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這本小說大概從乾隆繼位時醞釀，在乾隆十五年以後完成初稿。在小說裡，出場的皇帝是明代的嘉靖、萬曆，吳敬梓把他們寫得很虛，題目很恭敬，像“聖天子求賢問道”。但當時，文化主動權早就不在文人手裡了，而在於皇帝。

所謂“貓走不走直線，主要看耗子”，當時文人的安全狀況，取決於皇帝在想什麼。在乾隆年間寫東西得格外小心，別說犯忌，就是歌頌得不恰當，也會釀成大禍。

那咱們就來說說乾隆想的是什麼。

到了乾隆時代，清朝已經開國一百多年，緊張的民族問題相對緩和，社會總體平穩。乾隆有了空前的掌控力，又有六十年的時間，可以從容地推行他對文化的大設想了。

過去，我們習慣從權術視角來分析乾隆的行為。他確實是“職業”皇帝，能把皇權的壓力和槓桿作用發揮到極致。

比如，雍正留下的顧命大臣、歷經三朝的張廷玉，八十歲退休時上奏，希望乾隆落實雍正臨終許諾過的政治待遇，讓他配享太廟。

乾隆的表現是大怒，寫了篇上諭挖苦他說：你不過是抄抄寫寫，朕登基十五年來，毫無建樹，容你做個擺設罷了。《紅樓夢》裡賈家要給伺候過先輩的奴才留體面，這是旗人的傳統禮儀，乾隆為什麼連這都不講？因為張廷玉在朝廷的資歷深，需要用公開羞辱來打掉他的影響力。

一個重要的變化發生了。

過去，文人對政治文化的想象，是與皇權合作的“共治天下”，皇家擁有政治權威，這個傳遞秩序叫“治統”；文人掌管輿論、禮儀和政治話語，這種秩序叫“道統”。但這一次，乾隆對權力的想象是：從自己開始，為千古的帝王和文化共同定下標準：讓治統和道統合一，都拿在自己手上，不再與人分享。

要知道，在清代，官方文化網路是透過官員流動和書籍流通組成的；地方文化網路是由手抄本、口頭講述和本地文人構成的。地方上有一呼百應的人物，對皇帝來說是不安定因素。把莊紹光這樣的名士納入朝廷，正是出於這方面的考慮。

咱們接著說故事，莊紹光返程路上，發生了一件事兒。他到一間茅草房借宿，開門的是個老漢。老漢說借宿可以，只是我的老妻今早死了，沒錢買棺材，就停在屋裡。莊紹光不在乎，和老漢睡在一鋪土炕上。

接下來出現了超自然現象：半夜，老婦人詐屍了，站起來在屋裡四處走動。莊紹光趕緊去推老漢，發現老漢也死了。他就跑出屋外，在門口蹲到天亮。遇到這事兒，他起初也慌亂，但很快就開始反省自己，覺得這是義理修養不深的表現。

天亮了，莊紹光很為這對老夫妻感傷，說：“這兩個老人家就貧窮到這個地步！我雖然只住了一宿，我不殯葬他們，誰來殯葬呢？”從路費裡拿出幾十兩銀子來為他們買棺材，籌辦了祭品，寫了祭文，灑淚祭奠了兩個老人，嚴肅地執行完整的儒家禮儀。引得附近的百姓都來拜謝他。

提醒你不要忽略這段描寫。寫莊紹光安葬老人，我覺得不僅僅是表現他的古道熱腸，更是寄託了吳敬梓的文化理想：君子不僅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規範，也應該引導和掌管民間的禮儀風化。

說到這兒，我們得還原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為了壟斷文化，乾隆推行“天子中心論”，就是讓君臣關係成為社會道德的軸心。

他說：“朕為天下主，臣工有所建白，採而用之，仍在於朕。”意思是：士大夫只能提供參考，但不能參政，更休想監督。配合天子為中心，他強調單一的忠誠。

忠誠於誰呢？就是隻效忠於本朝皇帝。甚至，乾隆四十年，下令大加讚揚拼死抵抗清兵、為明朝殉難的明朝臣子，允許重新出版他們的文集。四十一年，他讓人編輯《貳臣傳》，貶低那些投降清朝的有功之臣。他談論南宋歷史時說：金人是自己的祖先，但宋朝才是正統。

而且，乾隆喜歡親自為儒家正統思想代言，他忠孝不離口，愛講重視農業，強調要嚴格執行士農工商的社會等級。他那麼愛享樂，寫的四萬首詩裡，什麼芝麻綠豆的事兒都有，唯獨不寫飲酒作樂。這是想要扮演儒家聖賢，搶佔儒家的話語權，成為他統治的文化資本。在我看，乾隆這樣走文人的路，文人就有點兒無路可走了。

面對如此強大、如此叵測的權力，從安全考慮，不如敬而遠之。這麼做，是為了儲存自己的思想，更是要相對的人格獨立。這是莊紹光的選擇，也是吳敬梓的選擇。

在乾隆元年舉行的博學鴻詞科考試裡，吳敬梓獲得推薦，但他只到南京考場寫了一首詩就退出了。我們把這件事和他此時開始寫《儒林外史》放到一起，就能看出他對皇權的態度了。

一方面是不合作與遠離，但另一方面，莊紹光又倔強地按照儒家禮儀安葬老人，表達出無聲的反抗。在真正的儒生那裡，儒家倫理是絕對化的，要以宗教式的苦行去實踐。所以，儒家禮儀不能被皇帝獨佔，這正是莊紹光按禮儀安葬老人背後的心理邏輯。

莊紹光回家後，地方官和各路文人都來拜訪，讓他厭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