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喚起吾人注意，有關以色列的“契約”裡的崇拜形式，在北以色列的主要聖所示劍與耶路撒冷之間存在著具有特徵性的對立，這是邁爾的功勞。
根據《約書亞記》，示劍的契約具有一種祭祀會食的性格，亦即一種共飲共食、與神“交契”（Koinonia)的性格，就像一則古老的關於西奈契約的北以色列的故事所報道的，七十個長老出席為耶和華餐桌的客人，如同反過來，耶和華也前來做客，參加祭祀夥伴們的犧牲會食。
▲晚宴
在猶大所傳襲的禮拜式則與此相當不同。這在有關西底家治下的契約裡有著詳盡的報道，而且也在關於神與亞伯拉罕的契約的宗教傳說裡被視為前提般地妥當。供作犧牲的走獸被撕裂，誓約者諸如王、祭司或個別情況下的氏族長老或全體兵丁（“am)，一一從中穿行而過。在那則宗教傳說裡，耶和華便在夜裡這麼做。因此，在此並無那種聖禮式的與神交契發生。撕裂牲獸的場景也出現在另一個典禮裡。
意欲召喚以色列參與聖戰或對抗外族或不法誓約團員的英雄或先知，撕裂一隻走獸並將肉塊傳遍全國。這被視為一種有義務響應耶和華號召而出征的警告。此種形式只被報道過兩次，而且正好都是關於北方部族：以法蓮與便雅憫。換言之，撕裂獸類的這種形式若可被認為是與猶大的契約形式有著某種關係的話，那麼可以想見的，此種形式在北方也應該不是不為人所知的。果真如此，我們可以作此設想：在示劍的定居民眾間常見的與神交契的形式，是與和平的神建立關係的古代迦南人的形式，相對於此，同盟戰神耶和華所固有的對軍事的同盟關係有所助益的另一種形式，則是山區裡並不那麼定居的農民與牧羊人原有的鄉土形式。
▲禱告
此種設想之所以非常有可能，乃是因為肢解牲獸應該是古老的狂迷信仰裡撕裂牲獸的一種儀式痕跡非洲的貝都因人是撕裂一頭閹過的羔羊；而且此一現象也見之於山區與草原的民族，譬如伊朗人似乎是經由瑣羅亞斯德或許是在美索不達米亞文化的影響下才根除了此種習俗。而且，如此推斷想必不錯：猶大諸部族曾對原始的，例如在狄俄倪索斯祭儀裡也可見到的肉食狂迷發動有計劃的鬥爭而將之剷除。後來在禮儀上嚴禁血肉吃食的命令或許正意味著此一斗爭之路的一個階段，而後來“不可吃動物的靈魂”的動機，則是保留了昔日泛靈論想法的痕跡。因為，就像我們時而所見的，上述的禁令看來原先並不施用於戰場上的軍隊。
其發展過程應當是這樣的：血肉之食原先只有在平常時期是被禁止的，除了保留給戰神的肉食狂迷之外；後來在我們所熟悉的非軍事化的過程和根除狂迷的影響下，才變成無論何時都被禁止的。但這只不過是個不確定的假設罷了。最後，在傳承裡還出現建立契約關係的第三種形式：以犧牲的血噴灑耶和華共同體，同時也噴灑祭壇。這是以祭司的助力為前提，因為只有祭司才能做這個舉動。由於此一形式被插入長老與耶和華同桌共食的那個非常古老的故事裡這個食桌共同體在此是締結契約的結果，而不是宗教性交契的建立所以可能也是古老的，並且以此例來說，起源於南方。不過這也無法確定。
▲祭司
對我們而言，重要的只在於：在歷史時代，南方諸部族並不知曉一種與神建立神聖交契的典禮。以此，我們來到了一個重要的論點上，這不但決定了南方純粹的耶和華信仰相對於北以色列與巴力及相關的農耕祭儀相融合，兩者間的決定性對立，也是契約形式本身更加形式上的對立的外在表徵。和多半的古代農耕祭儀一樣，巴力崇拜終究是而且一直都是狂迷的，特別是酒精的與性的狂迷。
針對巴力崇拜的這種狂迷的、縱酒的特別是性的狂迷的性格，以及受到此種崇拜所影響的宗教性，純粹的耶和華信仰的代表者發動了激烈的鬥爭。利甲族針對葡萄酒的鬥爭，絕不光只是為了保守舊有的草原習慣，而是特別針對定居民眾的縱酒狂迷的鬥爭。尤其是耶和華信仰的儀式與耶和華信仰的倫理對於性、生活所抱持的態度，乃是此種深刻對立的明證。透過對性的這種鬥爭，性領域的全面規制在猶太教裡留下了影響深遠的印記。破壞他人婚姻乃是死罪的這種宗教禁忌，當然也不過是和受到先知或祭司所規制的所有宗教裡一再出現的事項相互一致而已，不同的只是懲罰的方式特別嚴厲。
婚姻作為生兒育女的手段與作為經濟上保障為人之母者的手段，這種看法自然算不上是以色列所特有的，而是普遍所見的。與狂迷之道和狂迷忘我的這種對立，也決定了南方對於出自這兩種形態的忘我達人的態度。施行集體忘我的古代拿比，基本上毫無疑問的是個北以色列的現象，部分源於腓尼基的，部分源於迦南的巴力崇拜。《撒迦利亞書》仍理所當然地認為，假先知就是農夫，他們所謂的自我殘傷不外是妓、女的指甲所造成的。為狂迷的群眾祭典服務的卡理斯瑪忘我達人，無論何處都集結成行會或學派。
▲禱告
以利沙的拿比學派和更早期拿比學派只不過是和此種一般現象一致而已。拿比忘我所源出的狂迷之道，如我們所見的，尤其是一種一心同感的豐饒的狂迷。這類事情，遊牧民和半遊牧民是一無所知的。如果他們真的對肉食狂迷曾有所知，那也是戰士狂迷的一部分。的確，最古早的以色列，而且毋寧是北以色列，便知曉拿細人的戰士禁慾與狂戰士的戰士忘我。同樣的，令集體進入忘我狀態的古老的拿比，如我們所見的，至少部分也是軍事先知。不過，以下三點是昭然若揭的。首先，相對於巴力的祭典狂迷，拿細耳人的戰爭忘我確實有酒禁的規定。其次，底波拉時代的古典戰爭預言，與拿比相反的是個人的戰爭預言。
最後，令人注意的是，底波拉之歌談到以色列所皈依的“其他神祇”。這可能不過是意指地方神，也就是巴力。數百年之後，我們再次看到以利亞的個人預言之對抗同樣的“其他神祇”與狂迷的集體忘我。隨同耶戶上戰車的先知，是個利甲人，亦即縱酒狂迷的敵對者。此種鬥爭總是一再地由南方出身者或至少主要是畜牧團體出身者來發動主導。典型的個人先知以利亞，巴力忘我的死敵，便是出生於基列，並且是個典型的遊牧者。集體忘我專家以利沙，根據傳說，是個農夫。相當一段時間之後，從對抗北方祭祀方式起家的首位先知阿摩司，也是出自提哥亞的牧羊人。
▲戰爭
以此，得出以下結論：在迦南的狂迷與忘我的影響下，集體忘我的拿比與非理性、感情性的巫術形式，來自北方；理性的利未人的律法集與理性的倫理的使命預言，來自並不知曉農耕地區狂迷之道的南方。此種預言深知，狂迷之道的這種毫無羞恥對耶和華而言是極可厭之事，並且，對古老的契約之神而言，比起履行其古老的命令，祭典與犧牲一般說來毫無意義可言。換言之，南北的這種分歧，顯然打從遷入迦南地開始便隱隱地貫穿於整個以色列的歷史。
結語隨著敵對狂迷的兩大勢力－利未人與災禍預言者－的思維世界愈來愈趨於理性的性格，此種分歧也變得尖銳起來。這至少部分而言是知識階層的文藝文化日益增生滋長的結果。因此，我們有必要清楚分說，這兩種彼此根本不同的宗教性－利未人與災禍先知的基本要素在相互或隱或顯的角力當中，如何在古代以色列的文士階層內部裡發揮出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