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論滿清功過

萬冊PDF電子圖書系列之《中國歷史地理概論》（下冊）198~199頁：

雍正帝：“本朝之謂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同是中國人，不能因籍貫之不同，妄判中外。”（雍正：《大義覺迷錄》卷首，上諭）

200頁，清雍正帝：“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而皆天時人事之自然，豈人力所能強乎？”（《清世宗實錄》卷83）

清朝歷代皇帝，雍正對中國封建大一統體制所作變革（觸動既得利益）貢獻最大，因此遭封建文人二百年汙衊謾罵。雍正←著者最佩服（三大肯幹能幹）古代帝王之一。

中國人談歷史，習慣將明代和清代統稱明清。既反映清承明制史實，又忽略作為中國最後一個封建大一統皇朝，滿清在繼承基礎上，透過總結明代體制社會實踐經驗教訓，對中國封建大一統發展模式做出重大歷史性變革。

縱觀中國封建大一統社會進入成熟內涵發展階段後歷代發展成就：

宋代經濟體制開放、政治文明寬容和古典文學藝術極盛，文治璀璨、武功羸弱。

元代國土面積最大、武功極盛，但文治荒蕪，興勃衰忽。

明代重建封建農耕大一統，達中國古代技術、思想文化巔峰，但重演重重弊端；

清代作為最後一代封建大一統王朝，全面承接明代重演封建農耕大一統發展模式歷史程序，經一系列政治體制創新、財稅體制變革，顯著最佳化明代體制，使中國封建大一統模式，地域、人口、經濟總量和內部統治穩固性，全面發展到前所未有全新水平，為多民族統一現代中國形成，打下堅實基礎。

一、體制創新

所謂統一，是指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思想，共同作用下形成民族心理歸屬與認同。經濟是基礎，決定客觀關聯關係；政治是結果，軍事是保障，文化思想直接反映民族心理歸屬認同內容，是經濟、政治、軍事關係過程化歷史累積效應表現。

中國在封建大一統發展模式初起西漢武帝時，透過大規模征伐，初步確立疆域框架結構。是封建農耕文明經濟、技術條件下，中國中央集權政府能直接、間接有效實施管理地域空間極限。更大地理空間範圍，由於和中央集權政府缺乏以經濟往來基礎關聯關係。此後，中國封建大一統體制存在2000年，一直不能確保形成穩定民族心理歸屬認同。秦漢之際，封建大一統發展模式正外延開拓，因而表現為農耕與遊牧間的激烈爭鬥，長城是這種既交流、又未完全融合狀態具體表現。

經三國、兩晉南北朝405年（184~589）戰亂、分裂，在秦漢封建大一統地域空間內，各民族實現空前大融合基礎上，隋唐再度形成大一統。不同地區經濟、文化密切度提高，形形成大幅提高內向凝聚力，唐代版圖雖超漢代，但不修長城，農耕區和遊牧區之間，人員、物資往來通暢無阻。

經唐末、五代十國和宋遼金夏404年（875~1279）戰亂、分裂，隨著新經濟體制，使農耕區經濟、技術、文化發展水平，比隋唐時代出現階梯式提升。蒙元第一次以遊牧為主導，實現融農耕與遊牧於一國空前疆域大一統。但遊牧相對落後經濟、文化水平所決定政治統治持續力貧乏，使其無法長期維繫龐大國土內部穩定性，14世紀中葉陷入內亂後迅速解體。農耕區和遊牧區再度陷入分裂……

明朝1368年開國，享國277年間，200年處於準統一狀態。明朝農耕文明再度復興，除北部草原和西北部分地區，元代絕大多數人口聚居地區進入明朝統治。和此前由農耕文明大一統唐代比，明代更高經濟水平形成更強聚合力，有效維繫蒙元開拓非遊牧區疆域統治。但明朝開國200年後，中國整體：遊牧和農耕南北爭鬥；北方草原蒙古分裂為多個部族爭鬥。典型表現：明代農耕區又修起1500年前巨大國防體系——長城，不僅勞民傷財、消耗國力，更是中國大一統發展大倒退。直到16世紀中葉，隨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中國農耕區和遊牧區間經濟交流日益密切，雙方明初始200年爭鬥中，都遭受很大損失。這一客觀狀態，導致一個偶發契機，使蒙古多個部族於1571年接受分封，正式承認明朝中央政府地位。此後，西起嘉峪關、東到延永數千裡明長城一線，除偶有小衝突，軍民樂業數十年。農耕區和遊牧區間，再度形成廣泛人員、物資充分交流和平景象。到1616年滿清於東北興起前45年，明朝政府遵循經濟發展決定社會客觀趨勢，運用政治手段，完成短暫農耕區和遊牧區總體統一。雖然明朝因內部固有矛盾遭遇改朝換代，但明朝後期經濟財稅推行條鞭法，政治統治用封貢、互市經濟手段，不動刀兵、不修長城，使漢族農耕與蒙古遊牧，長期和平繁榮共處新政治模式，為隨後新興漁獵農耕滿清政權，指明大一統模式發展正確方向。

滿清興於東北，先征服蒙古，建立滿蒙漢八旗，隨後趁明朝內亂入關，靠領先其他地方勢力有效中央集權體制優勢，逐步整合各地方政治、經濟、軍事力量，最終得以統一全國。不僅疆域僅次於蒙元，更根本解決困擾中國封建大一統發展模式，建立1900年最大難題：將農耕區＆遊牧區穩定整合於一箇中央集權有效治下！

中國歷史上，遊牧區地廣、農耕區富足而各有所長，但滿清以前歷代大一統政權，對遊牧和農耕這兩種迥異生活方式，總是肯定一方、否定一方：二選一。結果農耕區和遊牧區間，長期相互攻擊而不得安寧。遊牧生活方式本身缺乏穩定而流動性高，導致遊牧部族內常因爭奪資源內訌。這使歷代大一統政權，很難使農耕區與遊牧區，長期、穩定和平共處於一個封建大一統政權有效管理下。

農耕與遊牧，是人類進入工業文明前占主導地位，又截然相反生產、生活方式。中國自公元前475年進入封建文明時代，農耕與遊牧間長達2100多年持續爭鬥，期間各自都有武力將對方徹底打垮光輝記錄。但農耕和遊牧最終還是誰也無法奈何對方。遊牧民族多次入駐中原，結果不是逐步被農耕漢化，就是被趕回草原。農耕政權多次把北中國草原遊牧部族徹底打垮，部眾部分內遷農耕區漢化，部分遊牧民族西遷出逃。但農耕文明的所謂勝利，同樣不具持續性：

因為宜牧茫茫北中國大草原，其地域面積超過農耕區，農耕軍隊無法在當時經濟技術條件下，靠後勤補給長期駐軍。原來草原遊牧部族被內遷、外逃後，從包括農耕區在內周邊地區，不斷有人自發進入地廣人稀，生存、發展條件大為改善北方草原，逐步匯聚、融合發展出新遊牧部族。經一番繁衍生息後，北方大草原上興起新遊牧部族，農耕與遊牧間的新一波角逐，再次拉開序幕……

人類進入工業文明前傳統體力勞動主導型生產、生活方式下，中國以明長城、北緯15度為標誌，南宜農，北宜牧，任何人無論以前農耕或遊牧，只要進入宜農區或宜牧區，且長期穩定生活、繁衍，結果必被客觀環境決定，養成農耕或遊牧生活方式。

中國歷史上，奴隸社會末期春秋、封建制初起戰國早期，現在農耕區內，還有很多非華夏農耕文明遊牧夷狄。戰國後期或融入華夏，或被趕到北方或西北遊牧區。自秦漢使農耕區實現中央集權大一統，農耕、遊牧間軍事對抗成常規存在。由於相互間缺乏基於經濟基礎交往，無論農耕或遊牧，都希望用武力征服對方，再將自身習慣生活方式推廣。秦漢到朱明，相互征伐和妄圖消滅異己努力，反覆嘗試後全部失敗。中國人這才逐步認識到：農耕與遊牧間必須共存。伴隨兩千年反覆爭鬥，中國社會經濟持續發展，農耕與遊牧這兩種不同生活方式反覆深入交流後，相互間各有所長狀況，使經濟、人員往來日益密切。這最終使農耕與遊牧交往關係性質開始質變：

農耕區在相對地廣人稀而生產力水平較低時，也能劃塊地放牧，滿足自身馬匹需求。但農耕文明自宋代進入成熟內涵發展後，一方面，農業生產力持續上漲，農耕區劃地牧馬經濟機會成本激增；另一面，生產力發展導致人口大增，人均耕地面積下降，農耕方式向精耕細作發展，耕地畜力需求持續升，經濟大發展催生商業革命、城鎮化，商品貨物交換和人員流通規模持續增長，對交通效率提出更高要求。日常生產、生活畜力需求持續增，遊牧區特產牛、馬、羊農耕區價格持續漲……伴隨交流深入，農耕區產出茶葉、布匹、絲綢、金屬製品……成遊牧生活必須品。以往遊牧部族武力打劫，隨農耕區軍隊職業化，軍事技術從冷兵器向熱兵器轉化，導致劫掠難度、風險不斷升。當發展遊牧生產，再用貿易方式交換農耕區產品變得越來越經濟，客觀經濟規律決定，農耕和遊牧走向全面政治和解，和諧共存基礎上，實現全新大一統社會發展客觀需要逐漸顯現，歷史契機隨即降臨……

13世紀蒙元橫掃亞歐大陸，東到北京北、西到匈牙利，亞歐大陸宜遊牧草原地區，全被蒙古主導。此後中國農耕、遊牧就是漢族和蒙古族之爭。但遊牧沒有長子繼承和中央集權文化，隨時間遞延會自然解體且相互攻擊。當某個遊牧部族武力統一草原各部後，必會向農耕區發動武裝攻擊；草原武力統一不久，又會自發解體再陷戰亂。這使明朝後期，雖然用封貢互市，使農耕區和遊牧區間長期和平共處，但中央政府如不能有效解決蒙古各遊牧部族內長期和平關係，農耕與遊牧間和平仍難以維繫：

一方面，明朝作為農耕文明政權，很難深刻理解草原遊牧文化，缺乏有效管理蒙古諸部主觀能力；另一面，各有短長、互有所需、合而兩利＝有效整合農耕＋遊牧，必須對中央集權體制進行必要改革。說白了，不僅要給蒙古諸部封虛銜官職，還要給他們在整個國家政體內相應政治、經濟、軍事地位，以充分體現其作為大一統國家組成部分待遇，如：遊牧生產力比農耕低，遭災後中央政府要給救濟！但以往兩千年交往實踐證明，農耕和遊牧缺乏深刻理解而深層次溝通能力。這使地理位置上在蒙古遊牧之東、漢農耕之北，長期同時受遊牧和農耕雙重影響，半漁獵、半農耕方式興起滿清，順應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客觀趨勢，得以再次統一全中國。繼經濟、文化進入成熟、完善內涵發展後，政治軍事體制上，將中國封建大一統發展模式也推入高度成熟、完善而趨向極致……

對遊牧區：滿清對緊鄰農耕和滿清龍興東北蒙古各部首領封王，娶女為妃、下嫁公主方式長期籠絡。農耕、遊牧交匯承德修外八廟、避暑山莊，週期性會晤蒙古王公，用宗教鞏固蒙古各部和中央政權思想文化關係。最關鍵：建立草原國家管理制度，透過盟旗制劃分，使受封各遊牧部族各有固定放牧地域且嚴禁越界，再由中央政府在軍事要地設政權管理機構並駐軍，處理中央和地方以及各地方間事務，根本杜絕制不同遊牧部族間相互攻伐。靠和平環境下游牧與農耕區間頻繁人員、物資交往，給各方帶來長期經濟利益，結合政治、軍事、宗教協同，滿清終於既不修長城，也無需在農耕與遊牧交匯區駐紮耗費鉅額軍費大軍，確使和農耕區緊鄰蒙古遊牧各部大草原，政治、經濟、軍事和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逐步徹底整合入中央集權體制內。這就是滿清時內蒙六盟和現代中國版圖內蒙古自治區。

對比明朝後期和滿清遊牧區管理政策差異：明朝封貢制，僅僅是和緊鄰農耕區遊牧蒙古諸部，形成類似現代社會戰略聯盟、聯營企業這種關係水平。滿清則將蒙古諸部徹底納入中央集權內部，以類比現代股份公司方式，使蒙古草原諸部，成為在滿清這一新股份公司（大一統中央集權政府）董事會中有董事席位股東。

必須明確：這種政治、軍事徹底整合高效中央集權，有其客觀經濟基礎，即相關地區必須和滿清賴集權統治經濟核心——農耕區，有足夠密切經濟、人員往來關係。中國類似地區，還有新疆吐魯番、青海和康藏地區。

內蒙以北、以西外蒙和新疆地區遊牧蒙古部族，由於和農耕區直接經濟往來關係少，因而難以用雙贏方式納入中央集權。不僅如此，由於緊鄰農耕遊牧區被中央集權有效整合，農耕區得到安全保障同時，屏障農耕區遊牧區受中央集權管理喪失自主擴張性，因而淪為繼續按傳統遊牧方式發展，不受中央集權直接控制新疆遊牧蒙古準葛爾部鯨吞物件。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新疆準部先後入侵外蒙、內蒙、西藏、青海。為確保遮蔽經濟重心農耕區免遭武裝入侵，滿清政府對西北展開持續百年反覆軍事征服。期間，滿人統帥多次率領由善於快速機動野戰蒙古騎兵＋善攻堅、防禦漢人步兵軍團，憑藉整合農耕和遊牧兩種作戰方式與一身強大軍力，反覆用兵西北，靠武力成功打造出穩固大一統版圖。

滿清以半漁獵、半農耕方式興起於白山黑水間，從邊疆地方割據政權起步，逐步發展出一套前所未有統治模式，得以在封建大一統模式下，將農耕與遊牧間這碗水端平。其對封建大一統發展模式重大創新，不僅以結構最佳化所具有巨大管理體制優勢，極大降低為維護巨大國土疆域內部穩定所需公共管理開支，極大提高管理效率，更為多民族統一現代中國最終形成，作出巨大歷史貢獻。

二、體制改革

鑑於重演中國封建大一統發展模式明代，社會實踐暴露巨大問題，滿清入駐中原後，為長治久安，從經濟、政治、軍事等各方面，逐步對明代體制弊端做出重大變革。其中，既有突破歷史侷限開創性變革，也有侷限於經驗現象調和。

政治改革

滿清確立後，政治體制上相繼廢除對導致明朝滅亡具有決定性作用，按血緣、地域關係，永久禁錮大多數人身份地位規定。

滿清一進北京便廢除極不得人心職業禁錮人身制度，後又廢賤籍、推行整土歸流。滿清雖未如宋代奉行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但對封世襲爵位非常慎重。滿清傳承近300，世襲親王屈指可數。雖宗室血緣關係再疏遠還有封爵，但俸祿極低，以致清末宗室人口眾多後，屢有為人看門、當車把式謀生者。由於出身偏遠落後，滿清皇室始終保持強危機感。半漁獵、半農耕特性，制定出中國封建最合理、嚴密皇位傳承——秘密立儲制。

中國農耕區一貫奉行長子繼承製，雖避免諸多內鬥糾紛，確保國家穩定。但皇子間能力強弱是客觀存在。尤其宋明兩朝，為避免爭端，極端到只對皇位法定繼承皇子進行執政教育，其他皇子從小就混吃等死。結果當皇帝早死無嗣而兄終弟及時，由於繼位者成長期未受過任何帝王教育，當皇帝時已成年，結果個人素質與所負職責比是不學無術，如：宋徽宗藝術天分極高，書法、繪畫在中華藝術史上都有地位，但當皇帝后，從女人到園林宮殿，大玩兒二十多年使北宋滅亡；明天啟帝，極有創意木工手藝，說明其人智性聰明，但沒受過執政教育，皇帝當得一塌糊塗；崇禎帝因教育失當，被脫離社會實際封建理學原教旨主義洗腦，上臺搞了套使明朝天下大亂新政，朝政在他手中，越努力越糟！

遊牧部族一向諸子分家。因為遊牧環境惡劣而不得不戰天鬥地，遊牧文化因而崇尚好勇鬥狠、優勝劣汰。但內鬥對已有很大規模基業風險、代價太高。多少遊牧軍事強權，崛起於對外軍事征服，確輕易因內訌自行崩潰、解體。

滿清皇室半漁獵、半農耕特性，使其無偏見借鑑相互間截然相反方式各自長處，將其巧妙融合，創造出既有內部競爭機制而相對優選，又能控制內鬥所致內耗秘密立儲制。

集農耕、遊牧於一身特性，使滿清皇室自覺堅持對皇子進行滿蒙漢、文武全才教育，避免農耕偏文、遊牧野蠻侷限。滿清一代雖不乏庸君，但絕無昏君、暴君。滿清皇帝個人素質，因而在中國曆代封建大一統皇朝中可稱魁首。

財稅改革

清承明制，財稅理念全面繼承明代，輕徭薄賦、重農輕商。具體制度基本繼承明代張居正改革成果，根據清代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在前期（康雍）逐步完成兩項具有重大意義財稅體制改革。具體內容：

一、永不加賦～攤丁入畝：永不加（田）賦，最早由宋太祖提出，因為中國封建農耕區面積所決定耕地畝數相對穩定，而以往亂加農稅導致大批農民破產後天下大亂，封建統治者由此產生永固田賦以長治久安想法。明清兩代農稅總體遵從這一認識。由於涉農稅收包括田賦、徭役和地丁銀（人頭稅），張居正改革後，徭役折價攤入田賦，地丁銀仍按人徵，導致諸多營私舞弊，如：為增稅提政績，很多死人還交稅。康熙帝為此下旨：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將地丁銀固定稅額。但人口變動不居，固定地丁銀會產生人口減而丁銀不減等問題，最終解決是遵循條鞭法，將丁銀攤入田賦，即攤丁入畝。是以提高田賦方式取消人頭稅。這對此後18世紀，中國人口由1.2億增到3億，1840年鴉片戰爭前後超過4億，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由於人均生產力水平提高緩慢封建時代，社會產出財富總量和人口數量高度相關。這一重大賦稅改革，使清代不僅國土面積，GDP總量也遠超明代，達中國封建時代巔峰。

二、縉紳一體納糧、當差：非常令人費解，諸多清代史學著作，對這一中國封建社會時代非常重要社會公平改革，完全無視。作者只在電視劇《雍正王朝》和《雍正傳》中看到相關記載。歷史上，雍正帝因這一極有魄力重大改革，被那些觸及其既得利益而自詡：小人言利、君子言義聖人門徒，不敢明喧用心：誹謗、汙衊謾罵200多年，中國歷史上，遭如此惡劣誹謗而被搞臭“名譽”帝王再就只有萬曆了……

縉紳豁免錢糧、徭役，是中國封建農耕大一統時代最悠久歷史傳統之一。是指考中科舉和當官的讀書人，可以按功名和官位等級，享有一定量田賦、徭役豁免。

歷史上，從中國封建大一統開始確立漢代，中央政府就開始“查隱田”。原因就在以往中國封建王朝總規定不同等級官員、貴族允許佔多大規模田產（免稅或稅賦比平民低很多），結果隨時間遞延，封建貴族總是利用自身強勢地位，不斷侵佔、兼併弱勢者田產。兼併後就以此田系我家，我家不納稅為由，從地方官徵稅賬冊上將相關田畝劃除，結果一個新興封建王朝，隨時間遞延，人口、耕地面積不斷增長同時，各地賬冊上向國家納稅耕地田畝數確不斷下降。典型：明代1368年開國丈田，納稅田畝8億，經200年發展，到張居正改革前，人口翻番而社會財富產出總量倍增，但向國家納稅耕地確降到4.2億畝！張居正改革，最大困難就丈量耕地、查隱田。為頂住社會壓力，張居正從自家始，結果內閣首輔法定豁免稅糧74石，而地方上實則640石。遍查中國封建史，漢唐～明，稅收豁免特權導致偷稅漏稅，成為封建國家和地主貴族間，漫長而最終必敗反覆拉鋸戰。兩千年封建史，只有張居正取得過較大勝利，但身後立遭打擊報復且短短几十年，問題再度氾濫（崇禎朝加稅，豪強規避而稅收壓到越來越少納稅良民身上，結果越加農稅，造反者越多）。由於只要承認有豁免錢糧徭役特權存在，具體到全國各地、人以萬計、多種等級法定免稅者，總共該免多少？根本無法↓精確監控、管理。雍正帝以巨大魄力，向千年農耕文明陳規陋習開刀，取消士紳錢糧、徭役免稅特權，徹底杜絕作弊可能，使封建國家脫離必敗困局，稅收社會公平度空前提高。因取消免稅特權，清代開發新疆、東北前，長期基於明代張居正改革編制魚鱗圖冊，計徵田賦耕地始終近8億畝，徹底解決此前歷代嚴重威脅中央集權、破壞社會公平偷稅漏稅問題。和歷代費力不討好查隱田以均稅比，取消免稅特權，使清代百年發展，人口比明代翻番還多，確沒有任何必要搞丈田均稅……這一中國封建社會比美科舉重大社會進步變革，切實取締奉行君子言義、小人言利聖人門徒，千年偷稅漏稅特權，雍正被聖人門徒汙衊、誹謗到一塌糊塗……

此外，雍正帝將地方政府人治式收取的火耗改法定徵收，再以養廉銀方式補貼官員，既提高稅收法治水平，又扭轉明代以來，官俸太低導致的諸多問題。

軍制改革

本段論述重要參考資料：CCTV探索發現_中華武功（四）：武科及第。

中國武舉制度開始於公元702年武則天，開始以武藝、力大為優，宋代武舉走向完全相反，背兵書戰策（武經七書）文章取勝。宋代武舉後來變異為文科舉失利者藉以晉身官場，隨後參加面向官員選拔考試，以轉做文官曲徑。元代軍職基本靠世襲，明代由於軍制受元代承襲制影響很深，甚至大量中低階武官都世襲，因而明代中期才開始考武舉，但殿試武狀元直到崇禎末年才有改變，明代武舉對明朝軍制缺乏影響。

滿清入關前，由於地廣人稀，實行所有男丁普遍兵役制。入駐中原後，由於滿人、旗人太少，為儘可能籠絡漢人以鞏固統治，同等注重文武科舉，入關第二年即開考。由於漢人若能在武舉考試中名列前茅，將會入選本由滿人組成御前侍衛，隨後去軍隊任職，得到很快升職、重用。而且從1693年起，武舉考試廢除考宋代考文章，重回歸類唐代武藝（騎射）、力量，這使漢人練武者，近800年後，第一次能得以有制度化途徑，晉身國家政權機構。和宋、明比，滿清武舉制度相對更合理。

明代脫離實際兵農合一衛所制被廢。滿清入駐中原後，在原滿漢蒙八旗外，按職業募兵體制，建起漢人綠營兵。雖然和近代兵制無法相比，但類似唐代武舉選軍官，類似宋代職業募兵制，農耕步兵+遊獵騎兵混合兵制，使滿清軍隊總體上，表現出自中國進入職業募兵時代後，相對最進步封建兵制。

三、歷史功績

滿清以少數民族中少數民族，絕對人口弱勢入駐中原，掌控全國中央大權。因文治、武功人才，皆不能靠本民族自足，文治倚重漢人（滿人不點狀元），軍事滿人為首、蒙漢旗人和綠營（漢人）兼顧。滿清得以制定一系列融合漢農耕、蒙遊牧各自長處與一身，剔除諸多漢人傳統弊端，使漢人間比此前封建時代相互間更平等（攤丁入畝、廢除縉紳豁免錢糧徭役特權、廢除將門）。說白了，既然滿人要倚重漢人治天下，必須儘可能選拔出漢人中有真才實學者為其所用。漢人千年封建時代積下很多陳規陋俗，對滿清量才錄用有能力，能幫滿清有效治理天下人才是一大阻礙，因而必須廢除。

目睹明末社會嚴重動亂過程，滿清皇室自入駐中原始，就以史為鏡，非常注重節儉開支、量入為出，統治穩定後，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前，滿清財政開支長期維持盈餘狀態。和明代皇室比，滿清皇室開支水平相對低很多……對明代體制弊端各種制度創新、制度變革，也使社會公平度明顯提升。

中國封建社會從戰國起，經1500年發展到北宋，進入成熟封建大一統發展模式內涵階段，經宋～元～明～清中期800多年，趨近內涵發展極致。兩相對比剛進入內涵發展北宋＆高度成熟、完善滿清：人均產出水平沒有明顯提高下：

中國封建大一統中央集權穩固統治疆域，由北宋300多萬平方公里1億人，增到清代1300多萬平方公里4億人，疆域、人口＆GDP總量，翻了兩番！

四、歷史侷限

21世紀初中國公眾熟知清朝主要歷史劣跡：文字獄、人為壓制科技發展、閉關鎖國……都是客觀史實，但歷史哲學所關心本質性認識：

為什麼會出現：文字獄、歧視科學技術、閉關鎖國這些現象？

中國封建歷史上，文字獄、閉關鎖國都不是滿清首創，輕視科學技術更是官方意識形態宋明理學源遠流長傳統。但這些中國封建史上，不同朝代不同程度發生過問題，全集中在清代且同時達空前絕後表現水平。

中國晚期封建大一統，元、明、清三代：元代由於皇帝很少懂漢語、識漢字，既沒有文字獄、也沒有儒家本末觀念，平等實用對待農工商各業。遊牧開放本性，使元代商業繁榮，對直接體現實效技術工匠相當重視。明代復興農耕文明，建立起和開放性遊牧完全相反封閉內斂體制，重農抑商、按血緣關係固定身份地位、抑制人口流動、封鎖對外貿易。但伴隨社會經濟發展，明代後期東南開海禁、西北開互市，商品經濟持續發展，市民階層及思想意識萌發，社會走向提倡個性解放。到滿清興起於東北，以融合農耕、遊牧於一身特性，創新、變革封建大一統發展模式後：

一方面，中國自進入封建時代後，一直以外在相異方式，尖銳對立農耕與遊牧兩種生產、生活方式，最終完成內向整合而實現一統，中國封建大一統發展模式，由此發展到文武兼備、動靜相宜、相反相成成熟、完善水平。

另一面，這一體力勞動主導型傳統文明範疇內完善整體內向整合方式、方法和實現過程，以犧牲農耕與遊牧這兩種生產、生活方式對立性存在時，各自各具特色對外開放性為其歷史代價。具體說來：

草原遊牧：本是逐水草而居高流動性生產、生活方式。滿清在中國北方大草原推嚴格行政區劃盟旗制，禁止越界遊牧，各盟間類似農耕區不同省，相關事務由本地中央專設機構處理，直接聽命中央。一方面確保草原遊牧諸部在國家政權政治地位、經濟利益，另一面，滿清政府得以持續從各盟旗徵調當時最好戰馬、最善戰騎兵。滿清靠所控制農耕區經濟、技術力量，以優惠政治地位為條件，用盟旗制控制草原遊牧在體力勞動主導型文明時代特有徵伐武力，對全國大局穩定具有特殊政治、軍事意義。

蒙古諸部肯為滿清所用，不是因為滿族人多、地廣，而是因為效忠滿清政權，蒙古遊牧部族自己無法解決內部和平共處問題徹底解決同時，又憑和滿清政權相互依靠關係，保持和經濟、文化最發達農耕區長期和平互惠共存。由此獲得政治、經濟利益，遠超以往和農耕區間武力爭鬥不休。如非滿清半漁獵、半農耕出身，蒙古各部面對純農耕政權，即使和平共處，其政治、經濟地位也沒支援滿清那樣高。接受滿清盟旗制中央集權管理，放棄以往開放性遊牧方式，對蒙古遊牧部族而言，具有歷史性進步意義變革。

封建農耕：建立在自給自足自然經濟、小農生產方式基礎上，本有很強封閉性。但中國封建實物經濟體系很高生產力水平，早在11世紀就引發商業革命、城鎮化。明朝後期開海禁，更使商品貨幣經濟比重，因持續貿易順差流入白銀繁榮發展。中國晚期封建農耕文明內發展出海洋商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發展相適應市民階層思想。明朝末期中國社會存在遊牧、傳統農耕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三種力量。遊牧、半遊獵半農耕和農耕這三種政治軍事力量。當中國封建大一統發展模式因自身侷限性，進入改朝換代週期時，社會實踐檢驗各種政治、經濟、軍事力量間較量結果：滿清勝出。建立起半遊獵、半農耕，政治軍事上偏重遊獵，經濟文化偏重傳統農耕，混合型封建大一統發展模式。

中國農耕文明中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海洋商業文明和市民階層思想所代表外向開拓型發展取向由此被犧牲。

輕視科技：是作為人類原創哲學文明中華傳統文化，崇尚定性正確認識，擅長動態把握事物複雜關係這種思維方式，對追求絕對精確分析性認知事物思維方式不適應典型表現。但和其他朝代比，清代更突出：因此前所述混合政治經濟軍事體制中，滿清在軍事上，偏重依靠滿蒙騎射。明代後期，隨體力勞動主導型生產方式達高度成熟、完善，經濟、技術全面向工商業、熱兵器轉型。這使清代國內外各種發明創造軍事運用，都對冷兵器時代騎射作戰方式不利。滿清政權為維護所建立混合政治經濟國家體制穩定，明明聽到、看到，甚至倉庫裡躺著英國人作為禮物所送近代武器，確自作聰明、裝聾作啞。如同用文字獄搞思想鎮壓，閉關鎖國禁止出海以遏制本國海洋商業文明發展那樣，人為阻撓並刻意破壞中國內部和外部傳來種種先進科技應用，尤其各種火器軍事運用。

對先進科技：明朝純粹農耕政權，其輕視科技主要在思想觀念，由中華哲學文明侷限性所致。影響主要體現在生產技術方面，缺少同期歐洲那種積極發展科技積極性。但所有漢人農耕政權對軍事技術：無論兩宋、明代，對各種新型先進火器，一貫非常感興趣且積極學習、運用。明朝後期，無論海軍、陸軍，從武備到軍事思想和水陸作戰方式，都已出現近代化轉型趨向。因為中國農耕政權長期和遊牧部族間軍事爭鬥，農耕軍隊機動性差而陷入被動，只能靠自身更先進經濟、技術，不斷髮展更高效能武器，以對付遊牧騎兵。因而有強烈學習、發展先進火器內在驅動力。滿清建立混合政治經濟大一統新體制後，由於軍事上偏重依靠蒙古遊牧騎兵優勢威懾農耕區。因而對先進火器發展是極力打壓。事實上，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時，中國陸軍火器裝備、海軍戰船噸位及相關作戰指導思想等各方面，比之200年前明末，不是沒發展，而是絕對倒退！這種倒退不是天災是人禍，是滿清政權為維護混合政治經濟大一統發展模式穩定性，刻意人為所致！

對海洋貿易：和明代早期嚴禁，後期放任。由於明末商品經濟繁榮發展，使得白銀資本在中國社會生活影響遠超明初。因而滿清統一臺灣，全國統治全面穩固後，立即開放海外貿易，以獲得貿易順差白銀，活躍經濟發達地區生產、生活。由於閩粵地區人多地狹，大量漢人出海謀生，滿清政權很擔心海外反清復明勢力大張。導致開放與封閉間，最終搞成單向海禁中庸之道，禁國人航海貿易同時，在廣州設貿易口岸、專營商行，允許外國人來廣州貿易。這一自我封閉政策，反映出滿清作為內陸民族，不懂又不願學航海，選擇主動退縮。

文字獄在滿清發展到鼎盛，一是因為滿清以偏遠落後地區少數民族主導全國政權，有自卑心理和危機意識，因而對可能對其不利思想、言論格外敏感而政治神經衰弱；另一面，明朝後期蓬勃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及相關市民階層思想，與滿清穩定統治封建官方意識形態格格不入，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確不斷自發性使此類“離經叛道”思想社會影響持續增長，滿清政權因而採取加加大幹預力度方式，進行思想鎮壓。

滿清作為中國封建大一統發展模式中，地處偏遠、經濟文化落後起少數民族所建立皇朝，表現出很高學習能力。但文化底子薄，尤其沒有文化底蘊所決定開拓性文明自主創新力，使得其學習先進漢文化，只學到漢文化現象主導內容，無法理解和現象表面相反對立性內在本質，具體表現：懂儒不懂道，知理不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