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阜陽管鮑祠

　　於今 ／文

一個國家，無論是古代的國家，還是現代的國家，無論是民主制的國家，還是君主制的國家，古今中外一切國家，都具有一個最高的統治者和相應輔佐的官員，在古代有君主和宰相，當代有主席、總統和總理、國務卿。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對於國家的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他掌管控著國家，一般都具有實際上最高的行政權和人事權，在古代更是具有生殺予奪的至高無上權力和地位。然而，不能夠將國家看作是最高統治者個人的掌中寶，國家畢竟是整個統治階級實行壓迫和管理的工具。其中，輔佐最高統治者進行壓迫被統治階級、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官員，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有時候甚至是關鍵和根本的作用，輔佐的官員與最高統治者相輔相成，才能將國家治理好，才能使社會更加進步。明君輔以賢臣，可以使國富民強、社會進步，我國古代的齊恆公和管仲就是這麼一位明君和賢臣。

管仲

　　管仲(?—前645年)，名夷吾，字仲，又稱管敬仲。周王同族姬姓之後，生於潁上（今安徽境內）。春秋時傑出的政治家、著名的軍事家、軍事改革家與經濟思想家。公元前685至前645年，相齊達四十年，以其卓越的謀略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早年經商，公元前685年為齊卿，輔佐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為號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論語·憲問》)，“作內政而寄軍令”，通貨積財，富國強兵，改革行政，編練軍隊，齊國因之富強。管仲的言論見《國語·齊語》。另相傳有《管子》一書傳世。後人查證，《管子》是託名管仲的論文集。以人名書，古之常例。 《管子》一書，依託管仲之名，並非偶然。 管仲家貧，自幼刻苦自學，通“詩”、“書”，懂禮儀，知識豐富，武藝高強。早年與鮑叔牙遊，合夥經商，因母老家貧，常受鮑叔牙資助，成為摯交。齊襄公亂政時，他和鮑叔牙分別做公子糾和公子小白的師傅。齊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齊國動亂，公孫無知殺死齊襄王，自立為君。一年後，公孫無知又被殺，齊國一時無君。小白在鮑叔牙的協助下登上君位。他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公元前643年），春秋時期齊國國君，姜姓，名小白，齊襄公之弟。齊國原是周王朝分封下的一個東方諸侯大國，都臨淄(今山東淄博市)。疆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山東臨朐），北至於無棣（山東無棣）”（《左傳·僖公四年》）。地處黃河下游，土質肥沃，靠山臨海，有漁鹽之利，是東方最大的諸侯國。齊國國君的始祖叫姜尚，因其祖先曾封於呂，故又叫呂尚。姜尚即人們常說的姜太公，曾為周王朝立下很大功勞，被封於齊。

　　從姜尚下傳至第十四個國君是齊襄公，即小白的哥哥。襄公當政(公元前697年- 686年)時，荒淫無道，政治腐敗。他因與其妹私通而殺了魯桓公；耗費大量民脂民膏興修宮殿，供其享受；整天狩獵遊玩，不理國政3下級官吏和廣大士兵都不免凍餓，人民的生活則更加困苦。他又賞罰不明，隨意誅殺臣下，搞得人人自危。連他的親兄弟也因害怕被殺，而逃往國外。公子糾由管仲、召忽輔佐，逃到魯國；小白這時則由鮑叔牙輔佐逃到了莒(今山東莒縣)。

　　齊襄公十一年(公元前687年)秋，襄公令大夫連稱和管至父率兵戍守葵丘(今山東淄博西)。臨行前約好，今年瓜熟時去，明年瓜熟時替回。可是一年過去了，齊襄公卻不發兵替換。連稱、管至父幾次請求代換，都遭拒絕。於是連，管二人便利用戍卒的不滿情緒，聯合襄公的叔伯兄弟公孫無知，發動兵變，打回臨淄，殺了齊襄公，公孫無知立為齊君。次年，公孫無知又在 雍林被人殺死。

　　齊國喪君，大臣們緊張地開始策劃擁立新君。齊國正卿高俁西，自幼與小白非常要好，便暗中派人去莒召小白回國即位。同時，也有人要接年長一些的公子糾回國為君，而魯國也正準備護送公子糾回齊，並 派管仲帶兵在途中攔截回國的小白。雙方相遇，小白被管仲一箭射中身上銅製的衣帶鉤，險些喪命。為了迷惑對方，小白佯裝中箭而死，乘一輛輕便小車，晝 夜兼程向齊都駛去。公子糾及魯軍以為小白已死，穩操勝券，便放慢了回齊的速度，六天後才趕到。這時小白早已被擁立為齊君，併發兵乾時(今山引缶淄西)，大敗魯軍。小白登上了齊國國君的寶座，他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齊桓公。

　　齊桓公做了國君，心記一箭之仇，常想殺死管仲。當發兵攻魯之時，鮑叔牙對桓公說；“您要想管理好齊國嗎?有高候和我就夠了。您如想稱霸，則非有管仲不可!”桓公胸懷大度，放棄前嫌，當即接受了鮑叔牙的意見，並派他親自前往迎接管仲，厚禮相待，委以重任。

　　由於桓公求賢若渴，在他周圍聚集了許多象管仲、鮑叔牙、高候、隰(xT席)朋一類的傑出人物。特別是得到管仲之後，桓公如魚得水，如虎添翼，找到了幫他振興齊國的人。管仲在桓公的大力支援下，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改革。

　　在政治方面，實行了“參其國而伍其鄙”的制度。“國”，即都邑。“鄙”，就是鄉村。“參其國”就是把都邑劃為二十一鄉，分工鄉、商鄉和士鄉三個部分居住，其中工鄉三個，商鄉三個，士鄉十五個。“伍其鄙”，就是按照軌，邑，鄉、縣、屬的組織把鄉村居民編制起來，設定官吏，加強控制。目的是使人民各安其居，各守其業，不任意遷徙流亡，以發展社會生產，鞏固統治。

　　在軍事方面，推行了“作內政而寄軍令”的措施。即在內政改革的基礎上，實現寓兵於農，兵民合一，把軍事組織和行政組織統一起來。居民既是民眾，又是兵士，既要從事各自的職業，又要於春秋二季進行軍事訓練。官吏們既是行政長官，又是軍事統領；既管行政，又管軍事。這樣就擴大了兵源，提高了戰鬥力。

　　在經濟方面，實行了增加國家賦稅收入的措施。桓公和管仲針對春秋以來井田制破壞，私田興起，國家賦稅收入日益減少的情況，改革舊的賦稅制度，實行“相地而衰(cui崔)，徵”的辦法。即在廣大農村對土地進行普查，根據土地的肥瘠和數量，規定應交納貢賦的多少。同時，還提倡即山鑄錢、煮海為鹽，鼓勵發展鹽鐵業。此外，又設“輕重九府”之制，根據年歲的豐歉和人民的需要，來集散貨物，以調劑物價的貴賤，達到通貨積財，增加國家收入的目的。為齊國稱霸諸侯，奠定了物質基礎。

　　由於桓公和管仲的改革，使齊國很快國富兵強，實力雄厚，在諸侯林立的春秋福年的政治舞臺上擔任了主要角色。

　　春秋以來，我國北方少數民族山戎和狄族的勢力強大起來，並經常騷擾燕、邢、衛等國。 管仲又向齊桓公提出了實現在中原稱霸的謀略，即“尊王攘夷”。所謂“尊王”，就是擁護周王室。那時，西周王室衰微，造成列國互相爭戰。首先舉起尊王的旗幟，就能借周天子之命，名正言順地得到盟主的地位。所謂“攘夷”，是指當時我國北方的狄人和戎人借中原各國爭戰之機內侵，對各國造成嚴重威脅，領頭伐夷就能得到各國的擁戴。齊桓公在 “尊王攘夷”的口號下，聯合燕國打敗山戎，又聯合宋、曹等國制止了狄人的擾害，為邢國和衛國築起了新的城邑，使“邢遷如舊，衛國忘亡”，在諸侯中樹立了很高的威信。

　　齊桓公爭得中原地區的霸主地位後，進而向南發 展勢力，要使南方的楚國也承認齊國的霸權。公元前656年，齊桓公率領齊、魯、宋、陳、衛，鄭，許、曹 等八個諸侯國聯軍，首先討伐依附楚的蔡國，蔡人望風潰逃。於是乘勝向楚國進軍。楚成王見齊軍來勢甚猛，一面親率大軍迎戰，一面派大夫屈完與齊講和。齊桓公見楚方無隙可乘，便在召陵(今河南郾城東)與楚訂立盟約，使楚承認了他的霸主地位。

　　齊桓公三十四年(前652年)，周惠王去世。齊桓公會同各諸侯國擁立太子鄭為天子，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後，派人送祭肉給桓公以示嘉獎。桓公在葵丘(今河南考城附近)召集各諸侯國會盟，舉行受賜典禮，並依據管仲的建議，訂立了盟約。至此，齊桓公在管仲輔佐下，先後主持了三次武裝會盟、六次和平會盟，還輔助王室一次，史稱“九會諸侯，一匡天下”，成為公認的霸主。

　　公元前645年，管仲、隰朋相繼死去。桓公任用易牙、開方、豎刁三個阿諛諂媚之臣執政，政治漸漸腐敗。公元前643年，威武一世的齊桓公病死。

　　齊桓公一生顯赫，是一位有治國才幹和雄圖大略的統治者，他在自己的國內實施了一些整頓和改革，收到了富國強兵的效果，在春秋列國中成為第一個霸主。雖然爭霸戰爭對社會經濟有很大破壞，勞動人民對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對中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融合，對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而管仲為齊國創立霸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勳，被桓公尊為仲父。

鮑叔牙

青年時期的管仲，一方面受其曾顯赫輝煌一時的家族史的影響，超凡脫俗，志存高遠，具有幹一番轟轟烈烈大事業的意識。另一方面家境的貧困，謀生的坎坷，使管仲具有了堅韌不拔的進取精神；亂世的紛爭，時局的動盪，鍛鍊、鑄就了管仲明察世態、洞悉時局的能力。他為了實現功名顯於天下的志向，學先賢、習武藝、交友共勉、調查實踐，多方吸納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為其後來能成為治齊賢相、稱霸諸侯、建立偉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管仲早期的個人奮鬥是不順的：經商賠本、做官被逐、打仗敗北、輔佐公子糾淪為階下囚。但是這些磨難正豐富了他的閱歷，磨練了他的意志，積累了他的處世經驗，提高了他的政治素質，於是才有了他後來的抓住機遇，一舉功成。 管仲從階下死囚犯一躍而為齊相的直接原因是其知心好友鮑叔牙的推薦。

鮑叔牙 (?～公元前644年)臨淄人，春秋時齊國大夫，以知人善交著稱。管仲、鮑叔牙多年友善，叔牙深知管仲有非凡的治世才能，始終如一地禮讓、尊重、信任。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成語“鮑子遺風”、“管鮑之交”，便是源於他們二人的友誼故事。管仲曾嘆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當齊桓公欲委相於鮑叔牙時，鮑叔牙以國家社稷為重，力薦管仲：“治理國家的大事，不是我能勝任的，只有管夷吾才行。我有五個方面不如管夷吾：寬厚惠民，我不如他；治國不失權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諸侯，我不如他；制定禮儀示範於四方，我不如他；披甲擊鼓，立於軍門，使士氣倍增，我不如他。管夷吾猶如人民的父母，治理兒子，不能不用他們的父母。”（《管子·小匡》下注只書篇名。）

然而，到後來管仲與齊桓公臨終論相的時候，卻沒有推薦鮑叔牙，而是推薦了隰朋，這同樣是體現了以國家社稷為重。可見，被世人稱頌的管鮑之交是建立在以國家社稷為重的共同志向基礎上的友誼。 年輕的時候，鮑叔牙就很瞭解管仲的賢能。當時管仲不得志，他與管仲合夥經商，總是多讓財利給管仲，因為鮑叔牙知道管仲貧困，需要錢用。管仲曾經替鮑叔牙出主意，結果鮑叔牙因此虧了大本錢，鮑叔牙不認為這是管仲愚蠢，而是知道那時因為大環境不利。管仲曾經數次當官又數次被國君驅逐，鮑叔牙不認為管仲無德無才，而是知道管仲是沒遇到好的君主。後來倆人投軍打仗，鮑叔牙總是衝在前面，退在後面，而管仲每遇戰鬥失利，便掉頭逃跑，鮑叔牙不認為管仲膽小，而是知道他家有老母需要他供養。公子糾敗了，管仲卻忍受囚禁的屈辱不自殺，鮑叔牙不認為他沒有羞恥之心，而是瞭解管仲不拘小節，在意的是能否平定天下。管仲後來說：生我的人是父母，真正瞭解我的人是鮑叔牙啊！”

　　鮑叔牙不愧是管仲的知音，他的確瞭解管仲，他相信管仲不是池中之物，一旦風雲際會，管仲將如蛟龍一般上青雲。

　　鮑叔牙推薦了管仲之後，把自己官職置放在管仲之下來輔助他。後來鮑叔牙的子孫世代都在齊國作官，有封地的就達十幾代，而且有很多都是著名的政治家。

《管子》

　　齊桓公棄一箭之私仇，任用管仲為相，管仲報知遇之恩，輔佐齊桓公圖霸，真乃賢相遇明君，明君逢賢相，君臣知遇，相得益彰！管仲憑藉自己非凡的政治才能贏得了齊桓公的重用，先拜為相，又拜為“仲父”，幾近言聽計從，使管仲的經天緯地之才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他知人善任，舉薦了大批的賢能之士；他改革內政，穩定了齊國的社會秩序；他發展經濟的富民政策，使齊國國力大增，民富國強；他修治甲兵，壯大了軍事力量；他“尊王攘夷”，擴大了齊國的政治影響；他禮法並用，確立齊國的霸主地位。

　　管仲輔佐齊桓公近40年，把一個原來“地舄鹵、人民寡”的齊國治理得國富兵強，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功高當世，影響深遠。公元前645年，管仲逝世，他的死引起了齊國朝野上下的悲痛，人們把他安葬在齊國都城臨淄城南的牛山上，為他樹立了高大的石碑，永遠紀念他對後世的功德。

　　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一個世紀後，孔子曾讚歎管仲的功績說：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挽救周室，使百姓受惠至到現在。若是沒有管仲，我們大概要披散頭髮，左開衣襟，成為蠻夷統治下的老百姓了。這反映出管仲相齊的功績在華夏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特殊作用。近代的維新派領袖、著名歷史學家梁啟超評價管仲是“國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國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學術思想界一鉅子也。”由此足見管仲的思想和業績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管仲的思想主要體現在《管子》一書中，《管子》是由戰國中後期齊國稷下學宮“管子學派”佚名學者所作。西漢劉向編定《管子》時共86篇，今存76篇。《管子》內容豐富而宏博，包括政治、法律、經濟、軍事、哲學、倫理、歷史及自然科學等方面。它以齊國法家政治思想為主導，兼融道家、儒家、兵家、陰陽家、農家、輕重家的學說。《形勢》、《宙合》、《心術》、《白心》、《內業》等篇乃道家之言；《七法》、《版法》、《法法》、《明法》、《任法》等篇乃法家之言；《兵法》、《地圖》、《參患》、《制分》、《霸言》等篇乃兵家之言；“禮儀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乃儒家之言；《度地》、《地員》等篇為農家之言；《輕重》等篇系輕重家之言。《管子》大部分篇章出於田氏齊國官辦的稷下之學，屬於為統治者服務的官方學術。《牧民》、《權修》、《乘馬》、《立政》等篇，系齊法家著作，但其中記錄了一些管仲遺說。該書的註釋本有唐代尹知章的《管子注》、清代戴望的《管子校正》和今人郭沫若、聞一多、許維的《管子集校》。

　　管仲學派有兩個基本的哲學範疇——天道與人情。《管子》在談到王天下時指出，如果具備地大國富，人眾兵強這些稱王稱霸的條件時，若不掌握自然發展和人心變化的規律，國家也就接近於危亡的邊緣。因此只有根據“天道之數，人心之變”（《重令》）辦事，才能防止事物向反面轉化。遵循天道並得人心，戰爭一旦爆發，“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此正天下之道也。”（《重令》）天道與人情是《管子》哲學思想的兩個基本範疇，也是管仲學派政治思想的基本哲學原則，他們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哲學思想。

　　《管子》的這種哲學思想，還體現在“予之為取”的策略思想。《牧民》篇說：“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這種“予之為取”的思想貫穿於管仲學派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思想中，它包含著對立面相互依存和轉化的辯證法思想。

　　《形勢》篇中就談到必須按天道辦事的道理，它指出，只有掌握了天道、事情就會自然而然地成功。管仲學派還十分重視研究處理矛盾的方法，《管子》一書中提到了掌握時機是第一要素，在實踐中必須避免主觀主義，努力使已把握的條件向有利的方面轉化，等等。

　　《管子》的社會經濟政治思想，突出在它的“作內政而寄軍令”的社會編制思想上，這一思想是管仲輔助齊桓公創立霸業時首先提出來的。其基本精神就是寓兵於農，把百姓的鄉里組織和軍隊的編制結合起來。

　　《管子》提出了重農闢地、富國強兵的民本思想。在大國兼併戰爭趨於激烈的形勢下，《管子》認為要富國強兵，必須愛護人民，重用民力，“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權修》）。在經濟上主張以農業為本，提倡開墾荒地，發展農業生產。指出：“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牧民》）。在政治上主張順民心、重民力，認為這樣就能得到人民的支援，推行富國強兵政策，增強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在兼併戰爭中處於優勢地位。

　　《管子》在經濟思想方面，還體現出宏觀經濟管理理論的輕重論。輕重論是管仲首創的，後來的管商學派又豐富和發展了這一宏觀經濟管理理論。他們主張國家積極干預社會經濟，把握左右經濟形勢的主動權。主張實行重徵商、官山海和禁榷制度等，使封建國家直接掌握大量資財，以散斂方式控制物價和調節經濟，並實行利出一孔，使每個人都根據其為國家所作貢獻大小而得到利益。西漢武帝時桑弘羊等人所推行的各項經濟政策基本上是輕重理論的具體體現。此後歷史上許多著名的理財家如劉晏、王安石等人所提出和推行的經濟政策也都受了輕重理論的影響。因此，輕重論學派是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理論方面最重要的思想派別之一。

　　《管子》的政治及經濟思想，體現在它的爭取民心和注重耕戰的主張上。齊國的興起，原是靠收買民心起家的。這樣，齊國的封建統治者和靠宗室貴族勢力起家的魯國與靠君權勢力起家的秦國不同，因而比較深刻地認識到民心的向背對於維護封建統治的重要意義。《管子》一書中所講的爭取民心和注重耕戰的思想，就是適應於齊國封建統治的這一需要發展起來的。在管仲學派看來，只有爭取民心才能得到民眾的擁護，這種辯證關係，就是上面提到的“予之為取”，就是說，給予就是取得，統治者推行的政策越是能符合人民的心願，就越是能從人民那裡取得所需要的東西。應當指出，這是具有民主性精華的政治思想，是民本思想的體現和發揮。

　　從爭取民心出發，管仲學派很注重耕戰的功利主義思想。他們認為“治國”、“富民”的根本途徑在於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發展農業，糧食生產多了，才能國富兵強。同時，他們認為戰爭對人力和物力的消耗太大，因而主張不輕易發動戰爭。這種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管子》提出了法治與禮治相結合的統治方略。管仲學派極力強調法的作用。在《法禁》、《重令》、《任法》等篇中，都強調法的重要性。它指出，立法的是君上，執法的是臣下，遵守法令的是老百姓。法令具有統一性和權威性，任何人都必須依法行事，指出“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任法》）。為了達到天下大治，必須“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任法》）。意思是，君臣上下不分貴賤都要遵從法令。《管子》強調，為了實現富國強兵，必須堅持以法治國。認為法律政令是存亡治亂的根本，是聖明君主為全國臣民制定的須臾不可離的行為準則。

　　與此同時，《管子》認為，治國安民不能只靠強制推行的法律、政令，還要重視禮義的教化作用，使軟硬兩手相結合。書中反映了儒家的政治倫理學說，主張以“禮法並用的統治術”。在《牧民》篇中把禮義廉恥看成是“國之四維”，把維護國家統治的“四維”看成是四條繩索，其中一根繩索斷了，國家就要傾斜：“守國之度在飾四維”，“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牧民》）。教育臣民知禮義廉恥，要從小處做起。即“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這樣的“禁微邪”，乃是“治之本”（《權修》）。

　　在《管子》中,用人思想佔著突出的位置。其中察能授官、論功行賞的用人思想就很值得我們借鑑。強調任人唯賢,根據人們的品德才能授予官職，依據功勞的大小來頒賜爵祿。指出：“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五輔》），又說：“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權修》）。違背這一用人原則,人民就會離心離德,對統治者產生不滿。《管子》說：“功多為上,祿賞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八觀》）。

小結

　　管仲的思想和影響是深遠的，我們當今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可以說是其人情與天道相互結合的哲學思想一脈相承的，而其以民為本、以法治國而結合禮治的思想，及其用人的思想，都是我們治理國家不可或缺的寶貴精神財富。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管仲的雄才大略之所以能夠得以發揮，從而造福國家與社稷，也正因為具有齊恆公這樣的明君。國家的治理、社稷的進步，必須處理好君王與臣相兩者之間的關係，處理好治國與謀略的邏輯關係。

當然，在此，君王是指一國之最高統治者，而臣相則並非只指宰相，而是指輔佐最高統治者、與之相輔相成的賢臣愛將。君王具有最高的權力，對此權力，要使用得當，就是“明君”，就能夠發掘身邊能夠輔佐自己從而使自己如虎添翼的賢臣愛將，同時也讓其施展雄才大略，與君王一起，造福國家社稷。但如果君王使用權力不當，自身具有狹隘的眼光和心胸，沒有遠大的抱負，那麼，再有才華的大臣，其作用也是極受限制的。這就涉及到治國哲學。

　　治理國家，固然需要君王自己具有雄才大略，但一般而言，一方面，君王就算具有非凡智慧，他一個人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而且，往往受其權力至高無上的牽引和迷惑，總會產生或多或少的私心己欲，從而使國家和社稷的發展具有個人的意志。另一方面，就君王自身而言，他的作用實際上並非僅僅在於用自己的非凡智慧和經驗治理國家諸多事務，君王對於國家社稷的根本作用其實應該是類似於哲學對於具體自然科學之引導的作用，這需要君王具有哲學的眼光和智慧，具有戰略的視野和膽識，將一些具有非凡才華的賢臣聚集起來，權力、謀略與才華、技能相輔相成，這樣才能將國家治理好。

　　而對於具有非凡才華的大臣，則需要一定的權力，需要一定的平臺去加以施展，從而為國家社稷造福。畢竟，知識、才華，與政治、權力不是同一個東西，而且，本質上其實是很不同的東西。正所謂，明君與賢臣，權力與智慧，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在一定程度和意義上相互牽制和促進，在這種互動關係中，才能將國家治理好，推動社會的大步前進，這恰恰是君王明智的治國謀略。

　　2006年元月 於今 安徽阜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