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四年(即1647年)，距離清兵鐵蹄踐踏江南已有兩年多時間，江寧(清兵佔領後將南京改為江寧府)城內，除城門各口仍設滿洲駐防兵把守外，一切秩序似乎恢復到正常狀態。十月的一天，有位中年僧人想離開江寧南下，在熙熙攘攘的城門口接受度牒檢查。城守兵發現，這個和尚竟然持有欽命招撫江南各省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大學土洪承疇發給的護行印牌，立即警覺起來，仔細遍查其行裝，從存放經卷的竹簍裡找出南明福王答阮大鋮的信件和自撰《變紀》一書，於是立即將他扣押。
這個僧人到底何許人也呢?為什麼憑几頁書稿就要被抓起來呢?
原來這個僧人法名函可(1612年1660年)，本姓韓，名宗來，字祖心，廣東惠州博羅縣人。其父韓日纘，原為明崇禎年間禮部尚書。韓宗來出身官胄顯貴，自幼聰穎過人，成年以後，廣交名士，砥礪名節，“有康濟天下之志”，且性格好義，豪快疏闊，愛打抱不平，“有貧士冤獄自分死，師(即宗來)密白得免”。所以“聲名傾動一時，海內名人以不獲交韓長公(子)來為恥”。
韓宗來的早年生活，正處於明王朝根基搖晃、大廈將傾的大動亂時期。不少讀書人，目睹朝政腐敗，內憂外患接連而至，既不屑同流合汙，又無力挽狂瀾於既倒，因而憤懣叢生，普遍表現為恃才傲物，厭世嫉俗，終日置身於水榭樓臺，熱衷於詩酒牢騷之中，對活生生現實採取消沉迴避態度。據《普濟剩禪師塔碑銘》記載:當時韓宗來等，“頗絕意進取，日羅聲色，嗜飲酒，前堂置賓客，後帳列伎女，任使慷慨，交遊並闐，戶外履相錯，時人慕之為豪士”。其人簡直放蕩不羈，近乎荒唐。
明崇禎九年，其父病死京城。親人辭世，家道零落，使他“閉門絕交遊，悒悒無生人趣”，覺得“人間半點也靠不住”，萬念俱灰，於是有超脫凡塵、遁入空門的強烈願望。經過三年悟性，他終於下定決心，撇下慈母妻妾弟妹家人，崇禎十三年(1640年)ニ十九歲時，偕摯友登江西匡山(即今廬山)削髮，皈依佛祖，取法名函可，“以世度滄桑，號剩人。”
但是，具有正直士子憂國憂民稟性的函可，不可能六根除淨，血性消匿。崇禎十七年李自成農民軍攻破北京城，明皇帝上吊於煤山壽皇亭海棠樹。甲申之變噩耗傳到南方，南京明朝兵部尚書史可法尚且呼天號地，以頭觸柱，血流至踵，更何況像函可這樣的臣民。他雖身處禪堂。地僻南疆，木魚鐘聲相伴，然而改天換地階級搏鬥的訊息與終未混滅的凡根相沖撞，掀起心靈滾滾激浪，使他難於入定，“悲慟形於辭色。”不久清兵入關，李自成敗退西安，滿洲貴族在北京建立清王朝中央政權。君父遭難，故國淪喪，異族入主中原，所有這一切對當時尚未被征服的南方漢族知識分子來說，無異於“天崩地解”。函可感到渺茫、惶惑無所措。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在南京建立了以福王朱由崧為首的南明弘光王朝，這訊息像茫茫黑夜的一線晨曦，給予函可以極大慰藉，他充滿希望憧憬，彷彿看到大明帝國在地平線上升起。第二年春天，他借“請藏經”為名，親臨南京，去分享重建故國的喜悅。
函可在南京期間，寄宿好友顧夢遊家。詩人顧夢遊，字與治，南京人，明官宦世家子弟，“少稱神童，十歲作荷花賦”，高風亮節，以出汙泥而不染自喻。他血氣方剛，“見國事日非”，相結四方賢豪，以文會友，或醉舟秦淮，或詩吟鐘山。函可與他結為方外莫逆交，正是他們思想情操以至於政治態度互為一致的原故。
然而好景不長，函可居南京近三個月，對南明新朝還未有所瞭解，順治二年(1645年)三月，左良玉以清君側為由舉兵造反，陷九江，下安慶，內戰驟起，弘光朝一片混亂。清豫親王多鐸率大軍以摧枯拉朽之勢自河南長驅而下，破徐州，渡淮河，揚州十日，鎮江開鑰，五月便進入南京。弘光小朝廷傾巢卵覆，朱由崧竄逃蕪湖又被捉了回來。有大臣如錢謙益等捧輿圖冊籍於城外跪降;有大臣如馬士英等挾太后作政治資本出奔;有大臣如史可法等持抵抗流盡最後一滴血;有大臣如方倬等無力迴天又不甘屈服而自裁殉死。函可親歷其間，這“甲申之變”慘狀的再現，又一次國破色變對他打擊太大，再也按捺不住了。明朝正統觀與民族大義感融合成不可壓抑的精神力量，他揮筆疾書，把目睹耳聞之死事，一樁樁一件件記錄下來，匯成書稿，書名叫《變紀》。
《變紀》因為是手稿，且被清兵沒收，難逃被銷燬之厄運，其詳細內容現已無法查明。但作者站在南明立場，用滿腔激情，記述了弘光朝仁人志士不甘亡國悲壯獻身的事蹟，這是可以肯定的。據函可的師兄函昰回憶:書中“聞某遇難某自裁，皆有挽，過情傷時，人多危之，師(即函可)為之自若”。可見，書中哀輓頌揚那些死者，是為抗清或自絕於清朝而犧牲的，對於清統治者來說，當然要犯忌諱。但該書只記死事，沒有詆譭或號召反清之言辭，且為一文稿，並未刻印，尚無任何影響。如果想息事寧人，把它看作文人雅士喜歡擺弄筆墨習氣，也未嘗不可。
至於明朝福王朱由崧答阮大鋮書稿，已無從考查。阮大鋮為明季閹黨成員，崇禎年間失勢。他與福王朱由崧有交往，應在順治元年(1644年)六月馬士英推薦謁見到順治二年五月清軍陷南京這一年間。據現有史料，阮大鋮於六、七月間曾向朱由崧上《備江策》兩疏，主要內容為阻止李自成農民軍突破長江天塹，陳述守江“三要兩合十四隙”的防衛計劃和措施。接著朱由崧提用阮大鋮，遭到滿朝尤其原東林派的堅決反對，明季閹黨和清流生死搏鬥在弘光新朝重演，深深打下了明王朝腐敗沒落的烙印。八月，命阮大鋮兼僉都御史，巡視江防，掌握軍事大權。他再上疏言黨爭，詆誣東林，為自己辯護。順治二年二月，明又晉升阮大鋮為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奉命巡江。他在陛辭疏中表示“君父再造之恩，倘犬馬不伸其報，即豺狼豈食其餘”。總觀阮大鋮上奏四五疏，皆言防禦農民軍及左良玉南下軍事。福王朱由崧的答書，無非關於江防和黨爭二端，其中內容並無悖逆於清。而且此時弘光朝早已不存在，以此定罪實屬勉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