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復古之風，覆蓋文學、繪畫、書法、篆刻等多個領域。這其中，趙孟頫是一面鮮明的旗幟。然而，對於以趙孟頫為領袖的復古之風，要客觀辯證地去看。不僅要搞清楚元人復古的原因以及內容，而且要弄明白元人復古的方式。

松雪齋

趙孟頫倡導復古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個人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就個人而言，趙孟頫“平生篤好古”。元世祖欣賞趙孟頫之才,也是因為趙孟頫有博古通今的才能。趙孟頫諡號“文敏”，即取自“德美才秀曰文，好古不怠曰敏”。就社會原因而言，當時社會上盛行著一種在趙孟頫等人看來不好的學書風氣，一是楷書取法唐人而過度規整程式化，二是行書取法宋人而過度隨意化，三是楷書與行書之外對於篆書、隸書、章草等書體的忽視與遺忘。趙孟頫跋顏書雲：“近世，又隨俗皆好學顏書，顏書是書家大變，童子習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種臃腫多肉之疾，無藥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實。

尚使書學二王，忠節似顏，亦復何傷?”

顏真卿是繼王羲之之後最具創新性的書法家，他開創了與王羲之書法風貌完全不一樣的審美形態，受到了宋人的推崇，在元初擁躉亦甚。趙孟頫對元人取法顏體而得其皮相的社會風氣表示不滿。在趙孟頫看來，只有上溯魏晉，參法“二王”，才能夠糾正這一社會弊端。

除了學習顏體食而不化，社會上還存在著取法宋人過度隨意化的現象。與趙孟頫同時代的虞集在《道園集古錄》中指出：“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於湖之於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陽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昊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

虞集充分肯定了趙孟頫在糾正時弊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他說:“國朝至元以來，學士大大學札之後知魏晉遺者，吳興公實倡之。”如此看來，趙孟頫針對楷書與行書之時弊所復的古指的是魏晉“二王”之法。明辨能篤行。趙孟楷書、行書師法魏晉，終成造化當然，以趙孟頫為代表的文人對於書法的復古並沒有僅僅停留在魏晉遺法這個層面，而是更進一步,在篆書、隸書、章草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元末王祁指出篆籀之學，至宋季其敝極矣，國朝以來，子行始倡其說，以復於古，而吳興趙文敏實和之，其學乃大明子行即吾丘衍。元代打破了篆隸作為使用書法的侷限透過繪畫題款題跋、千字文書寫、書法創作的方式把篆隸書體的藝術價值挖掘出來，從而推動了篆求書法藝術的繁榮與發展。

元代篆書還侷限在小篆的範疇，或取法秦漢，或參照唐人。

元代隸書基本囿於八分隸的範疇，與唐代隸書相比，其規範化、程式化、裝飾化的成分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也是元代雖然有不少篆隸書家而缺乏篆隸大家的原因。

趙孟頫篆學李斯、隸學梁鵠，可謂元代篆隸取法的典型代表。

除了篆隸，趙孟頫還推動了章草的復興。王羲之創“新體”，被後人認可與推崇相應的，與新體對應的章草舊體則少有人問津。趙孟頫章草學索靖亦步亦趨，儘管創新成分不多，但對於章草復興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