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數千年，中國是唯一一個傳承至今，還閃耀著光輝的文明。因為中國實際上是一個文明，所以才沒有斷絕。而歐洲的帝國只是一個國家，所以終將滅亡。中國以中華文化為國家的核心凝聚力，是永恆不滅的。因為中華文化的包容性極強，認可中華文化的，那就是中國人，無論血統，不分宗教。
中國為什麼能在春秋戰國的歷史發展中走向統一，並在以後兩千多年的大多數時間內保持了統一，而歐洲卻在羅馬帝國垮臺後始終處於分裂局面？面對這個問題，人們首先會想到地理因素。在春秋時代，中國的核心地域東鄰太平洋，西靠重山峻嶺，北為大漠，南是蠻夷之地，其面積僅僅在150～200萬平方公里之間。相比較而言，歐洲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從古希臘開始就涉及到北非、西亞、東歐等地，其面積可達春秋時代中國的近十倍。統一這一"任務"對歐洲來說顯然要艱鉅得多。地理條件雖然重要，但卻不是決定性因素。比如，印度次大陸的面積200多萬平方公里，且四面都與外界有很大的隔絕。從地理來說，其形成統一的條件應該與中國差不多，但是印度卻在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長時間的統一，而第一次把全印度持久地"統一"起來的竟然是大英帝國治下的東印度公司。
此外，在秦朝統一之初中國的核心地域有限，雖然統一之後中國的版圖不斷擴大，有些朝代的地域甚至大大超過了今天中國的版圖，但是古代中國版圖的增大並沒有摧毀中國的大一統局面。因此，地理條件顯然不是決定中國統一和歐洲分裂的根本性因素。以下，我想就中國是怎麼獲得統一以及這大一統局面是怎麼得以維持這兩個相關問題，為讀者作出分析。
中國是怎樣走向統一的？
一個國家為了贏得戰爭就必須擁有良好的軍隊、有效的經濟生產和稅收能力以及對國家的管理能力。戰爭因此會促進國家機器的發展和國家戰爭能力的進一步增強。當一個地區國家力量的發展形成了"一山難容二虎"的局面時，統一就在這一地區成了可能。在古代，一個地區的統一基本上都是長期軍事競爭下的結果。但是，雖然國家力量在戰爭中總會得到發展，它的發展程度卻會受到一個地區所特有的結構條件的約束，戰爭與國家力量的發展之間並不具有一個簡單的線性關係。比如，羅馬垮臺後歐洲逐漸形成了四個主要權力階層：國王、貴族、教廷和後起的城市中產階級。歐洲中世紀的戰爭雖然也大大增強了國家的力量（比如，英法兩國在百年戰爭（公元1337～1453）的推動下同時產生了隸屬於國王的常規軍和對百姓的直接稅收能力），但是在貴族、教廷和城市中產階級多重力量的鉗制下，歐洲的國家力量始終不能得到中國式的發展。
與歐洲相比，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的社會結構顯得十分簡單。春秋之初，中國社會僅有兩個權力階層：君主和貴族。春秋早期，中國北方地區國家的軍隊大多數由貴族所控制，因此戰爭往往有助於該地區貴族勢力的發展（在同一時期，魯國出現了"三桓"，齊國出現了"田氏"，宋國出現了"七穆" ，而晉國則出現了"六卿" ）。公元前6世紀～前5世紀中葉，北方各國的貴族勢力不斷坐大。於是就出現了"封建危機"，導致了"田氏代齊"和"三家分晉"。當年的貴族搖身一變成了國君。
在晉國，魏、韓、趙等貴族勢力在分晉之前，已經在自己控制的領土上逐漸推行旨在削弱他們屬下的貴族勢力的、以郡縣制為中心的、非世襲性官僚體制，並在土地所有制、稅收與法制上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三家分晉後，為了進一步加強君權以及國家的戰爭動員能力，魏、韓、趙三國先後發起了在法家哲學思想指導下的全面性的改革。"三晉"中，魏國率先進行了改革。此後魏國實力大增，稱雄戰國，迫使其他國家加以效仿，於是就形成了一個從公元前5世紀後半葉至前4世紀中葉的旨在強國厲兵的法家改革浪潮。由於沒有歐洲式的教廷勢力和城市中產階級勢力的抗拒，更加上北方各國的貴族勢力在"封建危機"後均走向式微，戰國時的國家因此就能在戰爭的推動下幾乎毫無阻擋地走向強大。顯然，中國強大的官僚制國家並不是通常所說的"治水農業"的產物，而是產生於春秋戰國時代戰爭背景下國家和社會的互動。
兵馬俑嚴整的軍陣與嚴肅的表情，正是秦國“編戶齊民”的巨大功效，將封建宗法國家迅速整合為兵民一體的軍國國家，“編戶齊民”的國策也為歷代王朝所效仿。
在戰國諸雄中，秦國的貴族勢力相對薄弱，因此改革更為容易推行。同時，秦國因為發起改革較晚而能借鑑他國之經驗。因此秦國能採取相比其他各國來說更為徹底的改革。改革後，秦國藉助其有利的地勢，從渭水順流攻擊"三晉"，依長江直下包抄楚國，不久就在戰國七雄中取得一國獨大的地位。一個"一山難容二虎"的局面逐漸成型。
在描述戰國晚期的歷史時，《史記》裡出現瞭如下型別的記載：秦國在打仗前會派奸細到他國傳播比如他國的將軍將要投靠秦國的謠言，使得他國的國王撤免（甚至是殺害）這一將軍，並任命了一個無能的替換，從而導致了秦國的軍事勝利。對於這類記載，傳統史家往往會透過指責他國國王的無能來解釋。事實上，這兒有著一個很簡單的規律：一旦沒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 這類思潮，國家就會像一個個公司，政治家們可以自由跳槽，擇木而棲。民族主義的缺乏也在這一意義上加速了中國的統一程序。
從政治的大一統到思想文化的大一統
漢朝和秦朝一樣，在中國歷史上都具有劃時代意義。所謂的“大一統”就是在這兩個朝代裡最終完成的。漢代完成了秦朝沒有做好的事情，即思想的大一統秦朝所謂的“大一統”其實是不完全的，這是因為其存在時間太短的原因。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在思想大一統上雖然有所努力，比如“焚書”、“坑儒”等舉措，但最終還是未竟全功。而漢承秦制，除了繼承秦朝的各項典章制度之外，還繼承了“文化大一統”的歷史任務。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因為施行了分封制導致群雄割據，在嚴格意義上來說，秦齊楚魏等等諸侯國和周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雙方有明確的權利和義務的劃分。也就是說，作為藩屬國的各諸侯只需要完成對周的義務就可以了，這個義務都寫在雙方的盟書上，而具體國家如何治理，這個周國管不到。所以，度量衡、文字等等外在表現出來的事物就有很大的差異，而在治國思想上同樣不統一。這才給了百家爭鳴的機會，不同的思想可以在不同的國家進行嘗試。
自從秦朝統一之後，郡縣制的施行已經完成了領土上的大一統，度量衡、文字等文化層面上的統一也被國家強制力所施行，“焚書”、“坑儒”從實際來看就是法家對於其他學說正統地位的爭奪。但是，二世而亡的秦並沒有完成這一使命，於是漢朝接過了這一歷史任務。一個大一統國家，必須要有“大一統”的思想來給它指導發展的方向，否則就有“分裂”的隱患。漢初施行“黃老”無為思想，想把“道家”作為大一統的載體，可是地方勢力的迅速坐大導致了叛亂頻仍，而先秦以來的法家等嚴酷又使得幾朝臣民惶惶不安。在試行了多種思想之後，漢武帝決定用儒家來完成思想大一統的任務。
那麼，漢武帝為何選擇了儒家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帝王合法性”問題，劉邦出身微寒，為何能當皇帝？這是一個很敏感的話題。劉邦之前的帝王都是貴族，無論是周天子還是各諸侯，甚至是項羽等人都不例外。不是貴族卻當上了“天下共主”，劉邦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位。那麼，這就需要一個讓人信服的解釋，否則不就是表明任何人都可以當皇帝了嗎？天下非大亂不可。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從大漢立國到漢武帝“獨尊儒術”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漢朝的天下確實是很混亂的，外部有匈奴虎視眈眈，內部各諸侯叛亂不息。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等等學說都曾經嘗試解決這一問題，但最終都失敗了，只有儒家用了簡單粗暴的辦法，將劉邦取得天下歸結於“天命”，這是一個不能證實但同樣不能證偽的問題，但在對“天”有很高敬畏感的時代裡，這是一個很有效的辦法。至此，漢武帝採取了儒家“天命”的說法，在思想上使其獨尊，並且“罷黜百家”，思想上的大一統在疆域、器物等層面上的大一統完成之後，終於實現了。
從實際意義上來說，秦朝只是一個不完善的開端，漢朝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漢朝為後世所有封建王朝建立了一個最為基礎的框架，就是儒家的“德治”。正所謂“流水的王朝，鐵打的儒家”，無論封建時代裡王朝如何更迭，最終都需要以儒家來作為指導思想，這是漢朝留給後世最為重大的影響。
那麼，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首先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帝王合法性”問題。儒家不僅解決了漢朝所面臨的問題，更是給所有非貴族出身的人一個改朝換代的理由。那麼反過來說，一個新的朝代如果不繼續“尊儒”，那麼就是質疑自己取得天下的合法性。
其次是因為儒家“智民”的需求符合歷史的趨勢。無論是中國還是同一時期的外國，人們的知識水平都是越來越高的，這是一個歷史趨勢。而封建時代“尊儒”的傳統起了很大的作用。不同於法家、道家等“愚民”學說，儒家是講求“智民”。道家、法家等典籍裡很明確地講要如何愚民，只有儒家認為思想認識水平越高的社會越好管理。這符合了歷史發展的趨勢，也滿足了人們的訴求。而更為重要的是，這成為了中國社會能不斷進步的根源所在。
儒家不同於法家用實實在在的條文來約束社會，施行高壓統治，它用道德、風俗來管理社會。其“智民”的目的就在於讓整個社會認同其道德觀念，建立了一個對於後世來說非常穩定的社會框架。因為不同於明文的律法，思想上的價值觀轉變是最為困難的。無論是封建時代還是當下，“仁義禮智信”這種基本的道德觀都是社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這些正是儒家在幾千年來不斷提倡的，並使其成為社會管理的工具。
因此，經漢武帝的推崇，由董仲舒等多人改造而成的"官方儒學"上升為政治顯學和國家意識形態。此後兩千多年中國的政治形態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儒法國家"，即一個奉儒家學說為合法性基礎，同時採用工具主義的法家作為御民之術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國家。在這一政治體制中，皇帝被神聖化為"天子"，而"天命"的解釋權則掌握在從知識精英中選任的儒士型科層官僚手中。這一政治體制在國家政權與儒家精英之間建立了一個相互依賴的共存關係，為國家的統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礎，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準則，在社會精英層面上維持了一個同質性的文化，為社會下層群體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從政入仕的機會。我在以下的分析中想要指出的是，官方儒學的產生給予了帝國的精英統一的文化和認同感，彌補了帝國控制能力的不足，這就是大一統局面在兩千多年中能得以維持的關鍵。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歷史上，分裂的時期往往戰亂頻繁、民不聊生，而大一統的王朝則往往經過長期的休養生息，擁有自己的盛世時期，這無疑強化了“統一即盛世、分裂即亂世”的概念，讓中國人更加期盼和擁護統一。
漢武帝時代的獨尊儒術，以“天命觀”與讖緯之學為漢朝的統治奠定了合法性。這也使得歷代統治者不得不從儒學中汲取政權的合法性，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在中國，自漢武帝后，儒學始終保持著作為一個統治意識形態的優勢。即使是在儒學相對式微的南北朝時代，如日中天的佛教也無法取代儒學而成為中國的統治意識形態。與儒學相比，佛教有著一種為統治階級所不喜歡的"佛祖面前人人平等"的情懷。況且，佛教追求來世輕視今世，難以與經世致用的儒學在政治層面進行競爭。這就是為什麼當時北朝的統治者會從興佛轉向抑佛甚至是滅佛，為什麼魏孝文帝會主動發起對自己族群文化的打擊，並著力提高儒學在北魏的統治地位。魏孝文帝的所作所為都在無意間為中國重新迴歸大一統局面做了準備。
就這樣，儒學為中華帝國提供了一個同質性的文化和認同感基礎，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古代帝國控制能力有限這一侷限。儒學的存在使得帝國這一國家形態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展出了一個難以逾越的高峰：古代中國有著強有力的國家，發達的官僚體制和精英層面上的認同感。除了當時的百姓尚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認同感外，中華帝國在很大程度上猶如一個現代"民族國家"。19世紀末以來，中國的歷史學家一般都會把中華帝國的這一形態看作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桎梏，現在看來，大一統才是維持古代中國強大的唯一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