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

回望來時路

——為《管士光文存》而作

時間過得實在是快。近來我常常想起莊子《知北遊》中的話：“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誠哉斯言。記得2010年初秋，我編定了《管士光作品集》以後寫了篇《編後記》，算來已經是六年以前的事了，但那時的感慨現在依舊，我在那篇《編後記》裡說：

編定這個集子，突然想到梁啟超的一段話：“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唯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唯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想想自己此時的心情，似乎介於“老年人”與“少年人”之間——編定集子，把以往清點一過，對既往難免生留戀之情;將過去打包放下，對未來又自然生希望之念。其中的欣然與惆悵，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現在在這套“文存”即將出版的時候，我忽然想到了楊絳先生“打掃戰場”的說法。當然，無論從哪一方面說我都不能與楊絳先生相比，但那種心境依稀有幾分相似。說到“把以往清點一過”，這次做得無疑更加徹底。

我記得我的文章第一次印成鉛字，還是在部隊當兵的時候。那是一篇杜撰的習作，寫一個知識青年在農村“廣闊天地”裡大有作為的故事。文章的題目很時髦，叫《高粱紅似火》。這篇文章發表以後，當然沒有稿費，報社寄來一本革命故事彙編，都是一些杜撰的故事和人物，現在記得的只有報社那方紅色的印章了。奇怪的是，這方印章在我的夢中還出現過幾次，可見當時印象之深了。

左1為本文作者

從那以後，我又發表過幾篇文章和所謂的“詩作”，現在看來，那些作品實在是幼稚。在部隊當兵的時候，有一階段我對詩歌著了迷，除了唐詩以外，特別喜歡賀敬之、李瑛的詩作，他們的許多作品，如賀敬之的《雷鋒之歌》《西去列車的視窗》《回延安》，李瑛的《棗林村集》《紅花滿山》等，我當時都能背誦下來，漸漸開始模仿著寫了起來。

我從總角之年就相知相交的朋友宋丹(他在上中學時就鼓勵和支援我學習寫作)和我在一個團當兵，我便請他所在連隊的文書幫我刻印出來，名之曰《兵之歌》，至今我還儲存了一本，它已經成為我那一段生活的珍貴記憶……

除了這些“少作”以外，我發表的第一篇貌似學術的文章是1984年刊載在《文史知識》雜誌上的《安祿山其人》。在從那以後至今的三十多年裡，我在從事編輯工作之餘，從來沒有停止自己的學術研究和寫作。

三十多年過去了，竟也有了一些積累，出版的各種著述、註釋、譯作以及參與主編的各種辭書大大小小也有三十多種，其中有的自以為還有些分量，有的也只能是充數而已。回頭靜觀，卻無一不令我心生感慨，有一種莫名的激動，因為那一頁頁印滿文字的紙上明明飄浮著屬於我的歲月“浮雲”……

近半年以來，我集中精力收拾這一片片“浮雲”，也確實下了一點兒功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為了編選這個“文存”，我在工作之餘，把以往發表和出版過的文字收集在一起，也找出了一小部分過去沒有機會與讀者見面的舊作。

經過認真思考，精選出一些內容，編為六卷，躊躇再三，還是取了一個有幾分張揚的書名。知我罪我，對已耳順的我來說，只能一笑了之了。

嚴文井與葉聖陶參加作家座談會

不知為什麼，在編這套“文存”的時候，我常常想起我尊敬的前輩、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三任社長嚴文井先生的一則逸事：有人提出應該出版《嚴文井全集》，文井先生對人說，地球也許在某一天會毀滅，人類會提前搬到其他星球上去，搬家的時候會帶走《李白全集》《杜甫全集》《紅樓夢》等等，那都是經典之作，值得帶走，他的書沒有這個資格，既然如此，何必現在花費力氣出版全集呢?我有時帶著一種有趣的心態想：假如嚴文井老社長問我為什麼要花力氣編一套“文存”，我也許會顧左右而言他吧!

《管士光文存》分為六卷，大體情況如下：

第一卷是我對古代文學、文化、歷史及出版工作的研究論文和文章，也有為一些辭書撰寫的辭條。這些辭條有的還有學術價值，過去散見於各種辭書，此次收在一起，至少還有儲存資料的價值吧!

第二卷是六個小冊子，前三個小冊子分別論述了異域文化在唐代的傳播與影響、中國古代哲學史、中國古代史學史，後三個小冊子是中國文史人物故事中的三種，分別介紹了蘇武與李陵、唐玄宗與楊貴妃及唐代詩人岑參。

第三卷收入三部著作，分別論述了唐代邊塞詩派代表人物高適和岑參的生平與創作，其中《高適評傳》是我曾經提到在最後一刻失去面世機會的舊作，此次做了一點充實加工，算是“起死回生”了。我曾對盛唐的邊塞詩派和山水田園詩派做過集中的探討，翻看舊稿， 感到研究的深度還明顯不夠，因此此次未收入“文存”，只能留待以後繼續深入研討了。

第四、五兩卷是關於李白的專題研究，第四卷由李白研究和對其名篇的賞析構成，第五卷是對李白詩全集的註釋、解讀，對李白作品系年、作品思想指向及藝術特點的探討體現在對其作品的註釋之中。我讀研究生的方向是唐代文學，而我的研究重點又是李白及其作品，所以這部分收入的內容是我比較看重的。需要說明的是，其中也收入了劉憶萱老師的幾篇文章，因為作為《李白新論》應該整體收入，也算是對劉憶萱老師的一種紀念吧。

第六部是關於唐詩宋詞的註釋與品讀，也反映了我對唐詩宋詞中一些學術問題的探討與思考。也許是從事編輯工作的原因吧，我過去所作中國古代作家作品的註釋有十餘種，此次只選了學術性較強的《李白詩集新注》和唐詩宋詞的註釋，算作一類著述的代表吧。

回望來時路，心中難免生出無限感慨。十年以前，我的另一本論文集《淺草集》編定後，我寫下一篇《自序》，其中概述了我走過的學術道路，不妨摘抄在這裡：

收在這個集子裡的主要是我過去寫的有關古典文學，特別是唐宋文學的一些論述文字，偶爾也涉及歷史和哲學史的內容，所謂“文史哲不分家”是也。這些文字大多都曾在不同的刊物上發表過，這次未作大的修改，以存其真。這些文字的學術價值高低姑且不論，卻是我留在人生道路上的一個個足印，他人視之平常，我則難免有敝帚自珍之感，因此，不揣淺陋，將其收拾在一起，希望不是毫無價值的“自戀”行為。

我對古典文學產生興趣是由唐詩開始的。我印象中最早聽到唐人詩句並不是在課堂上，而純粹出於偶然。當時我還很小，也就八九歲的樣子，父親在一所部隊院校工作，我去院裡的一棟宿舍樓找小朋友玩，在樓道里遇到一位戴眼鏡的解放軍軍官，他隨口朗誦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後邊還有一些句子，我記不住了，但這句詩我聽懂了，也記住了，以後才知道這是唐代大詩人李白《將進酒》中的名句，而《將進酒》也就成了我最喜愛的唐詩名篇之一。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文學的興趣像野草一樣滋生，似乎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道理，有朋友開玩笑地幫我分析，認為這與我祖父是鄉村教書先生有關，我也只能一笑而已。在那個時代，我同許多大院的孩子一樣少不了參與打架和胡鬧，甚至也曾參與剪掉女老師長辮子的“革命行動”，雖然因為年紀還小，只能跟在大孩子後邊亂跑，但也不是一無所獲，比如，我記得有一次我與幾個最要好的小夥伴翻窗跳入我所上的“六一小學”的圖書室，隨手偷出了一些被定為“封資修”貨色的書，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一本《復活》，我讀了這本書，似懂非懂，但印象相當深刻，後來我來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才意識到這部名著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心中不由隱隱地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

有一位名人說過大意這樣的話：所有評論家都是失敗的詩人。我不是評論家，卻可能是一個失敗的詩人，在那精神匱乏的時代，我寫過不少自以為是詩和散文的東西，偶爾也發表幾篇，在激動和興奮之後，對唐詩的興趣卻又日益熾烈起來。在部隊當兵的三年裡，一部《唐詩三百首》幾乎時刻陪伴著我，在冬天早晨出操時，在夏日深夜站崗時，我都會在心中默默地背誦那些常讀常新的名篇，在那緊張而單調計程車兵生活中，先賢的詩句使我的精神得到了難得的滋潤。

人民大學中文系78級同學聚會，前排左1為本文作者

當1978年恢復高考後，我非常自然地要求參加高考，並報考了中文系。到大三時，我對古典文學的興趣更濃厚了。因為視野開闊了，讀的書也多了，於是有了專門研究古典文學的想法，大四時的畢業論文我便選了探討李白詩歌特色的題目。

之所以選定古典文學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除了興趣之外，主要是我當時對世事紛爭心灰意冷，希望“躲進小樓成一統”，在讀書求學中尋找生活的樂趣。論文題目確定以後，系裡指定的指導老師是劉憶萱先生，經過劉先生的認真指導，我的畢業論文經幾次修改後獲得發表。不久，我又順利成為劉憶萱先生的研究生。

在跟隨劉先生學習的三年裡，我不僅學到了專業知識，也更加懂得了如何做人;不僅完成了畢業論文，還與劉先生一起撰寫了一些文章，後來作為《李白新論》得以出版，使我逐漸走上了學術研究的道路。

另一位老師馮其庸先生對我的指導和教誨也令我終生受用。因為劉先生年事已高，身體不太好，馮先生便對我隨時加以指導，1984年我與李嵐、徐匋、譚青等幾位同學一起隨馮先生作研究生畢業實習，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我們先山東，後江南，又沿長江經武漢、宜昌、萬縣等地而遠赴蜀中，從蜀中歸京途中又去了漢中、西安等地，一路上不僅結合所學專業作了實地考察，體會到“紙上得來終覺淺”的道理，更拜訪了許多名家大師，使我獲益極大;而馮先生不畏艱苦、一心向學的精神更是令我深受感動，至今回憶起當年的情景，仍使我不敢過於懈怠。

特別應該提起的是，我在讀書期間撰寫了《高適評傳》一稿，正不知如何處理，一次，在校園裡遇見馮先生，我冒昧地請馮先生為我向出版社推薦，馮先生立即應允。書稿交到出版社後，編輯認為質量尚好，作了加工，準備出版，後因出版社內部人事變動，這本書終究沒有出來，但我將其改寫為《高適·岑參》在若干年後在楊愛群兄主持下得以出版。

這件事在馮先生看來，可能只是小事一樁，事後我也再未提起，其實心中一直不敢忘記。其他老師對我也多有幫助，借這個機會多說幾句，以表達我對給予我人生推力的劉憶萱、馮其庸以及朱靖華等各位老師的衷心謝意!

我學習和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唐代文學，但我的興趣比較雜，比如，我在學習古典文學的同時，也曾打算寫作歷史小說，因此讀了一些正史和野史，對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頗有興趣，收在集子裡的《安祿山其人》便是此類習作。值得一說的是，這篇文章在1984年發表在中華書局主辦的《文史知識》上，對我以後的讀書與研究起到了相當大的鼓勵作用。

與在科研單位從事專業研究或高等院校從事教學工作的學者相比，我的學術道路比較簡單，研究的成果也十分有限。前人總說當好一個編輯，首先要成為“雜家”，最好同時也是一位專家。每當聽到這樣的話，我總是會有些氣餒，暗自嘆氣：且不說個人的能力和水平，就是工作的環境和所面對的現實，做一個“雜家”尚且極為不易，遑論“專家”呢!不過，在我們編輯這一行裡，也確實出現了一些令人肅然起敬的一流學者。

比如2016年年初去世的傅璇琮先生，他的《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等，已經成為唐代文學研究的經典之作。近日讀了李巖和劉石兩位老朋友懷念傅先生的文章，心中十分感動，更生敬佩之情。

與出版行業出現的一流學者相比，我自然有一種慚愧之感，所以在“文存”出版的時候，自認為沒有必要展開敘述，只是把一篇舊序抄在這裡就可以了，希望得到師友和讀者的理解與諒解。

當然，有些細節還可以補充，比如，父親住院檢查，我有時陪侍左右，閒談中說到我在大學時要做學年論文，父親和我聊天，問我準備選哪方面的內容，問我有什麼打算，我說今後想從事文學創作，父親沉吟良久，說從實際情況看，寫文章比較危險，弄不好要吃大苦頭，於是勸我還是研究古典文學。

當時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文革”結束不久，人們難免心有餘悸，我認為父親的建議很有道理，也與我個人的性格暗合，覺得將來能做一個學者也很有意義，因此便選了古典文學的題目，大學畢業以後又繼續讀了古典文學方面的研究生。

現在想來，我一點兒也不為自己的選擇後悔，就我的才智來看，選擇這條研究之路，多少還會有些成果，如果選擇了文學創作之路，估計早就改行了吧!從這個細節來看，我的成長也沒有離開父母關注的目光，看到父母滿頭的白髮，心中自然又生出無限感慨!

編輯，常常被稱作“雜家”，能否成“家”自有公論，但一般都有“雜”的特點。說到我的興趣比較雜這一點，從這套“文存”中就可以看出來，這也許正符合編輯工作的需要。

我的研究和寫作對我的工作也的確很有幫助，但涉及的內容相對比較廣泛，論述得往往不夠深入，也反映了我作為編輯的一個特點，“實在說來，有些課題是我感興趣的，也下了些功夫;有些內容，則僅僅是因為工作需要，難免淺嘗輒止，尚未深入。

總之，還有許多問題值得繼續研究和探討，學無止境，真乃人生之至樂也!”(《管士光作品集·編後記》)這段說於六年前的話，今天再說一遍仍然很切合我的實際情況和心境，我也的確設想了幾個有意思的題目，想在今後相對悠閒的生活中用以打發光陰，庶幾使自己以後的生活不至過於無聊……

2016年9月27日初稿於京東靜思齋

2016年11月10日改定於朝內大街166號人民文學出版社209室

作者簡介：管士光，1956年出生，山東梁山人，北京長大。筆名關山、齊石宜。1974年應徵入伍，1978年退役後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1985年研究生畢業，獲碩士學位。1985年調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歷任編輯、部門主任、副總編輯、總編輯，退休前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200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本文作者

（原載《出版廣角》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