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戰必亡，忘戰必危

——讀《道德經》第31章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蒞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老子說，兵器啊，是不祥的東西，人們都厭惡它，所以有“道”的人不使用它。

君子平時居處就以左邊為貴，而用兵打仗時就以右邊為貴。

兵器這個不祥的東西，不是君子所使用的東西，萬不得已而使用它，最好淡然處之，勝利了也不要自鳴得意，如果自以為了不起，那就是喜歡殺人。凡是喜歡殺人的人，就不可能得志於天下。

吉慶的事情以左邊為上，兇喪的事情以右方為上，偏將軍居於左邊，上將軍居於右邊，這就是說要以喪禮儀式來處理用兵打仗的事情。

戰爭中殺人眾多，要用哀痛的心情參加，打了勝仗，也要以喪禮的儀式去對待戰死的人。

老子站在哲學家的角度，提出反戰論點，莊嚴提出“夫兵者”，“物或惡之”，物，指人，意為人所厭惡、憎惡的東西。“君子居則貴左”，古人以左為陽，以右為陰。陽生而陰殺，尚左、尚右、居左、居右都是古人的禮儀。

這一章仍是講戰爭之道，是上一章的繼續和發揮。上一章著重從後果講，“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這一章以古代的禮儀來比喻，按中國古代的禮儀看，主居右，客居左，所以居左有謙讓的意思，“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老子認為，兵器戰爭雖然不是祥的東西，但作為君子，在迫不得已之時，也要用戰爭的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以戰止戰”，只是在獲取勝利時不要以兵力逞強，不要隨意地使用兵力殺人。相反，對於在戰爭中死去的人，還要真心表示哀傷痛心，並且以喪禮妥善安置死者。

2500多年前，老子已經清醒地看到了戰爭的巨大危害，戰爭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禍，這是人所共知的。任繼愈認為《道德經》“也是反對戰爭的”。因為在這一章裡，老子說“夫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祥之器也”，這裡顯然沒有主戰用兵的意思。但是，老子同時又說，對於戰爭“不得已而用之”，這表明老子在咒詛戰爭的同時，也還是承認了在“不得已”時還是要採用的。在春秋戰國時代，戰爭是普遍的，國與國之間相互攻伐，戰爭規模日益擴大，動輒數萬、數十萬的兵力投入戰爭之中，傷亡極其慘重，而在戰爭期間受危害最大的，則是普通老百姓。每逢戰爭，人們扶老攜幼、離鄉背井四處逃亡，嚴重破壞社會正常的生產，也造成社會秩序的動盪不安，戰爭的確是帶來災難的東西。所謂君子迫不得已而使用戰爭的手段，這是為了除暴救民，舍此別無其它目的，即使如此，用兵者也應當“恬淡為止”，戰勝了也不要得意洋洋，自以為是，否則就是喜歡用武殺人。這句話是對那些喜歡窮兵黷武的人們的警告。所以，我們認為《道德經》不是兵書，不是研究戰爭問題的，尤其不是為用兵者出謀劃策的。老子談論戰爭問題，目的在於反對戰爭。

無獨有偶，長壽的老子仙逝800年以後，中國歷史的上空突然劃過一道流星，這道流星快如閃電，亮若太陽，留給後人無限的唏噓與驚歎。

他叫王弼，三國曹魏山陽(今河南焦作)人，經學家、哲學家，魏晉玄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創始人之一，享年24歲。

王弼人生短暫，但學術成就卓著。他著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論語釋疑》《周易大衍論》三卷、《周易窮微論》一卷、《易辯》一卷等數種。但其成就，不在於著述數量，而在其質量，在於其創見。他注《周易》一改漢人支離煩瑣的傳統方法，不用象數，而用《老子》，以老子思想解《易》，並闡發自己的哲學觀點，在學術上開一代新風——“正始玄風”。王弼的易學觀體系龐大，內容深奧。王弼以老莊思想為主，建立了體系完備、抽象思辯的玄學哲學。

王弼在哲學上奏出了時代的最強音，雖然他像流星一樣匆匆閃過，只生活了二十四個春秋，卻以其不可思議的天才智慧之光，照亮了整個時代，指明瞭魏晉玄學的理論航向。

清人趙翼有一篇名篇，他寫道：“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趙翼沒有否認先人的意思，他是站在另外一個角度，詮釋這樣一個道理：時代在變，一切都在更新，萬事萬物都在前進。曾經的美好，屬於一個時代的印記，點燃了一個時代的激情。李白、杜甫代表了一個時代，但是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有現在的流行詩篇。也就是說，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風向標，都有自己的時尚與審美標準。

但是，我卻要說，老子，永遠的經典！

歷史故事已經合上，但是，“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這些精彩論斷，永遠與時俱進！

好戰必亡，忘戰必危。

恃強凌弱，早晚必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