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文字獄，就是因文字的緣故而引發的罪案。作為我國古代文化專制政策的一部分，文字獄在歷史上各個朝代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譬如北宋蘇軾“烏臺詩案”就比較典型。

蘇軾（1037—1101）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美食家、畫家

不過，清朝以前的文字獄數量較少，規模也比較有限。坦誠說，文字獄在清朝可謂被“發揚光大”。縱觀清朝文字獄，主要有以下兩個特點：

數量龐大：清朝文字獄大約在160—170起左右，比其他朝代文字獄總數還要多。打擊嚴厲：就涉案規模之龐大和懲處結果之嚴酷而論，可謂首屈一指。

清朝騎兵

對於清朝文字獄的總體表現特徵，《中國文禍史》作者，復旦大學教授胡奇光總結道：“（清朝文字獄）持續時間之長，文網之密，案件之多，打擊面之廣，羅織罪名之陰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

一

作為繼元朝後又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封建王朝，為了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清朝從入關伊始，除了對反對勢力採取軍事征服等暴力手段進行殘酷鎮壓外，還在思想文化領域，對流露出“異心”的漢族知識分子，予以雷霆萬鈞式的打擊。

順治皇帝

清朝的文字獄，始於“入關”第一人順治帝。順治四年（1647）發生的函可《變紀》案，是清朝最早的一起文字獄。另外還有：

順治五年（1648）的毛重倬等坊刻制藝序案、黃毓祺詩詞獄案、馮舒《懷舊集》案；順治十七年（1660）的張縉彥詩序案等。

這些文字獄案，皆因詩文中流露出不滿清朝的情緒而獲罪，各案首犯遭受了被殺或流放等比較嚴厲的處罰。

康熙皇帝

作為清朝最優秀、最有作為且口碑最好的皇帝，康熙在位期間，政局穩定、國家統一，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在文治方面，他也實施了一系列籠絡、利用漢族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的措施。因此，一些明朝遺民所撰寫的野史筆記以及具有反清意識的詩文集，得以順利出版。

不過，有著打擊異己和威懾漢族士人的文字獄，在康熙朝依然存在。據統計，康熙朝有文字獄11起，其中有兩起文字獄案尤為殘酷，即“江浙兩大獄”的《明史》案和《南山集》案。

“明史案”主題繪畫

《明史》案起於順治十八年（時康熙帝已即位），浙江湖州富戶莊廷鑨，購買了明朝首輔朱國楨未完成的《明史》，並召集各方人才，補寫崇禎及南明史事。

書中在敘及南明史事時，奉弘光、隆武、永曆為正朔，還刻意不用清朝年號，並提到了清朝入關前的一些不甚光彩的秘聞，結果被人告發釀成大獄。

莊廷鑨（1585—1655），字子襄，浙江烏程南潯（今浙江省湖州市）人

“《明史》案”除首犯莊廷鑨和朱佑明二家外，株連極廣。“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莊、朱皆富人，卷端羅列諸名士，蓋欲藉以自重。故老相傳，二百餘人中，多半不與編輯之役，甚矣，盛名之為累也。”

《南山集》封面

《南山集》案發生於康熙五十年（1711），由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參劾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南山集偶鈔》“語多狂悖”而引起。

經刑部審查，“戴名世書內欲將本朝年號削除，寫入永曆年號等大逆之語”，是其主要罪證。因《南山集偶鈔》中提到方孝標《滇黔紀聞》，於是方孝標（時已身故）也被拉進了該案首犯的行列。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榜眼

起初，刑部對該案相關人員定罪很重，“集中掛名者皆死”。後來經康熙帝“特赦”，“得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但首犯戴名世斬首，方孝標戮屍，兩家親屬被流放到黑龍江。

這兩大文字獄案以規模大、懲處嚴酷而著稱，為後來雍、乾兩帝愈演愈烈的文字獄案件樹立了典型。

雍正皇帝

雍正帝在位的13年，文字獄案逐漸增多，據統計共有25起，他處理文字獄案的手段以殘酷著稱。

年羹堯和隆科多二人，是雍正順利即位的關鍵人物，也是朝中的權臣。雍正順利登基後，二人恃勢無恐，大樹朋黨，引起了雍正的強烈不滿。為懲治二人，徹底剷除其朋黨勢力，雍正假文字之由，製造了一系列的文字獄大案。

年羹堯和隆科多

如年羹堯“夕乾朝惕”案、汪景祺《西征隨筆》案、錢名世詩案、查嗣庭詩題案等。這几案的懲處結果也很殘酷：

年羹堯因此案罪加一等，終被賜死；汪景祺立斬梟示，妻、子發遣為奴，親屬緣坐；錢名世革職，逐回原籍禁錮，且將雍正親書之“名教罪人”匾額懸掛於宅中，以示羞辱和懲戒，將作詩批錢不力的翰林院侍讀吳孝登發遣為奴，陳邦彥、陳邦直革職；查嗣庭死而戮屍，子查沄斬監候，諸幼子流放，其二兄查嗣瑮父子免死流三千里，長兄查慎行免罪釋放，久驚悸而死。

不過，要說雍正朝最大的文字獄案，非“曾靜、呂留良案”莫屬。雍正六年（1728），湖南人曾靜遣徒張倬投書手握兵權的陝西總督嶽鍾琪，準備策反其共謀反清大計。

影視作品中的曾靜

不料，張倬弄巧成拙，反而中了雍正帝和嶽鍾琪聯手設定的圈套。於是，曾靜以及對他們師徒影響甚深的呂留良被張倬一同供出。

呂留良（1629—1683），明末清初傑出的學者、思想家、詩人和時文評論家、出版家

針對呂留良的“華夷之辯”，雍正親自撰《大義覺迷錄》進行辯論。當然，該案的定罪和處罰都很嚴酷：

呂留良、呂葆中（呂留良長子）戮屍，呂毅中（呂留良第九子）斬立決，諸孫免死流放寧古塔；呂留良門徒嚴鴻逵戮屍梟示，其孫亦發遣為奴，沈在寬（嚴鴻逵門徒）斬立決；其他刊刻收藏呂氏文集的人，基本都受到嚴厲懲罰。

乾隆皇帝

乾隆帝在位60年，製造各類文字獄案多達135起，佔所有清朝文字獄案件的絕大多數。“因文字而罹禍的人士，也遍及全國各個階級和階層。”

乾隆朝的文字獄主要集中在中期，即十六年（1751） 至四十八年（1783），前期和後期文字獄較少。所涉及的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觸犯皇帝權威的，二是闡揚漢民族精神的。

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發。乾隆帝認為胡中藻詩句，如“一把心腸論濁清”，“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那是偏災今降雨， 況如平日佛燃燈”等有悖逆、含詆訕怨望的意味，而且多針對自己而發。

最終，胡中藻即行處斬，鄂爾泰（議政大臣，胡中藻是其門生）被撤出賢良祠，其侄甘肅巡撫鄂昌賜令自盡。

胡中藻案的本質，是乾隆想打擊朝中鄂爾泰朋黨，穩固自己的統治

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錫侯《字貫》“ 凡例”中因將康熙、雍正廟諱及乾隆御名悉行開列，被認為大逆不法。

王錫侯斬決，成年子孫斬監候（類似於死緩）；妻、女及年幼子孫流放；王所著書籍及版片被全部銷燬。

乾隆四十六年（1781），尹嘉銓“為父請諡案”發。“請諡”一事本身就引起乾隆震怒，堅決未允，後又在其所著書中發現了悖逆之語，如尹自稱“古稀老人”，擅論“朋黨”等。結果尹嘉銓被處絞刑，著作銷燬。

尹嘉銓著《偶然吟》

此外，乾隆對涉嫌鼓吹漢民族情緒的言論也極為敏感，想方設法予以打擊。乾隆四十三年（1778），徐述夔《一柱樓詩》案發，大學士阿桂等奏審擬徐述夔等罪名折中認為：

《一柱樓詩》內犴肆謬妄不一而足，甚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之句，借“朝夕”之“朝”作為“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顯寓欲復興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極。”依照大逆律，將徐述夔戮屍，其孫斬監候，為徐詩作序之前禮部尚書沈德潛罷諡僕碑。

徐述夔（1703—1763），原名庚雅，字孝文，江蘇栟茶人，乾隆年間中過舉人，後官知縣

乾隆四十四年（1779），祝庭諍《續三字經》有“發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等語，被認為“隱寓詆謗”而治罪。乾隆四十五年（1780），戴移孝《碧落後人詩》中有“長明寧易得”，“短髮支長恨”，“且去從人卜太平”等狂悖之語而被戮屍，其他緣坐之人或著即處斬或斬監候。乾隆四十七年（1782），卓長齡《憶鳴詩集》之“憶鳴”二字被認為有“追憶前明”之意，且詩集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淚，盡是讀書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頭輕卸一層氈”等“狂謬背妄之語”，卓氏家族因此幾遭滅門之災。

實際上，乾隆大興文字之獄與查繳禁書關係密切。據統計，查繳禁書期間的文字獄有48起。

四庫全書》全稱《欽定四庫全書》 ，是乾隆時期編修的大型叢書

乾隆後期，由於國內階級矛盾激化，思想文化領域的約束有所放鬆，文字獄的次數逐漸減少。但文字獄的餘威尚在，人們心頭的驚悸猶存。正如著名詩人龔自珍在《詠史》中寫的那樣，“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

二

對於文字獄引發的腥風血雨，清朝文人可謂心有餘悸。清初著名詩人吳偉業《與子暻書》雲：“改革後，吾閉門不通人物，然虛名在人，每東南有一獄，長慮收者在門，及詩禍史禍，惴惴莫保。”

不少清人筆記，如《東華錄》、《永憲錄》等，都有關於清朝文字獄，特別是一些大型的有影響的牽涉文人較多的文字獄的文獻記載。限於文字篇幅，我們只說莊廷鑨《明史》案。

《明史》案主題繪畫

《明史》案，是清朝立國以後，第一件震驚全國的文字獄大案。案發後，文人們以各種形式從不同角度記載該案情形，並流露出一定的同情。

著名遺民詩人方文《南潯嘆》認為，《明史》案之首犯浙江湖州南潯莊廷鑨、朱佑明二家，因鉅富而為人告訐被禍，並對他們整個家族所遭受的無辜屠戮，深表痛惜。詩曰：

南潯一村當一縣，財貨雲屯商賈便。

中間鉅富者誰子，擁貲百萬人所羨。

百萬金錢是禍胎，片時飛滅如浮埃。

匹夫無罪懷璧罪，盡室誅夷亦可哀。

方文（1612---1669），安徽安慶府桐城（桐城市區鳳儀裡）人，著有《嵞山集》

法若真為官浙江時，正值莊氏史獄發生。作為地方長官，他因不能免除被株連的700家受害者而感到遺憾和自責。

84歲時，所作的《自壽詩》雲：“恨不移恩七百戶，江聲一派小臣心。”並自注：“唯七百戶之婦子，非人臣所能挽者為鬱郁耳。”

法若真（1613－1691），字漢儒，辭官職返鄉後，在城南怡雲嶺設學館，以授徒講學為業

在散文中，較早記載《明史》案的，主要是該案的親歷者和倖存者。如僥倖逃過劫難的陸圻等人，都曾記載自己就逮及釋歸之事。

陸圻的《遊天台記》雲：“壬寅九月既望，予將遊天台山。….十一月歸杭，大獄起，十二月而檻車徵京師，如神人言。”陸圻之女陸莘行在史禍發生時，尚為幼童。長大後，作《老父雲遊始末》，追憶受當年慘案株連之查、陸、範三家的詳細情形，著重講述其父罹禍後不願苟全，祝髮空門，雲遊天下，以及給其後輩帶來的巨大心理創痛。

朱彝尊（1629—1709），清朝詞人、學者、藏書家，明大學士朱國祚曾孫

另外，還有不少“旁觀”文人對此案有所記載，如朱彝尊揭示了《明史》案的震撼力及自己的惶恐心情：

先太傅賜書，乙酉兵後，罕有存者，予年十七，從婦翁避地六遷，而安度先生九遷，乃定居梅會里，傢俱率一艘，研北蕭然，無書可讀。及遊嶺表歸，閱豫章書肆，買得五箱，藏之滿一櫝。既而客永嘉，時方起《明書》之獄，凡涉明季事者，爭相焚棄。向囊所儲書，則並櫝亡之矣。

三

儘管一些知識分子，有“主動找事”之嫌。但正所謂“禍不及家人”，對“主犯”家人及其門徒們在肉體和精神上的慘無人道的摧殘和迫害，嚴重扭曲了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

這些無辜的“受株連”者，不僅要承受嚴刑逼供、斬監候、發配為奴、戮屍等種種折磨肉體上的折磨，精神上更是受到了不可逆轉的傷害——精神上的傷害，遠比肉體受到的傷害更沉重，影響也更深遠。

歐洲人眼裡的乾隆，形象並不正面

隨著時間的推移，知識分子變得越來越不自由，最終出現了萬馬齊喑的局面。因此，將文字獄評價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毒瘤”並不過分。

文字獄流行開來後，還為居心不良之輩所利用。他們為了滿足一己私慾或者小集團的利益，喪盡天良地利用統治者以文字罪人的政策，或是挾嫌報復，或是敲詐勒索，弄得知識界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萬馬齊喑”的結局，就是“落後捱打”

在中國文化發展的長河裡，文字獄伴隨著中國文化的發展，一度有愈演愈烈之勢。它展示在我們面前的，是文化發展史上的刀光血影、統治者的權力意志、人世間的爾虞我詐和人性中的陰暗淒涼。可以說，它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一道非常沉重的“斷壁殘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