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仁”和“義”是儒家觀念的中兩個最為重要的點，後世儒家所有的體系發展也基本上都是圍繞著這兩個點進行的，對於“仁”的觀點，簡單來講，就是生而為人一定要做一個好人，而“義”的觀點就是匡扶正義，要走正道。

這兩個方面所涉及的東西是不一樣的，“仁”是一個宏觀的概念，更傾向於人的理想，傾向於境界的追求，比如說，要去愛護自己的親人朋友，要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意識，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都是一種理性的追求。

而義則是一種行為的準則，其實，“義”的出現更多的是為了彌補“仁”的漏洞，因為“仁”只規定了高尚的理想境界，卻沒有制定通往這個理想的道路，或者說，沒有一個準則和底線，而“義”則就是彌補了仁的這個缺陷，所以，也被稱為是行為的準則。

也就是說，在愛一個人時，要如何去愛？在恨一個人時，又應該有哪樣的標準和界限？通俗點講就是，一個人該不該愛？該不該恨？在統治者那裡，就是一個人該不該生？該不該殺？既然是應不應該的問題，就必然會出現一個界限，而這個界限也就是義的矛盾點所在。

也就是說，義和不義的區別在哪裡？應該和不應該的區別又在哪裡？這些東西往往是含糊不清的，而且，義這個概念的種類也有很多，有道義、有仁義、有忠義、有正義等等，這些種類雜糅在一塊，有的時候也會造就一些矛盾。

所以，義是一種需要反思清理和界定的概念，它與仁不一樣，仁是一種理想的要求，本身沒有那麼多的矛盾和雜糅的地方，而義則是普通的行為準則，既然是行為準則，在奉行的時候就必定有正反兩面存在。

本篇文章我們就來分析一下，義的正反兩面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的界限又應該如何去界定？

首先，我們透過兩則故事來看一下義的矛盾點所在。第一個故事發生在春秋時期的鄭國和衛國。我們都知道鄭國和衛國是有世仇的，所以，兩個國家一直以來就戰爭不斷。

在某一次戰爭當中，兩國各自派出一名頂級的射手對戰，然而，當他們在戰場上相遇的時候，衛國的射手卻發現鄭國的射手一動不動，這讓衛國的射手十分詫異，本來，衛國的這名射手是鄭國射手的徒孫，兩人同處一派，正常相遇應該是戰況焦灼才對，可是鄭國的射手卻一動不動，這讓衛國的射手十分好奇。

於是，衛國的射手便詢問鄭國的射手為什麼一動不動？為什麼，不拿起弓箭來戰鬥？其實，鄭國的射手說，他生病了，拿不動弓箭。如此一來，衛國的射手就陷入了兩難的境地，首先他用老師教的武藝去殺害不能戰鬥的太師傅，這明顯是不義的。

但是他作為衛國的射手，在戰場上遇到敵對國家的人，放棄戰鬥就是背叛國家，同樣也是不義的，因此，他陷入了兩難的境地，最終，這名射手選擇抽出弓箭，在車輪上把箭頭敲掉，亂射幾箭後走人。

他的這種行為能將所面臨的問題解決嗎？其實不能，從表面上來看，衛國的射手做法是可行的，畢竟就連孟子都說過，春秋無義戰，也就是說，戰爭本身就是沒有正義可言的，在一個並不正義的事情的基礎上，做了看似“不正義”的事情也沒有關係，所以，就算是衛國的射手不戰而退，看起來也合情合理。

再者，來自鄭國的射手又是衛國射手得太師傅，他的矇混過關也就更加合理了。可是問題在於，這個故事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春秋無義戰，即兩個國家之間的爭鬥本身就是不合乎道義的，既然如此，戰與不戰沒有太大的區別。

可是，如果在這場戰爭中衛國處於正義的一方呢？那麼，這名來自衛國的射手應不應該選擇戰鬥呢？彷彿不能，因為，傷了自己老師的老師，這在理論上是欺師滅祖，同時，當時來自鄭國的射手沒有還手的能力，又是一名老人，傷害一個沒有還手之類的老人叫乘人之危，也是不義的。

如果他選擇不戰鬥，同樣也說不過去，站在國家的立場上放走敵人，這是叛國通敵，是對國家的不忠義，所以，這個人在面對這樣的事情時，如果單純的以義去要求，那麼，他將裡外不是人。

第二個故事也發生在春秋時期，這是一起刺客事件，春秋時代，晉國有個大力士，他被晉靈公派去刺殺大臣趙盾，卻發現趙盾是忠臣，如此刺客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因為謀殺國家棟梁是不忠的，但如果不能完成國君交給的任務則就是言而無信，兩者都是不義的，所以最後，這個刺客乾脆撞在槐樹上自殺了。

其實，這名刺客與上面那名衛國的射手面對的境地是一樣的，動手與不動手都是兩難的境地，甚至動手之後再自殺也是不義，因為他的兩個做法無論怎麼做都是錯的，做了錯事之後又自殺，這叫逃避責任。

當面對這樣的情況的時候，動手還是不動手？生還是死？都沒有辦法達到義的標準。所以說，義的殺傷力其實是很大的，稍有不慎，它的標準就會容易混亂，就會產生很大的矛盾，在這樣的情況下，往往屢不履行義的標準都不符合義的定義。

“義”很容易造成自以為是的局面。其實“義”的本意是該殺，它有殺伐的含義在裡面，就像是刀劍一樣，這比如孟子曾經說過，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惻隱就是悲痛、哀傷、同情、憐憫，這是仁，與孔子所說的愛別人、親親之愛等有異曲同工的地方，而且這些怎麼也傷害不了別人。

但是，羞惡之心卻不一樣，羞是對自己的羞愧，惡則是憎惡別人。那麼，為什麼要羞愧？又為什麼要憎惡呢？當然是因為自己或者是別人做了不義的事情，這才會引起自己或者是自己對別人的反感，當這種反感表現出來之後，結果往往與人們想象的不一樣。

一般情況下，對一個人或者一件事反感的結果就是痛恨，而痛恨的結果大多數都是痛斥，是要表現在行為上的，這就會造成一個比較尷尬的問題，那就是，一個自以為講正義的人，自以為正義在手的人，他是絕對不會容忍不義的存在的。

如此一來，他必定要選擇出手解決不義的存在，比如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因為看到了自己認為“不正義”的，所以，選擇了出手相助，這看上去好像沒什麼問題，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其實在很多情況下都非常的主觀。

也就是說，是相助之人所看到的不平是自以為做出的幫助，但這種幫助該還是不該呢？沒有人說得清楚。而“義”的根本問題就在於該還是不該，該出手的時候沒出手就會放縱壞人，助長邪惡，同樣不該出手的時候亂出手，也會冤枉好人，傷及無辜。

比如，我們在看一些武俠小說的時候，裡面總有一些名門正派自以“正義”的名義要消除邪惡，但往往會傷害到不該牽連的人，再比如在一些傳說當中，像是《白蛇傳》不就是一個自以為正義的僧侶，要消滅自認為的妖怪的故事嗎？

在《白蛇傳》當中，法海就是自以為正義的一方，可是，被他認為不義的白素貞又做過哪些傷天害理的事情呢？其實，法海也自知這一點，所以，他也只能是在逼迫白素貞水漫金山之後再將其關押在雷峰塔之下。

也就是說，在自己的目標做了不義之事的時候，他才有了藉口，如此是很可怕的。試想一下，如果有一部分人鐵了心的認為另一部分人就是不正義的，所以，透過各種各樣的方法去誘導那一部分人做不正義的事情，最終，以他們做不正義之事為理由將其消滅，那麼，這個世界豈不是亂套了嗎？

所以，“義”很容易造成自以為是的局面，一些自認為掌握了正義的人，往往會做出一些實際上並不正義的事情。

從古至今對於“義”的統一認知，其實沒有那麼全面，有一部分，比如說，損人利己，以權謀私，這在任何時代、任何民族那裡都是不義的，同樣的，助人為樂、克己奉公，這在任何時代、任何民族那裡也都是美德的，這些東西都是達成了共識，形成了統一的。

但也有一些情況並不太容易界定，比如說，叛變投敵和棄暗投明、陰險狡猾和兵不厭詐，這些概念會因為立場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判斷，會因為角色的變化而有不同的境地，如此就很能反映一些問題。

其一，義這個概念看似很簡單，實際上很複雜。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階級之間都會有著相應的不同的解釋，不同的內涵，它的概念並非是一成不變的。

就比如，我們現在人在看一些古代封建社會的規則時就會對其深惡痛絕，認為那些規則是不對的，它們有的壓抑了人性，有的形成了畸形的社會觀念，但這些規則在當時卻又是必須要遵守的，甚至就是行為準則的一種，不遵守就是不義。

所以，關於“義”這件事情並不能一概而論，它在每個人身上都可能有不同的解釋，甚至當一個人處在不同的環境中時，它的解釋還會有相應的變化，我們並不能以一個標準來去規定一個人的所有生存時段，也不能用自以為的正義來去要求所有人。

其二，不要以為一個人或者是一件事貼上了“義字號”的標籤就一定是很好的、很對的。要知道，有很多的“義”都是自以為是的正義，就比如說，我們上面講到的《白蛇傳》的例子，法海自以為是的正義行對嗎？很好嗎？其實不然。

而實際上，在戰亂的時候，很多的土匪，他們也講究江湖當中義字當先，可是，他們做出來的事情並非是有利於發展，或者說有利於人民的，更多的情況下，他們都是靠打家劫舍來維持自身的生存，這些並不應該得到肯定。

比如說，在《水滸傳》當中，李逵劫法場時亂殺無辜，宋江為了保證自身的實力而將秦明等人害得家破人亡，這些都標榜了江湖義氣，甚至梁山等人聚首的地方也叫做聚義廳、忠義堂，但是他們做的事情真的就是正義的嗎？

其實不然，在整個故事當中，沒有濫殺無辜過的人是很少的，他們當中更多的是一些匪寇，所做的事情更多的是自認為的義之事，就像我們前面說到的李逵，李逵之所以劫法場，是因為他與宋江之間的兄弟義氣，所以，在他的認知當中殺人劫獄是維護兄弟義氣的一種表現，也就是他自認為的義。

但是在外人看來，李逵這樣的做法就是濫殺無辜，就是不仁不義。後來，梁山眾人一起去投降，也被說成是忠義之舉。

再者，現在的很多恐怖組織中的恐怖分子，他們在做人肉炸彈的時候，其實也是大義凜然，義無反顧的，但是，以上所敘述的種種行為卻並非都是正義的。

因此，並不是所有的與“義”沾邊的事情都是正義的，都是對的，都是好的，這需要人們仔細地去辯駁。所以，“義”的界限是很難確定的，並且每個人的行為認知不一樣，每個人認為的正義也就不一樣，有的時候我們所認為的正義只能夠相對來看。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義”確實是一把雙刃劍，它是必須要嚴格的控制界限的，否則就會造成混亂，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來看，孔子的“仁”可以大講特講，甚至怎麼講都不過分，畢竟仁是一種理想，是對人思想境界的一種要求。

就像本篇文章內容中提到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提到的對親人朋友的關愛，這些本身就是人們應該做到的。

“義”是人際關係應該達到的一種程度，所以，仁的大講特講並不容易對社會造成危害。但是，“義”卻不一樣，提到義就必須要格外小心，慎之又慎。

因為“義”如果強調過分，那是很恐怖的事情，畢竟義對別人，同時也對自己，它既可以控制壞人，同時也可以傷害好人，就比如說，我們如果秉持對弱小事物的扶持，而拯救了被狼追趕的羊，對於羊來講是劫後餘生，但對於狼來講可能就是滅頂之災。再比如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她就是被所謂的道德所殺害的。

因此，無論是對自然界也好，還是對人類社會也好，義無反顧並非都是正確的，我們在面對“義”這個概念的時候必須深思熟慮，必須三思而後行，不能以自以為是的義而去要求別人，也不能因為自以為是的義而去傷害別人。

我們在踐行“義”的概念時，更多的要放在要求自我方面，不能打著義的旗號而去做一些違背社會倫理的事情。

如此一來，我們就必須對自己採取高標準，在生活的過程當中嚴於律己，做人要首先要求自己，做好自己該做的，履行好自己應有的義務，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做事的時候三思而後行，不能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標準去處理事情。

簡單來講，要想高舉“義”字大旗就必須要立足人性，就必須認識的人與社會的切實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