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天瑜，著名歷史學家，湖北省首屆荊楚社科名家、武漢大學首屆人文社科資深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

公元前6世紀先後的幾百年間，東地中海沿岸、南亞次大陸、東亞大陸的幾大古文明，不約而同地進入一個精神飛躍時期。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思貝爾斯將這一時期命名為“軸心時代”，也即人類精神樞軸形成的時代。

希伯來的《舊約全書》《新約全書》；古希臘的柏拉圖《美諾篇》《巴門尼德篇》《理想國》，亞里士多德《工具論》《物理學》《形而上學》等群哲論著；古印度的《吠陀》及承續其緒的《梵書》《森林書》《奧義書》，以及由《經藏》《律藏》《論藏》組成的《佛典》；中國先秦的“五經”（《詩》《書》《禮》《易》《春秋》），以及《論語》《孟子》《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諸書。

過程哲學創立者、英國科學哲學家懷特海說：“兩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學史不過是柏拉圖的一連串註腳。”可見西方人對其元典的依憑。

中國哲人張載說，“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王夫之說，“六經責我開生面”，將作為“往聖絕學”的元典（如“六經”）視作開闢“萬世太平”的精神起點。

“六經”乃中華元典的基幹，而“樂”本無經，傳之後世的實為“五經”。“五經”是殷周王官的集體創作，流傳數百載，由下移民間的晚周諸子（如孔子及門徒）修纂成冊。春秋末年的孔子（前551—前479）並非《詩》《書》《禮》《易》《春秋》的著作者，而是整理者、闡述者，“述而不作”即此之謂。孔門再傳弟子追記孔門師徒言行，成《論語》一書。

《論語》成書於戰國初年，恰值“五經”編纂、整合的關鍵時段，也是諸子成書前夕，故《論語》上承“五經”，下啟戰國諸子。諸子書多與《論語》保有因緣關係：或者發揚其遺緒（如《孟子》《荀子》），或者與其展開辯難（如《莊子》《韓非子》）。因此，《論語》處於中華元典的樞紐位置，其著力闡發的仁學與禮學，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幹，對於兩千餘年的中國社會發揮重大影響。

與印度元典、希伯來元典不同，《論語》“敬鬼神而遠之”，宗教色彩淡薄，並且很少玄談“性與天道”，不大正面言及哲學本體論、宇宙論，其探討的多是平實的人生哲理，將“五經”要義包蘊於日用常行之中，論仁、論義、論禮、論智、論信、論孝悌、論君子，寓大道於人倫，自成一種非神文的人文思想統系，這是《論語》智慧的特色所在。透過《論語》的解讀，能夠加深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認知，有助於把握其優長與缺失。

元典作為蘊藏著豐富文化基元的文字，預留無限寬闊的詮釋空間，具有常釋常新的潛能。一部《聖經》，其信徒讀了兩千多年，仍舊興味盎然；《論語》亦是弦誦之聲不絕千古，世世代代的人們在閱讀間發出“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讚歎。

千百年來，《論語》的註解及詮釋本多不勝舉，今次張豔國君著《〈論語〉智慧賞析》，把握住中華元典的人文要義，並以新銳的現代意識觀照，從人生哲學入手，旁及政治觀、社會觀、教育觀，綱舉而目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