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人寫詩諷刺孟子，有兩句說“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shuì）魏齊”。孟子滿世界推行王道，但放著周天子不理，整天圍著實力派的諸侯們打轉，這哪是聖人，簡直就是一個煽動叛亂的亂臣賊子啊！亂臣賊子竟然被標榜為聖人，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這兩句詩很有名，因為它出現在《射鵰英雄傳》的一個重要橋段裡：書生氣十足的朱子柳拿孟子的話來諷刺黃蓉和郭靖的親暱，黃蓉氣不過，吟出這樣一首詩：“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魏齊。”朱子柳“越想越對，呆在當地，半晌說不出話來”。

詩的前兩句針對著《孟子》的兩則寓言。寓言有馬腳，禁不住有心人的推敲，這倒不足為怪。最後兩句卻關乎大義，於是朱子柳心想：“只怕起孟夫子於地下，亦難自辯。”

如果孟子真的復生，確實不會為自己辯解什麼，因為他一定很困惑，不明白朱子柳何以啞口無言，更不明白這首詩到底在諷刺自己什麼。很可能在愣了半天之後，孟子會狐疑著說：“難道你要我效忠周天子？那不是讓我做亂臣賊子麼！”

是的，在周代禮制下，孟子如果向周天子效忠，反而會為正統道德所不齒。

社會結構不同，政治格局不同，倫理觀念就不同。

周代是宗法封建社會，逐級分封，逐級效忠，最核心的從屬關係可以概括成一句話：“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僕人的僕人不是我的僕人。”如果你是某個大夫的家臣，那麼你的效忠物件就是這位大夫。如果你的覺悟太高，想去向國君效忠，甚至向周天子效忠，那麼你的處境就會是千夫所指、萬人唾罵。

秦始皇廢封建，設郡縣，從此中國社會的主流結構變成郡縣制。在郡縣制裡，雖然行政結構上可以有逐級負責制，但全國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只能向皇帝效忠。如果你是某位大臣家的總管，你發現這位大臣有某種非分之想，你就有義務向皇帝檢舉。

孟子有這樣一句名言，原文是：“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zhǎng）其長（zhǎng），而天下平。”這是說“平天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要每個人都愛自己的父母，尊敬自己的君長，就足夠了。但人們偏偏捨近求遠、舍易求難。

這話貌似迂腐，但真的說在了點子上。如果孔子能聽到，一定會連連點頭。因為周代的禮樂制度，無數的繁文縟節無非都在維護“人人親其親，長其長”這八個字。不需要你有多少愛國主義情操，不需要你有什麼奉獻精神，只需要你愛父母、敬君長，不需要更多。

那麼，誰是你的君長呢？如果你是家臣，那一家的大夫就是你的君長；如果你是大夫，你們諸侯國的國君就是你的君長；如果你是國君，天子就是你的君長。家臣不必愛國，國君也不該跨過大夫直接支使家臣。在哪個級別就做好那個級別的本分，這就夠了。

如果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話，這說得通，但如果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那麼匹夫的責任也就只是“親其親，長其長”，僅此而已。如果有誰號召匹夫們為國捐軀，那就屬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

所以法家很看不慣儒家。

韓非子考察歷史成敗，覺得儒家喜歡的這種政治格局很不好，這會使全國人民心不往一處想，力不往一處使，國家還怎麼富強呢？

儒家和法家的矛盾，其實還不能說是各自給社會開藥方，都覺得自己的藥最靈，而是在核心訴求上就有差異。如果一定要拿開藥方來比喻，那就可以說，儒家開的是營養液，為的是讓病人康復；法家開的是壯陽藥，為的是讓病人“能行”。病人康復之後能不能行，儒家不關心；病人“能行”之後健不健康，法家不關心。

也就是說，法家關心的是富強，儒家關心的是和諧。

今天很多人覺得這兩個目標並不矛盾，但在古代，秦朝就是富強但不和諧的典範：中央的控制力強了，對百姓想怎麼折騰就怎麼折騰；國家統一了，也就意味著受苦受難的人無處可逃了。都知道戰亂死的人多，但修長城死的人是不是更多，不好說。戰亂使人顛沛流離，但和平年代了，一會兒幾十萬人北上修長城，一會兒幾十萬人南下開疆拓土，一會兒又把全國富人強制拆遷。就算還有什麼“國際社會”看不慣（當然已經沒有了），也無所謂。

這才叫“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張養浩的這兩句名言是每個人都知道的。值得八卦一下的是，張養浩，字希孟，“養浩”化用《孟子》修心的名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唐朝詩人孟浩然的名字也是從這裡來的，“希孟”的意思是“以孟子為榜樣”。古人的名和字都有呼應關係，看名能理解字，看字能理解名。

話說回來，法家的富強之路雖然看上去不算美好，但儒家的和諧之路也有很大的麻煩。當然，兩者性質不同，前者是搞不好，後者是行不通——道理很簡單，如果你也和諧，我也和諧，慢慢當然也能富強起來，但問題是，如果你在搞和諧，鄰居們全在富國強兵，你能和諧幾天呢？

孟子生當戰國時代，禮崩樂壞已經到了極致，禮樂制度最後的一塊遮羞布也已經被扯掉了。戰國七雄之間，只剩下赤裸裸的弱肉強食。在生死存亡的競爭高壓之下，和諧之路註定是一條死路，這就是孟子之所以處處碰壁的原因。而富強之路就算再不和諧，至少生存機率最高。再說不和諧的代價主要由平民百姓承受，雄才大略的國君哪會在意呢？

是的，從封建到集權，一個很重要的改變就是人情味沒有了。

如果你想對封建社會有一個直觀的感受，可以看看《權力的遊戲》和《唐頓莊園》。領主和領地裡的百姓世代相處，如果哪裡遭了災，領主即便叫不出所有受災者的名字，至少也很清楚他們都是哪家的人，腦海裡能夠浮現出一張張臉龐，甚至記得起這些人的父輩和祖輩。

而在集權社會，如果哪裡遭了災，對於中央政府來說不過是一串傷亡數字和財產損失數字，而地方官幾年一換，天然就有刮地三尺的傾向，反正刮乾淨之後，這片土地，這些人民，和自己再沒有任何關係。即便是清官，也只是憑著理性和責任感做事，很難和當地人培養出多深的認同感來。

從封建到集權，是一個社會越來越冰冷，人情越來越澆薄的過程。

早在春秋後期，就已經出現了集權化的苗頭。諸侯為了在弱肉強食的世界裡不被吃掉，更為了吃掉別人，天然就會有走向軍國主義的強烈動機。要搞軍國主義，就必然多徵稅，多徵兵。要想多徵稅，多徵兵，國君一言堂才最有效率。要想讓國君一言堂成立，逐級效忠的傳統格局就必須拆碎，宗族聚居就要變成編戶齊民。

後來戰國七雄都在走這條路，只不過步伐不一，秦國只是因為歷史包袱最輕，所以走得最快而已。

這也就是說，這個社會註定會更不堪，弱肉強食註定會更激烈，想要倒回周公制禮的和諧秩序註定不可能。哪怕再站出來一百個孟子，弘揚道德，散發正能量，也註定不會有任何收效。退一步說，就算真有收效，那也註定誰信了這套誰先倒黴。

再退一步說，即便有哪位國君比孟子更單純，真心推行孟子的主張，其他諸侯還都約好了不來騷擾，全在一旁看熱鬧，那會怎麼樣呢？那就會發現，在這個和平發展的環境裡，“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說來容易做來難。

這就像今天常有人說：讓房價降下來很容易，只要每個人都堅持一年不買房；讓交通有秩序很容易，只要每個人都遵守交通規則。要讓每個人主動達到一樣的覺悟，主動做出一樣的選擇，除非在特定的年代，有特定的精神領袖出來號召才行——比如聖雄甘地絕食了。

如果我們穿越到戰國時代，收了其他學派的賄賂，要向這位單純的國君進兩句讒言，我們甚至不必搬出這些大道理來論證孟子的不靠譜，我們只要運用慕容世家“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武功心法，反問一句：“孟老夫子，您自己有沒有‘親其親，長其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