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盈

“國語騎射”，也稱為“清語騎射”，王中翰認為國語就是滿語，騎射即能在騎馬賓士中射箭中的，有清一代對此政策頗為看重。努爾哈赤處於清朝開創之期，艱難非凡，正如乾隆所言：“爾時草創開基。篳路藍縷。地之裡未盈數千。兵之眾弗滿數萬”，但其功業不凡，統一女真各部、招撫蒙古、佔領遼瀋地區、建立後金國，對於清朝有奠基之功。作為後來清朝國策的“滿語騎射”在這一時期也有很大的發展，努爾哈赤命額爾德尼在蒙古文的基礎上創制滿文，頒行國中;騎射是當時作戰的主要方式，努爾哈赤一生征戰三十餘年，對騎射很是看重，正是“國之大事在戎，兵之馳騁在馬”。本文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對努爾哈赤時期“國語騎射”的發展予以梳理，從客觀角度反映這一時期“國語騎射”的政治意義。

乾隆《大閱圖》裡的八旗軍

01

滿文的創制

女真人使用文字的歷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使用女真文、借用蒙古文、創制滿語。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建立金朝後，命人“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成女真字”，即為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之後通行的是女真大字。元代時期，東北的女真人繼續使用女真語。進入明朝後，女真地區語言使用情況發生了很大改變。因明朝政府在女真地區建立眾多衛所，女真人與漢人的交流增強，再者，當時的海西女真與東蒙古毗鄰，二者之間的聯絡甚為頻繁。客觀交流上的需求，使得女真人使用的文字發生了改變，女真地區逐漸遺棄了女真文轉而使用更為簡單易學的蒙古文。大約到明中葉時期，整個女真地區基本不再使用女真文，改為使用蒙古文。明英宗正統十年（1445年），玄城衛指揮撒升哈、脫脫木答魯等奏：“臣等四十衛，無識女直字者，乞自後敕文之類，第用達達字。”至於建州衛，弘治三年（1490年），朝鮮政府給建州右衛酋長的書信是用蒙古文和女真文翻譯的，但是等到弘治九年（1496年）時，朝鮮使臣遞上女真文書寫的文書時，建州三衛的女真人已無人識得，最後只得請同去的居住在朝鮮的女真人用女真文進行口頭解說。可見，此時建州衛已完全廢棄了女真文而使用蒙古文。

萬曆年間，努爾哈赤崛起，統一了女真各部，結束了自嘉靖以來女真各部“群雄蜂起，稱王號，爭為雄長，各主其地，互相攻戰”的局面。新的女真政權的出現，對文字的需求顯現出來，此時的女真人能書寫蒙文，可講女真語但卻不會書寫，故而在與明朝和蒙古的交流中往往要進行多次翻譯，頗為不便。並且女真政治、經濟均有迅速發展，平時交流僅用口頭的女真語顯得遠遠不夠，更加刺激了對文字的需求。而完全借用蒙古語是不合適的，因為此時的女真是獨立的政權，文字對政權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例如：遼建立王朝後創立契丹文字;金建立政權後創立女真語;蒙古創立蒙古語，一個政權應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努爾哈赤知道文字的重要意義，於是在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努爾哈赤命令額爾德尼和噶蓋創制文字，即後來稱呼的“老滿文”。

關於滿文的創制，《滿洲實錄》記載如下：

時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古語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編成國語。巴克什額爾德尼、噶蓋對曰：“我等習蒙古字始知蒙古語，若以我國語編創譯書，我等實不能。”太祖曰：“漢人念漢字，學與不學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學與不學者亦皆知。我國之言，寫蒙古字，則不習蒙古語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國言語編字為難，以習他國之言為易耶。”噶蓋、額爾德尼對曰：“以我國之言編成文字最善， 但因翻編成句吾等不能，故難耳。”太祖曰：“寫阿字，下合一瑪字，此非阿瑪乎？額字下合一默，此非額默乎？吾意已決矣。爾等試寫可也。”

值得注意的是，面對額爾德尼和噶蓋提出創制滿語的困難，努爾哈赤表現出堅定的決心，他宣告“吾意已決矣”，表明滿文的創造勢在必行，並且提出了具體方法。之後，額爾德尼遵照努爾哈赤提出的創制滿文的方法和原則，仿照蒙古文字母，根據女真語的發音特點創制出滿文。這種草創的滿文沒有加圈點，後人稱之為“無圈點滿文”，也叫“老滿文”。天聰年間，因為老滿文存在不少缺點，例如，書寫形式不統一，一個字母經常有好幾種書寫形式，皇太極對滿文進行了改制，改制後的滿文稱為“新滿文”、“有圈點滿文”，“新滿文”更加規範方便，便於學習使用。

滿文創制之後，立即在女真地區展開推廣。《滿文老檔》記載：“汗諭曰：‘命準託依、博布黑、薩哈廉、烏巴泰、雅星阿、科貝、扎海、渾岱等八人為八旗之師傅，八位巴克什尚精心教習爾等門下及所收弟子。教之通曉者賞之，弟子不勤學不通曉書文者罪之。門下弟子，如不勤學，爾等可告於諸貝勒。該八位師傅，無須涉足他事。”可知，努爾哈赤對滿文的推廣甚為在意，自八旗的官學教育開始，滿文的普及推廣已開始進行。

滿文的創制，順應了當時女真社會發展交流的需要，可以說，滿文的出現有著客觀的需求，但同時也應注意到，文字對政權發展的政治意義。新的文字通常與新的政權聯絡在一起，滿文的出現對於當時女真政權的發展鞏固有著促進作用，滿文的創制和頒行使得當時的女真人有了自己的文字，釋出詔令、記載政事、交流溝通都使用滿文，滿文將所有女真人聯絡起來，這對於政權的鞏固有著深刻的作用。滿文“成為了一種與其他族群語言並駕齊驅的語言文字，為滿族與後金-清朝確立起了自身語言文字上的政治自主性與合法性，並進一步透過印刷品的出版將這種政治優勢擴大並穩定下來”。

滿洲人的“騎射”淵源久遠，自肅慎以來一直有記載

02

騎射的發展

1.重視騎射

滿洲人的“騎射”淵源久遠，自肅慎以來一直有記載。劉世哲指出，滿洲人的騎射歷史分為兩個階段，隋唐以前的滿洲祖先，像肅慎、挹婁、勿吉等的射獵技術還是很原始低階的，不能稱“騎射”，僅僅是“步射”，滿洲先人真正開始騎射始於唐代的靺鞨及之後的女真人。“騎射”的出現大大促進了女真社會的發展，女真人開始組織大規模的集體射獵，並且，女真人逐漸將“騎射”用於作戰中，遼太宗朝，“契丹伐女真，女真眾裁萬人，而弓矢精勁，又有灰城，以水淋之為堅冰，不可上”，故而契丹引騎而去，可見當時女真人“騎射” 技術已頗為嫻熟。明代女真分為建州、海西、野人三部，明後期，建州部努爾哈赤崛起，統一了女真各部，在其統一過程中“騎射”的作用可見一斑。

努爾哈赤對“騎射”甚為看重，注意加強軍隊的騎射能力

努爾哈赤征戰一生，經歷大小戰爭無數，統一女真各部、招撫蒙古、建立後金，功業不凡。萬曆十一年（1583年），努爾哈赤因明朝殺其祖父、父親，以“十三副遺甲”含恨起兵，至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統一了建州女真。古勒山之役後，努爾哈赤對海西女真展開攻勢，至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已統一海西女真，徵撫蒙古，登上汗位。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努爾哈赤釋出七大恨，認為明朝“欺陵實甚，情所難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徵之”，正式開始與明朝的戰爭。之後透過薩爾滸之戰、遼瀋之戰，進據遼東地區。為了加強對遼東漢人的控制，努爾哈赤在其控制地區強令漢人“剃髮”，並向遼西大量移民，以至遼民反抗。天命十一年（1626年），寧遠之戰大敗，努爾哈赤遭到起兵以來最大的挫折，不久便去世。

在努爾哈赤戎馬一生的精彩經歷中，其對“騎射”甚為看重，不僅自己嫻於騎射，而且注意加強軍隊的騎射能力。《清實錄》中記載努爾哈赤迎娶哈達國貝勒扈爾幹之女時，遇到一騎馬佩戴弓矢之人，詢問旁人得知此人乃是善於騎射之人，“部中無出其右”，於是便召其覲見，命之射箭，“鈕翁金髮五矢，中其三，上下相錯”。之後努爾哈赤親射五箭，“上發五矢，皆中。眾視之，五矢所集，僅五寸許。眾共嘆為神技雲”。透過努爾哈赤與哈達國騎射能手的對比，充分反映出努爾哈赤高超的騎射技術。清代史料中每每提到努爾哈赤，總會刻畫其勇武的形象。努爾哈赤征服哲陳部時，僅帶三人深入敵方地區查探，不料遇上大軍，努爾哈赤率隨從三人“直前衝擊，奮勇射之，殺二十餘人，盡敗其眾”，這次戰爭努爾哈赤以寡擊眾，擊敗敵方部隊，獲得作戰先機，之後率軍大敗哲陳部。

薩爾滸之役

關於“騎射”在戰爭中的運用，《滿文老檔》中有明確記載：“聰睿恭敬汗射藝高強者，所指地方從無虛射。每遇戰陣，射出一箭後，於次箭搭箭之隙，靈機一動，舉刀砍殺一次，舉刀再砍，又生一次，使敵湊手不及，被射殺砍倒。” 努爾哈赤巧妙的將騎射運用於戰爭中，大大提高了其部眾的作戰能力，哲陳之役，以四人敗敵方八百人;斐優之役，兩百人破烏拉近萬人兵力;天命四年（1619年）的薩爾滸之役，更是以數千兵大破明軍“四十萬”，這些戰役中敵方人數的記載可能有所誇大，但是努爾哈赤以少勝多的事實是確定的。值得注意的是，現存史料對這些戰爭有詳細的描述，多次強調騎射的重要性。努爾哈赤滅亡烏拉的戰爭中，“只見兩大軍互射之箭，猶如風捲天雪花開”，這時，努爾哈赤率軍衝入敵軍砍殺，擊敗布佔泰三萬兵馬。薩爾滸之戰中，大貝勒代善看到情況緊急，率軍“策馬迎敵衝入”，於是“兩軍交戰，幾經射殺，明軍盡倒閉”，看到明軍再次來襲，不等明軍整隊，即刻策馬迎敵而上，射殺敵人，大敗明軍。對於作戰方法，《滿文老檔》中有詳細描述：“於郊野遇敵，則不令所遇之敵立穩，即戰殺之。敵擊出城，則不俟所出之敵戰穩，即擊敗之，使之不逞入城。每攻一城，不逾一時，戰輒克取。”這種快速的作戰方法，需要戰馬速度快、耐力好，戰士精於騎射，才能先發制人，克敵制勝。以上記載都表明了“騎射”在戰爭中至關重要的作用，故而，在努爾哈赤征戰的一生中，對“騎射”尤為看重。

皇太極回憶努爾哈赤時期的征戰，有感而發：“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嫻於騎射，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曰：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威名震懾，莫與爭鋒”，高度肯定了“騎射”在戰爭中的作用。乾隆將後金時期屢戰屢勝的原因概括為“固由神武之姿出於天授，賢臣猛將，協力同心，亦我貙虎熊羆之士，有勇知方，騎射之精，自其夙習，而爭先敵愾，氣倍奮焉故也”，也肯定了“騎射”的重要性。當時曾在建州呆過的朝鮮人向朝鮮國王的上書中提到：“（後金）以鐵騎賓士，衝突蹂躪，無不潰敗”，認為後金的作戰能力很高，希望朝鮮早做準備，並提出了六條練兵建議。可見，清朝“以弓矢定天下”乃是名副其實。

朝鮮人向朝鮮國王的上書中提到：“（後金）以鐵騎賓士，衝突蹂躪，無不潰敗”

2.建立八旗

努爾哈赤除了四處征戰、開疆拓土之外，其“武功”的突出功績還體現在創立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清朝的根本，對於定鼎中原、統一全國有著重要意義，這一制度由努爾哈赤所創，他將女真民族傳統的射獵與作戰結合起來，是寓政治、經濟、軍事為一體的組織制度。八旗制度起源於女真民族傳統的射獵生產組織，女真人行師出獵時，不論人數多寡，都依照族寨前行。出獵開圍時，十人為一牛錄，設一牛錄額真管理。隨著女真社會的不斷髮展，牛錄日益擴大，女真社會出現階級分化後，牛錄已不僅僅是傳統的射獵組織，更成為戰爭中的軍事組織，牛錄由開始的臨時性組織變為固定組織，牛錄額真也成為確定的官名。努爾哈赤正是在此基礎之上創立了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的基本單位是牛錄，開始時每十人為一牛錄，設一牛錄額真。後來努爾哈赤為了方便對來歸部落的管理，擴大到每300人為一牛錄。《清太祖實錄》記載：“上以諸國徠服人眾，復編三百人為一牛錄。每牛錄設額真一，先是我國凡出兵校獵，不計人之多寡，各隨族黨屯寨而行。獵時，每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設長一，領之，各分隊伍，毋敢紊亂者，其長稱為牛錄額真，至是遂以名官。”這表明自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牛錄額真成為正式官名，牛錄不再是簡單的射獵組織，而演變為具有政治意義的組織單位。牛錄成為官名，是努爾哈赤建立八旗的開始，是八旗制度得以出現的前提。自古勒山之役大敗葉赫、烏拉等九部聯軍後，努爾哈赤沒有進行大的戰爭，加上前來歸附者眾多，之前的牛錄製度已不能有效的管理部眾，於是決定重新劃分牛錄。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努爾哈赤再次對牛錄進行改革，八旗制度就此出現。《清太祖實錄》記載：“上既削平諸國，每三百人設一牛錄額真，五個牛錄設一甲喇額真，五甲整喇設一固山額真，每固山額真左右設梅勒額真。初設有四旗，旗以純色為別、曰黃、曰紅、曰 藍、曰白，至是添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共為八旗。”努爾哈赤建立了更加完善的八旗制度，將所率部眾全部納入八旗之中，大大增強了後金的軍事實力。關於八旗軍，《清太祖實錄》中記載：“行軍時。地廣、則八旗並列。分八路。地狹、則八旗合一路而行。隊伍整肅。節制嚴明。軍士禁喧囂。行伍禁攙越。當兵刃相接時。被堅甲、執長矛大刀者、為前鋒。被輕甲、善射者、從後衝擊。俾精兵立他處。勿下馬、相機接應。每預籌方略。瞭如指掌。戰則必勝。” 可見，八旗兵紀律嚴明，作戰時不同兵種有明確的作戰目標，彼此互相配合，取得勝利。

八旗制度的出現大大提高了後金的作戰能力。八旗兵以騎兵為主，騎兵作戰速度快，善於突襲，集中力量短時間攻克敵方。而明朝以步兵為主，雖有大炮，但缺乏靈活性，在戰爭中常常處於被動地位。薩爾滸之戰中，後金鐵騎速戰速決，在明軍合圍之勢尚未形成時，四天內快速擊敗了杜松、馬林、劉綎三路大軍，取得戰爭的優勢，最後大破敵軍。可見，後金鐵騎的勇猛迅捷在戰爭中有著重要作用，若是後金進軍速度稍慢，使得明朝形成合圍之勢，那戰局或許會不同。八旗制度下的女真社會，像軍事編制的大軍營，軍事、政治、經濟生活都存在於八旗制度中。“努爾哈赤以八旗為紐帶，把渙散的女真各部聯結起來，形成一個組織嚴密、生氣勃勃的社會整體。”

《清太祖實錄》中評價努爾哈赤：上生而神武，智勇天錫，謀略蓋世，騎射軼倫，備歷艱難，克復仇恥。

03

“國語騎射”的歷史意義

《清太祖實錄》中評價努爾哈赤：“上生而神武，智勇天錫，謀略蓋世，騎射軼倫，備歷艱難，克復仇恥。以甲士十三人起兵，每有徵戰，類皆以寡勝眾，以弱克強。當諸部合九姓而來，明兵分四路以進，而軍威所向，如摧枯朽。古來方冊所載，武功之盛，從未有焉。”概括了努爾哈赤驍勇善戰、勇武不凡的一面，並高度褒揚其武功之成就，前無古人。努爾哈赤被譽為“馬上皇帝”，自萬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遺甲”起兵，至天命十一年（1626年）去世，其征戰的腳步從未停止。

努爾哈赤作為傑出英雄，統一女真各部是其建立功業的突出體現。自萬曆十一年（1583年）起兵，直至天命四年（1619年）滅亡葉赫，努爾哈赤透過三十六年的征戰統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東海女真和黑龍江女真，結束了長期以來女真各部彼此殺伐的混亂階段，女真各部重新歸於統一，促進了女真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努爾哈赤不僅是英雄，還是優秀的政治家。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登位稱汗，建立了與明朝相抗衡的後金政權。天命三年（1618年）正月，努爾哈赤對諸貝勒大臣宣佈：“今歲必徵明矣”，隨後，釋出“七大恨”告天，只指明朝之過，正式開始與明朝的戰爭，直至七月攻佔撫順、清河，明朝大驚。天命四年（1619年），後金大破明朝四路大軍，取得薩爾滸之戰的勝利，此戰之後，後金與明朝形勢變化，後金佔據戰爭的主導地位，明朝由進攻變為防守。之後透過遼瀋之戰、廣寧戰役，佔據全部遼東流域。至此，努爾哈赤統一了女真各部和大部分東北地區，建立了偉大的功業。

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登位稱汗

一個政權的出現不是憑空而來的，需要政治、軍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基礎，努爾哈赤建立功業的過程正是其政權不斷髮展的過程。萬曆十五年（1587年），努爾哈赤大體統一了建州女真，在此基礎上修建費阿拉城，“定國政”，初步建立政權。統一建州女真後，努爾哈赤創立滿文、設定四旗，並開始了對海西女真的征討，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遷都赫圖阿拉，繼續發展擴大其政治力量。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正式稱汗，建立後金政權。可見，後金政權的出現是努爾哈赤實力不斷擴充套件的結果，這個擴充套件的過程就是努爾哈赤對女真各部的征戰及與明朝之間的戰爭，正是這些戰爭使得建州由小變大，使得努爾哈赤從部落小首領變為後金的汗王。不斷的戰爭促進了後金政權的出現，以“嫻於騎射”為特徵的後金鐵騎正是屢戰屢勝的關鍵，努爾哈赤時期“騎射”的發展是不斷擴張的政權得以發展的基礎。語言從來都不是獨立的，語言文字總是交織於政治權力中，新興政權的發展壯大需要特定的文化基礎。隨著努爾哈赤勢力的不斷擴大，口頭的女真語已不能滿足女真社會的需要，不斷擴大的女真政權需要相匹配的語言文字，老滿文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出現。滿語文的出現和推廣，標誌著一個不同於之前的政權的出現。不論“國語”還是“騎射”，在努爾哈赤時期都與政權的發展息息相關，不斷的戰爭促進了政權的發展壯大，政權的發展產生了對文字的客觀要求，同時，不斷髮展的政權又需要“國語騎射”來鞏固，因此，“國語騎射”在努爾哈赤時期的發展與不斷擴大的後金政權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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