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建立元朝後，“蒙古風”對中原王朝的“傳統文化”產生了不小的“衝擊”。

元朝與諸蒙古汗國

以衣冠服飾為例，很多人“辮髮椎髻，深簷胡帽，衣服則為褲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

不過，與清朝強制推廣“剃髮易服”不同，“蒙古風”的流行，有著更多“順理成章”的味道。畢竟，元朝政府似乎從未頒發過有關漢服、蓄髮的禁令。

在元朝，可以看到“各種面孔”

在明朝的民間，還有哪些“蒙古風”的遺存？我整理了一些資料，大家可以一起看看。

服飾

明朝服飾中的“蒙古風”，最為明顯的就是對“左衽”的習以為常。

實際上，服飾“左衽”的現象，最早可追溯到到金與南宋的對峙時期。我們都知道，孔子老先生對“被髮左衽”可是深惡痛疾的。

不過，根據南宋文學家岳珂（岳飛的孫子）的記載，漣水（今隸屬於江蘇淮安）孔廟中的孔子塑像，居然是“左衽”。

始建於北宋的大成殿，屬於孔廟的大殿，1971年被拆除

到了元朝，服飾上的“左衽”逐漸得到了大眾的認同。因此即便到了明朝，以婦女服飾為代表的服飾，無不以“左衽”為尚。據朝鮮官員崔溥的記載，明朝北方的婦女：

自滄州以北，婦女衣服之衽“或左或右”，並未統一為“右衽”；到了通州以後，才“皆右衽”；而江南的婦女，所穿衣服“皆左衽”。

反倒是江南地區的婦女，似乎對“蒙古風”更為偏愛有加，不得不說“非常有趣”。

元朝女子服飾

除了“左衽”，“蒙古風”穿搭的另一“特色”，便是“帽子繫腰”。

首先是帽子。在元朝，無論官民，“無不戴帽”，帽子制式“其簷或圓，或前圓後方，或樓子”，基本屬於兜鍪（古代戰士戴的頭盔）的遺制。

到了明朝，每到冬天，北京的男子多喜歡用貂狐的皮，製成高頂卷簷的帽子，即“胡帽”；北京的婦女用貂皮裁製成尖頂覆額的披肩，稱為“昭君帽”。北直隸各府及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地，也有這樣的“穿搭風”。

元朝的鑲寶石鈸笠

與帽子相對應的，自然是“髮型”。其特點就是將頭髮編成辮子，或者將頭髮打成紗羅椎，而庶民一概不用椎髻。

所謂“繫腰”，即“襖則線其腰”，上衣在腰間加一腰線。元朝的“高檔服裝”，要麼用渾金線製成“納失失（加金的絲織物，又稱“織金錦）”，或者在腰線上繡通神襴（上下衣相連的服裝）。

元朝服飾

根據明朝文學家田藝蘅（浙江人）的記載，明朝人戴的帽子以及穿的襖袍，遺存著很多的“蒙古風”，即“帽則金其頂，襖則線其腰”。

“帽則金其頂”，即江南小孩所戴的“雙耳金線帽”；“襖則線其腰”，即明朝人穿的襖袍，在腰部有一道（蒙古風的）線。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一度主張恢復“漢唐衣冠”。不過， “蒙古風”似乎“從未真正離開”。譬如弘治以後，北方尤其是北京居民，在服飾上極為崇尚“蒙古風”。可以說，“蒙古風”的審美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元世祖出獵圖區域性

“比甲”由元世祖時察必皇后所創制，其式樣是“前有裳無衽，後面之長倍於前面，也無衣領與衣袖，僅用兩襻相綴”。在明朝，北方婦女普遍喜歡比甲，將它當成日用的常服，而且稍有改進，織金刺繡，套在衫襖之外。

明孝靖皇后無袖方領升龍紋、壽字紋刺繡比甲

“只孫”在《元史》又稱”質孫”，同樣起源於元代，也可以翻譯為“一色服”。在元朝，凡是貴臣奉皇帝之詔，就穿只孫進宮，以示隆重。“只孫”在明朝仍被穿用，但多用於軍士常服。在明朝聖旨中，經常出現製造“只孫”件數的記載。

元朝“質孫”服

在明朝中原的服飾稱謂上，有些也受到了蒙古人習俗的影響。

據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記載，在元朝，蒙古人一般將蒙古婦女的禮服稱為“袍”，漢人（北方人）婦女的禮服稱為“團衫”，南人（南方人）婦女則稱“大衣”。到了明朝，從北京一直到地方，一概稱婦人的禮衣為“袍”。

波斯人繪製的蒙古貴族

明末學者陳子龍的記載顯示，在京城乃至北方地區，無論是貴人、士人，還是庶人、婦人，服飾均呈有著比較濃郁的“蒙古風”，且被引為時尚。

京城貴人，喜歡穿窄袖短衣，或者以紗縠竹籜為帶；北方計程車人，大多喜好胡服；庶人所制之幘，“低側其簷，自掩眉目”，稱為“不認親”；婦人的辮髮，大多“綴以貂鼲之尾”。語言稱謂

蒙古人的入主中原，讓蒙古語對傳統漢語產生不小的影響。譬如在明朝廣泛流行的“皇上”、“老爺”、“貓兒頭”等稱呼，多為“元朝遺俗”。

以皇帝為例，西漢臣子稱皇帝為“縣官”，東漢稱皇帝為“國家”，唐朝稱“聖人”，亦稱“大家”、“天家”，宋朝稱“官家”，至元朝時才稱“皇上”。可見，明朝大臣稱皇帝為“皇上”，也是“蒙古風”的殘存。

忽必烈：我才是第一個“皇上”（？）

在明朝民間，多稱地方官為“老爺”。這一稱謂，同樣源自元朝。《元史·董摶霄傳》記載，董摶霄在南皮安營，毛貴兵猝至，問摶霄：“汝為誰？”摶霄答道：“我董老爺也。”說完，隨之被殺。

在明朝，一般稱人“幹事不乾淨”為“貓兒頭”，或稱“貓兒頭生活”，此稱亦源自元朝。相傳，元朝貧窮的新官出京，通常有人替他們應付盤纏，並隨同新官一同到任，還替新官管事，一般稱這類人為“貓兒頭”。後來，民間又罵達官（蒙古/色目官員）的家人為“貓頭”。

節日

明朝的節日生活豐富多彩，但在諸多節日生活中，有些實際是“蒙古（女真）遺俗”，尤以元宵、端午兩節最為明顯。

在元朝，每年正月十六日，流行一種“放偷”習俗。每當這一天時，各家各戶對小偷嚴加防範，遇到偷竊行為，則“笑而遣之”，即使是妻女、車馬、寶貨為人所竊，也全不“加罪”。這種習俗，在明朝揚州尚有遺存。

《元朝燈戲圖》 ，描繪杭州元宵廟會的場景

明朝端午節時，無論宮廷，還是民間，無不盛行“射柳”、“走解”之俗，同樣沿用於元朝舊俗。

譬如永樂年間，宮中流行著溯源於女真、蒙古人的“翦（射）柳”遊戲。將鵓鴿藏在葫蘆中，再將葫蘆懸掛在柳樹上，然後向葫蘆射箭，射中葫蘆，鵓鴿就沖天飛去，以鵓鴿飛之高下來定勝負。

端午“射柳”，有著悠久的歷史，元朝也是繼承者

另外，宮中的“射柳”之戲，還拓展到了明朝的邊鎮。在端午這一天，各邊鎮無不“射柳較勝”，若是士卒命中，將帥就會次第加以賞賚。

飲食

以飲食生活習慣來說，明朝民間設酒“每桌五果、五按、五蔬菜”，湯食“非五則七”等種種風俗，都是從元朝流傳下來的。

（疑似）蒙古貴族的宴會

在這裡，簡單介紹一下“蒙古風”的飲食習俗——“挈設”。所謂“挈設”，原是蒙古語，相當於漢人禮儀中的“薦體”與“薦”，屬於一種酒席茶飯中的待客禮儀。

元朝的蒙古人招待上賓，必用羊背皮、馬背皮之類；若是其餘賓客，則用羊、牛的前腿、後腿招待；假如用鵝招待賓客，則必用鵝的前胸招待上賓，其餘賓客，則多寡隨分而定。

入明之後，這種待客禮儀仍廣泛存在於北方人的飲食習俗中。一般按照漢人的習俗，招待上賓，以鵝頭為敬；但在北方還是以鵝胸為敬，顯然受到了蒙古飲食習俗的影響。

社交禮儀

明朝民間婦女的“拜禮”，大抵也是對元朝風俗的沿襲。

自古中國的婦女，大多流行立拜之禮，與“男子之拜”有著很大的區別。

如宋天聖年間，明肅太后臨朝，想代行郊天祭祀之禮，宰相薛簡肅認為不可，勸諫道: “果爾，太后將作男子拜乎？抑女子拜乎？”太后聽言，此事作罷。

唐寅（唐伯虎）筆下的明朝女子形象

到了明朝，按照制度，三品以上的命婦，遇到太后、中宮的大慶，或者是元會、令節，照例需要入宮朝賀。命婦朝賀，所行拜禮，與朝士有別。

朝士拜禮，除朔望升殿外，即使常朝，必須行五拜三叩頭之禮；命婦則不然，僅僅行四拜之禮，而且只是在下手立拜。只有在致賀受賚的時候，命婦才一跪叩頭而已。

不過，明朝民間士民之家的婦女，所行拜禮，已是“伏地頓首”，與男子無異。這無疑是沿用了“元朝之風”。

音樂

元朝建立後，所謂的古樂蕩然無存，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俗樂的盛興，淫詞豔曲，更唱迭和；二是隊舞的興起，甚至在祭祀古先帝王神祇的祀典上，亦“飾為舞隊，諧戲殿廷”；三是“胡樂”的滲透，所謂的俗樂，實則大多為胡樂，聲音宏大雄厲，甚至“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

元朝戲劇人

朱元璋命建立明朝後，命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重新制作《燕享九奏樂章》，以使樂章不但協和音律，而且有平和廣大之意，並於洪武四年( 1371 年) 七月最終制作完成。

這一樂章製成後，“一切流俗喧嘵淫褻之樂，悉屏去之”，號稱是古樂的復興。不過，蒙古風的音樂早已滲透到民間的俗樂之中，一時很難去除乾淨。

即使在崇禎年間，地方官府在閱武儀式中所使用的樂器，依然能看到眾多“蒙古樂器”的影子。崇禎四年( 1631 年) 三月，張岱路過山東兗州，親身觀看了巡按御史主持的閱武儀式。

表演時不僅都是在馬上奏樂，所用樂器，分別有“三絃”、“胡撥”、“琥珀詞”、“四上兒”、“密失”、“叉兒機”，“僸佅兜離”，不少皆為“蒙古樂器”。

宗教

明朝的宗教風俗，尤其是佛教風俗，大多沿襲“蒙古風”。譬如明朝皇宮中存在的“歡喜佛”，就是對元代佛教習俗的因襲。

所謂歡喜佛，其實就是一尊“男女淫褻之像”。據傳，這種佛像得以存在，其目的是深怕太子長於深宮之中，不知人事，也就是為了對太子進行性教育。

“歡喜佛”造型

按照元朝的制度，皇帝必須先受佛戒九次，方可登基稱帝。進入明朝，這一制度就演變為“替僧”制度。即皇太子與諸王子誕生以後，一般就要剃度幼童一人，替皇子出家為僧，號稱“替僧”，又稱“代替出家”。在明朝人看來，此制雖非“雅俗”，但在宮中習以為常。

（疑似）十六天魔舞

元朝的佛教風俗，對明朝民間宗教信仰的影響也相當深遠。僧人的世俗化，便是典型。“郡境村落約三百計，皆有梵寺數楹，最小者亦斗室供香火，僧無精行，貧民為僧傭作者，挈妻傍居，流娼僦居僧舍，蕩子諧狎，藉資衣食者，更從臾之，深可扼腕。”

明朝官方雖立志“恢復漢唐”，但縱觀明朝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有著相當多的“蒙古風”遺存，這無疑是文化交流的一個進步體現。就像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各個民族淵源、文化雖然是多樣性的，但卻是有著共同命運的共同體。”

在我看來，真正的“中華民族”，應該呈現出一種“多元一體”的格局；而“中華文化”，更應該是相容幷包的、善於“取長補短”的、不斷自我迭代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