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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統計,在春秋時期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諸侯國間進行的大大小小的戰爭共有四百八十三次,朝聘會盟共有四百五十次。進入春秋後,周室衰落,不能節制諸侯,齊桓、晉文等實力強大的諸侯,充當霸主,號令諸侯。

春秋時期大國征伐無度,而小國對於大國,尤其是霸主國,可以說“無歲不聘,無役不從”。大的諸侯國發動戰爭其根本目標是掠奪土地、財富和人民,兼併小國,擴張勢力範圍。而小的諸侯國為了自身安全,只能依附大國,聽從他們的差遣,還要為他們提供一定數額的貢賦。所以,春秋時代的戰爭與會盟,實際上也是大國對小國的掠奪。

然而,在爭霸戰爭中苦難最深重的還廣大下層民眾。他們不僅要滿足本國貴族的各種貪慾,還要擔負霸主國對各小國家的各種掠奪與剝削。他們終日勞動在田地裡,卻難得飽暖,還要服兵役及各種名目的徭役,財產與生命得不到任何保障。先進的知識分子同情廣大民眾的災難,設計各種施行仁義的政治構想。

春秋時代,不僅國際戰爭頻繁,各諸侯國內部的也不斷有亂事發生。進入春秋中末期,各國氏室日益強盛,公室的權力則日益衰落,大夫執政成為歷史潮流。氏室與氏室之間,則以兼併為務,常常處於動亂之中。

春秋初期,魯國由公族執政,私家勢力的代表是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公元前562年,三卿三分公室。公元前537年,他們再次瓜分公室。三家之中,以季氏最有權勢。公元前517年,魯昭公討伐季氏,卻被三家聯合起來趕出魯國,最後死在齊國。公元前468年,魯哀公又想利用越國助其除去三家,結果還是被三家逐出魯國。而季氏的權力又被其家臣陽虎篡奪,控制魯國達三年之久。

春秋初期,齊國執政的卿大夫主要出自國氏、高氏等世家大族,這些世家大族本是公族的一部分。春秋中期以後,異姓貴族田氏崛起,取代公族而執國政,最後奪取了齊國政權,變姜氏齊國為田氏齊國。

晉國的公族在春秋初期已退出政壇,晉獻公誅夷宗室,公族消滅殆盡。執政的卿大夫多是異姓貴族。春秋中後期以後,軍政大權逐漸轉移到這些異姓大夫手中。晉悼公時,韓、趙、魏、知、範、中行六氏,共掌國政。晉定公時,韓、趙、魏、知氏四家奉命討伐範、中行二家,四分範、中行之地,知氏所得最多,但仍不滿足。多次向韓、趙、魏三家要地,但趙氏不肯。知氏欲聯韓、魏伐趙,而韓、魏兩家卻聯合趙氏夾擊知氏,滅其族,三分其地。

晉幽公時,晉公室僅保有絳和曲沃兩地,其餘土地皆為韓、趙、魏三家所有。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升三家大夫為侯。公元前376年,三家又將晉室僅有兩地瓜分,自此晉國分裂為韓、趙、魏三國,史稱三家分晉。此外,鄭國的國政被號稱七穆的七個卿大夫控制,宋國的政事則被 戴氏家庭控制。

大夫執政成為歷史的必然,是因為各國的執政大夫與民眾接近,能看到百姓的困苦,所以在政治上傾向民眾,注意爭取民心。孫武就認為,晉國六卿中韓、趙、魏三家的畝制大,租稅輕,能獲得窮苦百姓的支援。晏子說,齊國陳氏借給百姓糧食用大量器,收回時卻用小量器,所以能爭取到民心。

按照周禮卿大夫家中只能用十六人表演樂舞,而當卿大夫們的權勢超過公室而實掌國政時,他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使用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六十四人的樂舞了。比如,魯國季氏權勢穩固後就享用六十四人的樂舞。孔子知道後說:“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在孔子的眼中,春秋時代是“禮崩樂壞”的時代,私室篡逆公室是道德衰落的表現,所謂“世風不古,人心日下”。所以,孔子對於春秋時代的大變革作了如下評價:“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雖然可以說,春秋無義戰,但春秋時代的爭霸和兼併戰爭客觀上加快了古代中國統一程序,加速了中原文化與蠻夷文化的融合腳步,逐步催生了以郡縣制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官僚政治制度,產生了有利於社會進步的結果。

參考資料:中國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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