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1917年1月23日，農曆正月初一。這一天，也是白堅武的31歲生日。他在翌日的日記中傾吐了當時胸中的鬱悶與迷茫：“自念年31矣，事業毫無。入世以來，樸心未退，而社會機心日增；機心遞增之結果，公之念日亡，私之念日焰。同一知交，大團之內有小團，大圈之內有小圈，對外無論矣，團與圈之內，無時不用其機心。所謂政團也，政治社會也，猶如貨幣者然，只有惡貨驅逐良貨而已。”對現實的失望之情，躍然紙上。

1916年，孫洪伊因為主張臨時約法及對南方和解，被國務總理段祺瑞藉故解職。孫洪伊解職後，隨即南下上海，聯合數十名議員，號稱“韜園派”，公開從事“擁黎反段”活動，強烈反對段祺瑞對德宣戰、向日本借款及對內實行“武力統一”政策。當時尚在北方的白堅武在《順天時報》上讀到了孫洪伊致韜園派的信，遂下決心南下投孫。他在3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水滸傳》戴宗語石秀上梁山有‘挺身’二字。餘日來意在挺身赴事，不欲含糊了此一生也。”4月4日，即上車南行，5日到滬，重新投到了孫洪伊的麾下，與孫一起，從事擁黎倒段的活動。

當時的時代背景是：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段祺瑞以國務總理的身份把持實權。但黎不能調和北洋派與其他派別之間的矛盾，所以引發了總統府與國務院之間的“府院之爭”。這種爭議，到1917年因對德參戰時達到高潮。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在進行。年初，日本政府宣佈對德宣戰，並唆使段祺瑞政府參加對德的戰爭，以便奪取德國在華的利益；而段祺瑞則企圖以參戰名義，藉助日本，擴張自己的勢力，因此，遭到總統府的反對。在這場爭鬥中，孫洪伊與白堅武肯定是站在黎元洪一邊的，因此才被段祺瑞解除了職務。白堅武在辭職後，於1917年3月14日夜得到新聞傳單，得知中德之間已斷絕邦交關係，他在日記中嘆道：“斯真可謂以國賭也已！”4月9日，他又寫道：“閱報載，德辛慈公使道出長崎對日本某記者之談話，謂：‘日本此次為某國而參戰，餘知非日本本願。若日本與德聯合，可得極東之權利。俟和平妥協後，日徳俄三國攜手為世界上之發展，地圖或將變色’。”白堅武自然曉得其中的厲害，他說：“曏者，德皇有日德握手論，今證以辛慈氏此語，則吾國來日隱患方長。說者乃日促政府加入，作阱自陷，真可謂見金而不見人者耶。”白堅武的話，可謂一針見血。對中國正式宣佈對德宣戰，孫中山和孫洪伊先後發電表示反對，陳述這次戰爭本是外國列強之間爭奪殖民地的衝突，並不是強權與公理的戰爭，中國應保持中立。總統黎元洪贊同二孫見解，極力反對參戰。段祺瑞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指使3000餘名軍警，湊成“公民請願團”、“五族請願團”等，包圍參議院，毆打參議員，要他們立即透過參戰案，並強迫黎元洪同意參戰。對此，白堅武評論道：“眾議院審議宣戰案，院外軍警羅列，又有所謂公民請願團，僱乞丐為之，睹狀不禁令人傷心慘目，猶袁氏挾總統選舉之故智。若而人者，微論斷送國家，即汙衊中國國民人格一端言之，已在難宥之列矣。斯而可為之，孰不可為也？”

因為得到部分國會議員及對段不滿的派別支援，黎元洪宣佈解散國會，並免去段祺瑞的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的職務。段祺瑞自然不會甘心，發出通電否認此令有效，並煽動10餘省區的督軍“獨立”，進逼北京。一時間，形勢劍拔弩張。黎元洪求救於長江巡閱使張勳，6月11日，電召張勳進京調停時局。張勳本一封建餘孽，早已蓄謀復辭，接到黎元洪的電召令，認為時機已到，立即率領他的辮子軍進京。7月1日，他在康有為等人的支援下，擁溥儀復辭。黎元洪只得避居東交民巷的日本使館，電請副總統馮國璋代行大總統職權。段祺瑞率兵討伐張勳，於7月12日攻下北京，復辭失敗，段祺瑞重新控制政權。7月14日，黎元洪通電去職，馮國璋任代大總統，以段祺瑞為總理。段祺瑞再次把持北洋軍閥政府大權，此後，大權獨攬，為所欲為：廢除臨時約法；拋掉國會，另組所謂安福國會；正式對德宣戰，加入協約國。實際是對外宣而不戰，對內而不宣擴充實力，消滅伊已，實施其“武力統一政策”。此時的孫洪伊，決定同孫中山等人一起南下護法，組織南方軍政府。9月1日，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會議上推舉孫中山為大元帥。孫中山聘孫洪伊為高等顧問併兼任內務部長。

白堅武已於5月4日回到北京。一向關注國事的他對大局看得十分明白，但他的態度十分悲觀。一則他自知在此權爭中無施展身手之力，二則他對局勢也不抱什麼希望。他在6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國事至此，操切求之，安有幾稀之望？非求之根本刷清，別無救亡之法。議者仍欲以敷衍了局，即幸弭於一時，來日寧可問乎？士夫終日奔走，擾擾之間，能有幾分效果？默察今局，不悲觀之局，終不能有樂觀也。”此情之下，他認為“如此時日，個人之清涼尚可希也”，於是，他與好友張溥泉、張澤民一起，到郊外野遊去了，遊湯山，登長城，看十三陵，並在驢背上寫下了那首頗為李大釗稱許的七絕：

銷沉王氣黯燕門，陵跡猶聞野老論。

驢背縱談興替事，萬山無語看中原。

遊樂之中仍不忘“興替事”，乃白氏性情也。三天後回到京城，依舊四處打聽政局情形。在此期間，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他回到北京沒幾天，好友李大釗要回鄉看病人，約請白堅武代為《甲寅日刊》作文。《甲寅日刊》由章士釗創辦，李大釗是主要撰稿人，因為回鄉，所以才請白堅武代為作文。章士釗本來是維護研究系的，而白堅武反對研究系，因此對章士釗也十分反感。“章君秋桐，向以政治學者名，自前月有不管部特別國務會議之倡，識者惜之。蓋中昔政治之限度，猶百分之與零度比較。如斯之政府而乃施之以特別色彩，直等於助紂為虐。日來又有所謂國防內閣會議之議，出現于軍警混雜自稱公民圍打議會之日，曲學阿世之言，真不能為章氏諱也”（1917年5月12日日記）。然而，礙於好友之面，白堅武仍於8日為《甲寅日刊》作了一篇文章，名曰《人才之自殺》。白氏的觀點自然不會見容於章氏，文章遂被棄置不用。對此，白堅武也自是心知肚明：“餘受至友之託，致文於<甲寅日刊>，本應以不關痛癢文字以進，然責備賢者之心與愛惜人材之意，不期而抒寫破題兒第一次即有《人才之自殺》一文，重為彼方所擯棄，此餘之偏也；然中國之所謂材乃竟若斯焉，斯亦不可以痛哭乎?”（1917 5.12日記）幾天後，他在日記中又不指名地笑罵一番：“人之思想不同，強為言接最苦。今人動言調和，此實無意識之尤。人與狗講理，可乎？既為人，則必曰不可能也。今之人，狗其心而人其面者，曷可勝數也？乃曰與狗為交接，為退讓，非甘與狗為伍，則結果為狗所齧者也。與狗為伍者，儼然狗也，終局為狗所齧者。若欲籌共衛之法，則舍屠狗無以為計，狗不屠終為所齧。狗類惡貫滿盈之日，他人取而屠之，已亦無倖，不過屠狗之法須煞費講究耳。”自然，這裡就不僅僅是罵章士釗了。

7月初，白堅武回到上海。在朋友的介紹下，他來到南昌，拜見了江西督軍李純。李純對白堅武十分賞識，特聘白堅武為督署顧問。從此，白堅武就又成了李純的幕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