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才華橫溢，10歲就已成名，21歲時參加殿試中進士。當時的文壇宗師歐陽修看了他寫的文章，“喜極而泣”，連連誇讚，甚至說要把自己在文壇的位置讓出來給他坐。然而，有才華且年輕得志的蘇東坡，步入仕途後卻並不順利，不僅在官場上接二連三地被遭貶流放，甚至還曾一度鋃鐺入獄。貶官最遠被貶到了海南島，差點死在那裡。好不容易遇到大赦能夠北歸，又因身體垮了死在了路上。

這麼一個“拉風”的“網紅”文學明星，終其一生走黴運，據說有位相士曾給他相面，預言說“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 真是靈驗得很。

蘇東坡的仕途，是文人做官失意的典型。

空有一腔熱血，文人情懷有悖於官場規則

中國自古文人有參政情節，“學而優則仕”，“學好文武藝貨於帝王家”，修齊治平，光宗耀祖。這些文人的最高理想是 ，“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可是，文人空有一腔熱血家國情懷是遠遠不夠的。 後世明朝時的嚴嵩曾經作過一首詩，說道 “古來詩人難做官，皆因狂氣胸中來；李杜文章光焰長，一個布衣半個官。”

用嚴嵩的話來評價蘇軾也是蠻中肯的，他點明瞭封建社會官場的一個殘酷現實，就是文人情懷與官場規則有悖。

豈止是“李杜”——李白、杜甫，杜甫很早就寫下了“致君堯舜上”的豪言壯語，而李白更是覺得 “吾輩豈是蓬蒿人”，那蘇軾出道以來更是把治國安邦當作人生理想，對國家和社會懷有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只是在那官場鬥爭旋渦裡，他除了遭貶和自我麻痺，就始終沒有找到北，沒有找到官場的規律和奧秘。儘管蘇軾有著儒士“天下歸仁”的情操，但一直從 “文死諫” 迂腐教條裡走不出來，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非議和排擠打壓，別說是 “大展宏圖” 了，幾乎連身家性命難保。人生能有幾個十年的光陰，倏忽間就蘇軾就從翩翩少年變老了，成了過氣“明星”，終其一生也難以在政治上有啥大的作為，殊為可惜。

蘇軾曾經自己反思和醒悟，寫過一首小詩：“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其實，他這麼說就還是沒有參透，文學上的成就那隻能算是小聰明，從政的經世致用之學才是大學問，從政而不改文人秉性，這本身就是一個大錯誤！

狂狷傲岸，逞口頭意氣

蘇軾恃才傲物，其傲骨與傲氣外露，是有目共睹的。他任由自己的性情行事，表面看起來似乎很瀟灑，其實在官場上那叫毫無城府的幼稚，甚至可以說是“政治文盲”都不過分。

譬如蘇東坡在元豐二年例行奏報的《湖州上表》中，寫有這樣的文字：

“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

由於“新進”暗指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結果就惹怒了這些尚在當政的新貴。他們紛紛指責蘇軾是以“謝表”為名，還在誹議朝政發洩對新法的不滿，請求對他嚴加處置。結果是，蘇東坡就被關進大牢裡待了3個多月，還險些丟了性命。

多虧宋朝的君主是開明的，不然像對蘇東坡這樣的遭貶外放頑固派，其境遇和待遇是可想而知的。換句話說，假若是後來的明朝或文字獄盛行的清代，那他這樣的被削掉腦袋也是稀鬆平常的。

苛責過甚，樹敵太多

曾經有文章評價：政治家和文人的最大區別，就是政治家在大處著眼，忽略細節；文人往往從小處著眼，卻看不到主流。而蘇東坡一貶再貶的政治遭遇，究其根源，也在於他不是一個政治家，而是一個較純粹的文人。

王安石變法的過程中，由於蘇東坡多次上書指責批判，導致王安石極為惱火；保守派司馬光上臺後又廢除新法，可蘇東坡依然又多次上奏，斥責司馬光的做法良莠併除，操之過急，也讓老朋友司馬光對他有很深的成見。蘇東坡作為文人，心懷純白，又過於關注細節，要知道任何一項政策的出臺，都是有利弊兩個方面的，重要的是要看大節看主流。而他卻苛責太甚，多處樹敵，尤其是與當權派對立，所以就往往碰得頭破血流，且輿論上落得個“裡外不是人”的結局。

個性倔強，但缺乏為官的毅力與韌性

個性倔強與缺乏為官的毅力與韌性，是蘇軾性格的兩個方面。蘇軾雖然多次因言獲罪，可最終卻還是冥頑不化，死不悔改。這到底算不算恪守道義、堅守理想呢？ 從後來的實踐效果來看，應該也算不上。

另一方面，他仕途坎坷，卻又沒有勇氣歸隱山林，而是仍然切切地求索。只是作為文人本性鍾情于山水具有普遍性。他每到一地，縱情山水以求得身心放鬆，也不失為一種政治之外的風流。萬古江山，一朝風月，仕途之外的廣闊自由天地，使得蘇軾的文學才情得以釋放，諸如<赤壁懷古>的 “大江東去浪淘盡”之類，山水、酒肆、青樓，都可以以物、以景、以人寄託情感，眸底湖光山色，心中弱水三千，既是陶醉又是自我麻醉。只是對於仕途的改善難以有良策和補益。

值得欣慰的是，雖然自己當年的道德理想被閹割了，思維火花被窒息了，詩意才情被壓抑了，但好在沒有墮落為溜鬚拍馬的小人，沒有摧眉折腰、仰人鼻息，堅貞的性格猶存！還有那筆底流淌出來的字字珠璣！

話又說回來，蘇軾的詩人才情與文學成就是世所公認的就可以了，已經非常了不起了，至於他在官場上難有大的作為又有什麼重要呢？！文學家似乎比什麼政治家對後人更容易有親和力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