現代化。
第五套統編全日制十年制教材自1978年出版,從其服役到徹底退役,前後使用長達近20年。
為了完成這套教材的編寫,使全國師生們能夠在1978年秋季開學能夠使用,教育部發出200多封緊急調令,從各地抽調有經驗的專家、編輯參與編寫工作。
為了能夠獲取國際最新教育資訊,經鄧小平提議、李先念同意,10萬美元的外匯被中央特批用於在全世界採購各類教科書。多達8000多本的各國教材,讓編輯們如飢似渴的閱讀,並對國內教材內容進行了大刀闊斧的修訂:
「1978年的中學數學大綱和教科書中,首次出現了『微積分』的身影;我國的高中生物教科書第一次跨入了分子水平;在地理高中教材中,第一次以『人地關係』為主線來貫穿地理環境的各個要素…… 」
這些先進內容的引入,是新中國教科書歷史上第一次開始與世界接軌的標誌。
而在當下,教科書事業的主題,是抗疫。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為阻斷疫情向校園蔓延,教育部發出「停課不停學」的通知。無論是湖北省五峰市漁洋關鎮的柯恩雅,還是北京市豐臺區的王鴻儒,有多達1.8億的中小學生與他們一樣,在這一年都是透過線上學習完成了大部分學習任務。
而「停課不停學」之所以能夠實現,有賴於人教社及時上線了600多種春季教科書的電子版和其他數字資源免費下載和瀏覽。
無論哪個時代,最令人動容的是每套教材背後凝結著的無數編纂者們的使命與擔當。
相容幷蓄背後的與時俱進與最誠摯的使命感相伴隨的,是最與時俱進、相容幷蓄的教育理念。
在《新中國課本》中,我們看到,一代又一代的教材緊隨時代需求而創新,並博採眾長,努力在相容幷蓄中,為不同年代的孩子們點亮啟蒙的明燈。
在50時代初期,人教社依循蘇聯教育經驗,將「語文」拆分為「文學」與「漢語」兩門課程。時至今日,當我們翻閱當年的《文學》課本時,依然會被書中的內容所震撼。
這本由著名散文家吳伯簫負責編寫,茅盾、老舍等文學大家參與的《文學》教材囊括了國內外各種經典著作。這套堪稱有史以來最厚實的初中教科書,後來也成為了孩子們競相傳閱的課外讀物。
而在八九十年代,藉助改革開放的春風,人教社力圖將西方的先進教材編寫經驗與中國的實際教育現狀相結合,為教材的編寫帶來了新的氣息。
在小學數學課本上,我們第一次看到愛提問題的小貓、愛動腦筋的小象等可愛的小動物形象。
在初中英語課本上,兩個耳目一新的人物成為了許多8090後的共同記憶——李雷與韓梅梅。
正如音樂人徐譽滕所說:「我們小的時候,他們也是小時候的樣子。我們長大了,他們也是長大了一些的樣子,整個一套書彷彿就是一串人生故事。一直到現在為止,『80後』有一個獨特的打招呼方式,就How are you?Fine,thank you,and you?」
而這本印證一代人記憶的教科書,亦是我國第一次採用中外合編的形式編寫的英語教科書。
進入新時代以來,編寫的理念繼續隨著時代而更迭。《新中國課本》第三季集的標題,可謂一語道破當下教育事業的核心:
「鑄魂育人」。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大中小學的教材建設提升到了「國家事權」的戰略高度。這其中,《道德與法治》《語文》《歷史》三科成為了新時代教材改革的重中之重。
在這種理念下,我們看到,諸如《吃水不忘挖井人》《朱德的扁擔》《黃繼光》這些的紅色經典,得以在新時代煥發新生,為培育當代中小學生的價值觀貢獻自己的光與熱。
我們也看到,人教社把這種「文化基因」帶到了澳門。如今,人教社參與編寫的《歷史》《品德與公民》已經被澳門所有學校列為必修課目。
理念更迭下的教材,不正是中國重新走向世界、引流潮流的某種縮影。
教材的內容因時而變,但教材編書人的精神,卻有著譜系般的傳承。
91歲高齡的梁俊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學語文室原編輯、副編審,在談到第一套人教社教材的編寫過程時,她談到:「我們那時候閱讀量挺大的,各種報刊、雜誌都得閱讀,然後從中選擇」,為的就是讓新教材能夠體現出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價值觀。
正是編寫者們廣泛的閱讀、細緻的求索、縝密的調查研究和矢志不渝的精神,鑄就了一套又一套具有國民集體記憶基因的經典教材。
正如這70年,我們見證了一個教育大國的崛起,未來中國課本也必將為加速推進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迸發出更加強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