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魏晉人物品藻活動中人們的最精彩的表現，還是他的把人物品藻由社會的實際政治需要轉入一種審美的活動，從而體現鮮明的時代色彩。 漢末以降，社會統治階級及其集團間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中央政府的集權力量大大削弱，曹魏政權在政治、經濟上不得不依靠門閥土族的支援。因為分散的、地區性的世族地主莊園經濟，是當時社會上舉足輕重的力量。因此，魏初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很快被門閥世族階層所把持和壟斷。《晉書·劉毅傳》所說“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狀況，說明當時大族已經牢牢操縱了人物品評和官吏任用的大權。在這種情況下，九品中正制不過是門閥世族結黨營私的美麗裝飾和例行程式，而人物品藻也就失去了它對社會政治生活所具有的重大意義。這一變化，迫使人們把對人物品藻的目光由實用功利轉向包含在政治品藻中的對人物的個性、智慧、才能的高度重視和觀察批評，從而使魏晉兩代的人物品藻，更多地帶有超功利的審美色彩。從郭泰開始，東漢人物品藻已經注意到人的才能與品德，並形成一股追求與眾不同的“異操”的時髦潮流（參見《湯用彤學術論文集·魏晉玄學論稿》）。這些本可以直接演變為注重個性的審美品藻，但遺憾的是，這種對才能與異操的追求仍然是為了接受統治者的選擇，沒有也不可能甩開奴役自己的繩索。而相比之下，魏晉人的人物品藻則顯得瀟灑和自由，使人們在對自身的審美中得到超脫的愉悅。
——個性的才情之美
東漢“清議”前後對人物的品評是重德行的政治性人物品藻，漢末魏初在曹操“唯才是舉”原則指導下的九品中正制是重政治之才的人物品藻，正始以後的人物品藻則把與人的主體個性及其相關的情感和才能放在首位，並且十分注意從美的觀念出發，對人的個性、情感和才能加以品評。對個性和自我的強調，使人們的人生價值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漢代把個性從屬以至犧牲於名教的傳統觀念已經為士人所不齒。王坦之與支遁的關係不好，王攻擊支遁只會耍嘴皮子，沒有真本事。支遁反駁道：“難道穿著布單衣，戴上油膩帽子、夾著一本《左傳》，跟在鄭玄車後，這才算有本事嗎?這種垃圾袋(塵垢囊)我才不希罕呢！”（見《世說新語·輕詆》）在儒家一統天下的漢代，無論是道德觀念和政治制度，都要求人們服從社會，聽任其安排。作為文化士人，就要皓首窮經，不僅學術思想不能有異端奇想，連自己的生命本身，也必須奉獻給奴役自己的社會。一代儒學大師鄭玄，便是這種人格的規範。然而到了魏晉，追隨鄭玄的人竟被罵作“塵垢囊”，那麼鄭玄這種人格規範及其所代表的漢代士人的人生價值觀念，自然也就完全倒塌，分文不值了。取而代之的，便是充分體現人物個性的才能和情感。
《世說新語·賞譽》中記述了一個風恬月朗的美好夜晚，許詢在晉簡文帝府中大逞才學，以清婉之辭，作襟懷之詠，竟使筒文帝“尤相諮磋。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於將旦。”既而又發出“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的讚歎。可見重“高情”和愛“才藻”，是魏晉人在人物品藻中追求個性的重要表現。漢代禮法統治束縛人的思想和個性，扼殺人的真摯情感，把人變成虛偽矯情的玩偶。魏晉人的“高情”，說明了這種取向的更新。儘管這種才情中也還包含著倫理和道德之情，但主要還是對發自內心的真摯情感的追求。荀粲與妻子感情至深，一次冬天，妻子發燒，荀粲便到院中凍冷自己的身子，回來用身體給妻子降溫。妻子死後，荀粲也很快就死了，因此而遭到輿論的譏諷（見《世說新語·惑溺》）。當時的醫學，決不至於沒有治療發燒的辦法。荀粲採用這種近於原始的治療方法，完全是出於對妻子的休慼與共的深摯痴情；從這位為情而死的情種身上：我們似乎看到了李贄追祟的“童心”和杜麗娘為情而死的先兆。晉人認為：“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見《世說新語·傷逝》）就是不同流俗，盡其所哀，盡其所樂。庾亮死，何揚州臨葬雲：“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見《世說新語·傷逝》）傷逝中滲透著對美的破滅的哀惋和熱愛。桓伊每當聽到清歌，便陶醉其中，連嘆“奈何”。謝安聽說後便評論道：“子野(桓伊字)可謂一往有深情。”（見《世說新語·任誕》）王濛登上茅山，大聲慟哭道：“琅琊王伯輿(濛字)，終當為情死。”（見《世說新語·任誕》）則向人們展示了他們的深摯之情。
宗白華說：“深於情者，不僅對宇宙人生體會到至深的無名的哀感，擴而充之，可以成為耶酥、釋迦的悲天憫人；就是快樂的體驗也是深入肺腑，驚心動魄；淺俗薄情的人，不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謂真樂。”（見宗白華《美學散步·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這話說得暢快，而晉人則是做得暢快；“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為娛。……窮諸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見《晉書·王羲之傳》）喜怒哀樂本是人類的專利，但漢代禮法卻把它封閉、窒息起來。晉人返樸歸真，痛快做人，不啻是對人性異化的反撥，也不枉為人一世。
晉人所祟尚的“才藻”，也包含著曹操所要求的政治之才，但更重要的，卻是能夠充分表現人的真情實感的文學藝術和日常瑣事中所表現出來的種種智慧才能。《世說新語·豪爽》記載：“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系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桓溫所談論的“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系才”的內容，即與政治軍事相關，但最後的落點在“人”、“才”二字．，本身已經說明對人之才能的注重。況且人們所感興趣的，主要還在於桓溫那磊落之狀，雄情爽氣，以至使“一座歎賞”。很顯然，這裡美的取向更勝於實用的政治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