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幫閒，古人今人提起來，大概惡之的多，這類人是有聰明沒德性，屬於賣藝又賣身的路子。《金瓶梅》和《紅樓夢》對幫閒都持批判的態度，什麼應伯爵（白吃）、詹光（沾光）、單聘仁（善騙人）、卜固修（不顧羞），極盡諷刺之能事。魯迅先生更是以《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做過講座，對幫閒文人有過形象的比喻：“ 明末清初的時候，一份人家必有幫閒的東西存在的。那些會念書會下棋會畫畫的人，陪主人念念書，下下棋，畫幾筆畫，這叫做幫閒，也就是篾片!所以幫閒文學又名篾片文學。”

有文化不一定有地位。文人重要來重要去，對於權力者來講，也無非就是個利用的問題，一旦事有不合，文人也就啥也不是。《南巡秘記補編》載，紀曉嵐因乾隆南巡進言，旁徵博引一大篇勸皇帝老兒不要耗費民財沒事四處瞎逛遊。乾隆聽了惱羞成怒，斥責其為倡優以娛之。飽學如紀曉嵐，不知當時聽完是怎麼一個表情，如果真有血性，如此奇恥大辱，想來就不苟活於世了。由此可見，幫閒也是分層次的，上到廟堂之高，下到西門慶般土財主，都是需要幫閒的。

要說也實在是不堪，中華文化燦爛輝煌，縱向看真的蔚為大觀。但自古識文斷字的人放到人口比例裡，少的極其可憐，甚至一個村裡都不一定有一個把百家姓認全的，一個縣裡也輪不到一個狀元。就這樣的情況下，魯迅喻之的“會念書會下棋會畫畫的人”卻只能幫閒求生，要不就真的是“百無一用是書生”，要不就是權力為大，根本不在乎什麼社會進步，只要權力者活的爽，文人算個屁，哪管死後洪水滔天。

幫閒文學和戲子堂會是一個路數，文人起到的作用，在乾隆老賊等權力者眼裡，不過就是優伶之戲，稍稍比娼妓強些。試想，窮經皓首大半輩子，撈個功名的一大眾精英，不但要看權力者的好惡做事，還要演戲娛樂權力者，作用也就可見多麼的等而下之了。如此，中華文化也就只能用時間的量來補橫剖面質量的不足了。一句話，時間只要夠久，怎麼著也能弄出點像樣的東西來。

幕賓、清客是較之文臣之下的幫閒，這些人靠給主人出謀劃策，閒談取樂活著。這當然也是精英人士，可惜了的是，大多數沒有什麼前途，寂寂無名的靠吃開口飯混個生活的好賴。說到這裡，如果政體就是逼文人成優伶的政體，那麼幫閒文人也就沒什麼原罪。乾隆把紀曉嵐當成優伶，自證了其品味也就是下九流而已。上下流，下才無恥，頂層設計的政體就是流氓政體，精英們大概也就只能流氓，不流氓別無所長，也就只能像范進一樣，連殺豬的老丈人都能瞧他不起。

《紅樓夢》裡的幫閒文人是清客，因為賈家是公卿，不管詹光（沾光）、單聘仁（善騙人）、卜固修（不顧羞）多麼的下作，至少比《金瓶梅》裡的應伯爵之流體面。這也可以看出來，不光道德有階級，無恥也有階級，皇上嫖娼叫寵幸、文人嫖娼叫狎妓、下層人嫖娼叫嫖客。為尊者諱是從心裡往外自發自覺的賤，甚至幾千年封建社會，把奴才寫進了基因裡，自帶著一股子崇權媚上的低賤。所以，罵幫閒、踐踏幫閒，其實還是同類相殘，畢竟一個階級打一個階級才有恃無恐，高一點也不行，一個照面膝蓋發軟就跪下了。

幫閒文人傍色傍嫖傍吃還傍惡，難道真是下流胚子？不盡然，孔夫子坐著破車周遊列國的遭遇，可證文人自古在政體裡面都是邊緣人，想給皇上幫閒恐怕也不大容易。西門慶那樣的貨色，還嫌水秀才作的文不好棄而不用呢。人生下來誰不想混個體面？只不過時勢造英雄也造狗熊，自古英雄鳳毛麟角，狗熊遍地跑，所以幫閒是時勢的產物，不然應伯爵之流手不能提，肩不能擔，就認識幾個字，多點心眼，不幫閒餓死？看看古代文人考不了功名的下場，不做清客就入了私塾，路子何其窄。罵幫閒，歸根結底，無非就是給腌臢的生活，找個出氣的口子發洩發洩，時勢壞，誰又能獨善其身呢？有時候，想當幫閒，也未必能入了法眼。多少如紀曉嵐般大才者，連當皇帝優伶的夢都不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