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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承禎(公元646-735年),字子微,法號道隱,河內溫(今河南溫縣)人。司馬承禎為上清派茅山宗開創人陶弘景的四傳弟子,師事潘師正,遂成為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師,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享年八十九歲。一生歷經唐代太宗、高宗、中宗、武后、睿宗、玄宗六朝,頗受唐代帝王禮遇,贈銀青光祿大夫,諡“貞一先生”,玄宗親為制碑文。

司馬承禎是道教學者,也是養生家。他精通醫理,對養生有精到的論述,撰寫了《坐忘論》、《修真祕旨》、《修生養氣訣》、《服氣精義論》、《天隱子》等養生專著,建立了一套以三戒、五漸、七階為核心的養生理論。尤其在《坐忘論》中,他以《老》、《莊》和其他道教經典為依據,並吸收了儒家正心誠意和佛教止觀、禪定等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修煉方法,自稱為“安心坐忘之法”,其中心思想是“守靜去欲”,對後來的道教理論和宋明理學皆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也推動了道教養生思想的發展,併為此後的道教內丹心性論的確立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司馬承禎在《坐忘論》中說:“夫人之所貴者,生也,生之所貴者,道也。故養生者慎勿失道,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與生相守,生與道相保,二者不相離,然後乃長久。言長久也,得道之質也。”他認為,在道教信仰中,人的生命是最可寶貴的,所謂“道”,就是在養生的基礎上致長生,將長生視為信仰的核心。因此,人生最大目標應該是努力去養護、珍惜、發展生命本身,將身體的養護髮展置於一個極高的價值尺度之上。《坐忘論》從以下三方面體現了司馬承禎的養生思想。

一、養生須靜心

心神是生命存亡的根本,若心神虛靜至極,意志平和,心曠神怡,那麼精氣則可內斂充盈,形體強壯,抗邪防病,盡享天年;而若心神躁擾過度,必然會損耗精氣,傷及臟腑,損壽折年。所以司馬承禎主張修心,認為“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帥”,“學道之初,要須安坐,收心離境,住無所有。因住無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虛無,心乃合道”(《收心第三》)。他的收心是以“心”體道,達到與道為一的本體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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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神之重要

對於道與心的關係,司馬承禎把心與道看成是即本即體的關係,道就居在心中,而心的本體也就是道。如“源其心體,以道為本,但為心神被染,矇蔽漸深,流浪日久,遂與道隔”。“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則道自來止。”(《收心第三》)這裡說明了心與道具有本質的重合性,強調心神的重要性,從而使修心得道成為可能。同時,由於矇蔽和塵染而致心與道相隔的狀況,從而心受牽制,神必受擾。若求清心安神,定要收心,以免心擾動神。如“心氣調和,久益輕爽,以此為驗,則邪正可知”(《收心第三》)。只有心神正常,五臟六腑的功能活動才能夠協調正常。這就是心神的主導作用。如“心為道之器宇,虛靜至極,則道居而慧生,慧出本性,非適今有”(《泰定第六》)。所以,安神先要養性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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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煩之危害

心若煩亂則會擾亂心智,耗損精氣,既對身心健康有害,又會影響修道,所以司馬承禎在《坐忘論》中分析了心煩的危害。如《收心第三》中指出:“凡住有所,則自令人心勞氣發,既不合理,又反成疾。”“實莫多思,多思則以智害恬,為子傷本,雖騁一時之俊,終虧萬代之業。”“若聞譭譽之名、善惡等事,皆即撥去,莫將心受。若心受之,即心滿,心滿則道無所居。”在《真觀第五》提到:“是故收心簡事,日損有為,體靜心閒,方能觀見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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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心之方法

至於如何做到靜心,如何避免心煩,司馬承禎也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方法。

一是要安養除病,“修道之要,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終不得定”。“若心得定,但須安養,莫有惱觸,少得定分。”“所有聞見,如不聞見,則是非美惡,不入於心,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則道自來止。”只有“淨除心垢,開釋神本”,“在物而心不染,處動而神不亂”,“不著一物,自入虛無,心乃合道”(《收心第三》)。

二是對雜事不想不求,“視名利如過隙,知生死若潰癰,故知用志不分,乃凝神也;心之虛妙,不可思也”。“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無感無求,寂泊之至,無心於定,而無所不定,故曰泰定”(《泰定第六》)。三是不要計較得失,“雖有營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則有事無事,心常安泰”(《真觀第五》)。

二、養生要除欲

司馬承禎在《坐忘論》中認為修道有七個階段,即信敬、斷緣、收心、簡事、真觀、泰定、得道。其中斷緣、收心、簡事、真觀、泰定等五個階段,都強調主靜去欲的重要性。他認為:“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帥。靜則生慧,動則成昏”(《收心第三》),靜才能正確認識事物,動則會造成昏亂的錯誤認識。只有自然恬淡、少私寡慾的生活,保持清淨虛明、無思無慮的心理,最終才能求得生理上的健康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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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之危害

有欲則不能守道尊道,若汲汲於名譽、地位、財富等,患得患失,沉溺聲色,則會傷德損壽,招致災害。如“或顯德露能,求人保己;或遺問慶弔,以事往還;或假修隱逸,情希升進;或酒食邀致,以望後恩;斯乃巧蘊機心,以干時利,既非順道,深妨正業”(《斷緣第二》)。對於酒肉、羅綺、名位、金玉等物慾,“眾皆徇之,自致亡敗”(《簡事第四》)。“是故於生無要者,並須去之;於生雖用有餘者,亦須舍之。財有害氣,積則傷人,雖少猶累,而況多乎?”(《簡事第四》)若留戀物慾,“留戀彌深,為邪念故,死墮地獄,永失人道,福路長乖”(《真觀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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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欲後的益處

要若修道長壽,必須摒棄物慾,除欲後可使自心清淨空寂、自身閒適恬淡,排遣憂煩,平衡心理,使身心怡悅,專心修道。“棄事則形不勞,無為則心自安,恬簡日就,塵累日薄。跡彌遠俗,心彌近道。至神至聖,孰不由此乎?”(《斷緣第二》)“無事安閒,方可修道。”(《斷緣第二》)

三、樂觀養生法

在靜心、除欲的同時,《坐忘論》生命哲學的主題是樂觀、恬靜,注重心理治療、精神修煉,追求健康長壽。它講人生哲學,關心的不是整個自然、社會、人的起源與結構,而是在這巨大的自然、社會、人類之中的人怎樣怡然自樂,不與自然、社會、人發生衝突。也就是如何調節自己的心理活動,控制情緒波動,不受外界干擾,靜心滅念,從心理健康入手而達到生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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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開朗的心態

人在社會上自然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各種災難、挫折,應正確看待貧困、疾苦,儘量地減少精神刺激,防止過度的精神變動,保持心胸開朗,樂觀愉快。正如《素問·上古天真論》所言“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司馬承禎在《坐忘論》中也談到對生活的態度,如“誰與我貧?天地平等,覆載無私,我今貧苦,非天地也;父母生子,欲令富貴,我今貧賤,非由父母;人及鬼神,自救無暇,何能有力,將貧與我?進退尋察,無所從來,乃知我業也,乃知天命也。業由我造,命由天賦,業命之有,猶影響之逐形聲,既不可逃,又不可怨。唯有智者,因而善之,樂天知命,不覺貧之可苦”(《真觀第五》)。認為衣食猶之船舫,是生存、修道的工具、手段,不必為此迷失方向。“夫人事衣食者,我之船舫也,我欲渡海,事資船舫,渡海若訖,理自不留,何因未渡先欲廢舍?”(《真觀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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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常心處世,豁達知足

司馬承禎認為,對待生活,對待生死,對待物慾,應豁達大度,知足不爭,心氣平和,以平常心看待一切。“貴能不驕,富能不奢。”“以恬養智”,“以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泰定第六》)“若戀生惡死,拒違變化,則神識錯亂,自失正業,以此託生,受氣之際,不感清秀,多逢濁辱,蓋下愚貪鄙,實此之由。是故當生不悅,順死無惡者,一為生死理齊,二為後身成業。”(《真觀第五》)

通過靜心、除欲,以樂觀的態度處世,司馬承禎認為,最終可“形神合一”,達到“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遺,故莊子雲同於大通”(《信敬第一》),“蹈水火而無害,對日月而無影”,“智照無邊”,“形體得之永固”(《得道第七》)的見道得道的境界。

總之,司馬承禎在他的《坐忘論》中把心理上的潔淨虛明、無思無慮與生活上的自然恬淡、少私寡慾當作養生之術的基礎,作為平時清雅生活的方式以及養生煉形、修身保命的絕妙良方。這不僅對當時社會各階層有影響,也對道教思想的發展,尤其是道教養生思想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同時對今天也有積極而現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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