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解決中華文明的起源問題，近年來國家循序漸進先後啟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工程”等國家專案，為中華民族與文明起源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科技力量與資金支援，促進了這一問題研究的深入開展。近年來，在全國各地發掘考古了數量眾多的文化遺址，為中華文明探源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原始材料。中國學術界與考古界的學者，圍繞中華文明起源問題，也著書立說提出了眾多考古學新理論、新觀點、新模式。

“關於中國文明形成過程，在近百年的探索中有過多種認知模式。僅20世紀後半葉以來，就有“中原中心說”（如夏鼐、安志敏等，盛行於1950～1970年代）、“滿天星斗說”（蘇秉琦，1970年代以來）、“中國相互作用圈說”（張光直，1980年代以來）、以中原為中心的“重瓣花朵說”或“多元一體說”（嚴文明，1980年代以來）、“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說”（趙輝，2000年以來）、“新中原中心說”（張學海，2002年）等等”（許宏）。

“總體上看，這些解讀要麼強調各地史前文化成就的多元等重，要麼強調自史前時代開始的中原中心的分量。關於國家形成的路徑，只有蘇秉琦提出了中原以外起源的“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的模式，由於缺乏足夠的考古學證據的支援，鮮有呼應者。各地學者往往強調本地的文明貢獻，也多難以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許宏）。

對於中華文明形成的歷程或者階段過程研究，學界也產生了眾多觀點與看法。“新進化論者塞維斯等人的學說自20世紀80年代進入中國以來，大有逐漸替代古典理論之勢。在這新舊理論交替過程中間，中國學者紛紛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其中，重要的有蘇秉琦的三歷程、三部曲與三模式說，謝維揚的部落聯盟模式與酋邦模式說，王震中的大體平等的農耕聚落形態—含有初步不平等和社會分化的中心聚落形態—都邑國家形態和邦國—王國—帝國說，嚴文明的古國（=酋邦=原始國家）—王國說，張忠培早期的方國（古國）—王國—帝國與後期的神王之國—王國—帝國—黨國說，李伯謙的古國—王國（方國）—帝國或酋邦—王國—帝國說，王巍的邦國—王國—帝國說。蘇秉琦先生的學說創立最早（其中最早也影響最大的“三歷程”說距今已經30多年），至今仍然是影響最大者，仍然指導著中國許多學者尤其是考古學家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工作”（易建平）。

所有這些考古學理論觀點的產生與創立，無不是圍繞著黃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區、中原地區發現發掘的考古文化遺址為基礎，或者具體說是以二里頭考古遺址為立足點形成產生的。但是，“1959年，徐旭生在梳理文獻的基礎上率隊踏查“夏墟”，又發現了位於中原腹心地區洛陽盆地的二里頭遺址，熟諳古典文獻的徐旭生卻推斷該遺址應為商王朝的開國君王湯所都。此後學術界圍繞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問題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論爭，至今仍莫衷一是”（許宏）。

由此可見，雖然在二里頭考古遺址以及周邊地區，國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眾多學者以此也創立了各種不同側重點的中華文明起源理論，但發現的眾多考古遺址無法確認中華文明起源史，眾多考古學理論的自相矛盾也無法為中華文明探源提供強有力的支援，為中華民族與文明起源研究提供理論幫助。自相矛盾的考古學理論，反而加深了社會上國際上學術上對中國夏王朝夏文化在歷史地位真實存在的懷疑或否定。不得不說，這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面對考古界在考古遺址發掘中，無法找到一錘定音的“夏都法”的夏朝國都遺址，於是，河南率先將新建設的二里頭考古遺址博物館起名為“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先聲奪人地為考古界確立目標；並在“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內開展多種聲勢浩大的夏文化研究，拔高二里頭遺址在夏文化研究中的話語權。

對於二里頭考古遺址，不僅在二里頭遺址一線工作二十年的許宏教授無法確定其為夏都，甚至屬於夏文化還是屬於商文化都無法確認，只能以“最早的中國”理論觀點闡述中華文明起源，以此迴避地方與學術界對二里頭遺址的歷史與文化屬性。

層出不窮的考古學理論無法為中華文明探源提供幫助，眾多的考古遺址無法確立夏都或夏文化遺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孫慶偉教授在其新著作中說“過去數十年的考古實踐表明，學術界對於夏文化的認識不但沒有形成共識，反而有漸行漸遠的趨勢，甚至有學者開始懷疑歷史上夏代是否真的存在。毫無疑問，導致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探索夏文化的方法出現了偏差”，並引述鄒衡的觀點“在古代文獻記載中所見夏商兩族活動範圍內即在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已經不太可能再發現什麼新的考古學文化了。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麼方法去辨認它”，提出了在現有發現的眾多考古遺址中，用新方法、新思路辨別出真正夏文化遺址的觀點。這無疑是對二里頭遺址屬性主流觀點的一種否定。

筆者從不懷疑考古學界在中華文化探源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也不懷疑考古學家在中華文化歷史方面的學識，更不懷疑考古學家的智商與所受的專業訓練。但是為何卻對根植於我們歷史與文化之中的中華文明起源問題，卻各執一詞，長期得不到解決，甚至有漸行漸遠之勢，為無腦的中華文明西來說提供存在空間？除了學術本身的因素外，在當今世界金錢力量對學術觀點的影響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你總不可能拿了別人的研討費，在別人研討會上反對別人的研究方向；你也不可能長時間不參加研討會，失去話語權放棄學術研討會的額外收入。

在任何學科，一個反映事物客觀規律的理論或理念，都具有包容性，都是對客觀規律的真實反映；是人類透過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型別，論題—論據—論證的邏輯推導過程來認識把握世界的邏輯體系，包括知性認識階段的理論和理性認識階段的理論，是指人們對自然、社會現象，按照已知的知識或者認知，經由一般化與演繹推理等方法，進行合乎邏輯的推論性總結，指導其所領域的深入研究。

而為了揭示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這些考古學理論，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相互牴觸、自相矛盾，既不能反映中華文明的歷史程序，也無法為中華文明探源深入研究提供指導，只是個人的一個拼湊式想法。在理論與實際發現矛盾之處後，修修補補，捉襟見肘，進而被新的理論所完全取代，僵而不死。這些狀況在以“中原中心論”“二里頭中心論”為中心的學術理論中，表現的尤其突出。

反映一個具體事物、具體領域的客觀規律只有一個，其下可以存在分支理論但不能違反總理論。從目前情況看，一個反映中華文明發展史、反映中華民族文明程序客觀規律的理論尚沒出現。一個真實反映中華文明史的理論，應符合世界人類文明發展史理論，尊從自然規律、尊從地理規律、遵從氣候規律、遵從農業規律、遵從物候規律、遵從人類趨優避害規律的生物生存法則。

中華文明是誕生在中華大地的原始文明，中華文明的特質決定了其誕生的歷程具有其獨特性。這種獨特性是唯一的，在各種獨特因素下產生的中華文化中華文明，其中華文化文明發源地的光輝，即使經受了數千年的人類歷史變遷，被淹沒於中華歷史的長河之中，但其誕生文化的光芒、文明的光芒，仍將重現於世，照耀世界。（作者：趙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