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批民國大師身上，我們看到了千年師道的時代風骨。圖為1947年四大學者合影，左起：昆明師範學院院長查良釗、北京大學校長鬍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南開大學秘書長黃子堅。張祖道/圖

他們是最後一代大師，將傳統的尊師禮儀進行傳承。在民國，我們看到了千年師道尊嚴最後的涅槃，從魯迅到胡適，從黃侃到傅斯年，一個又一個儒雅而不失現代的大師，向我們發出微弱的光芒……

從魯迅到南懷瑾：最後的拜師禮

舊時講究師從關係，受過同一個老師的教誨，就稱“同門”。南懷瑾與民國政要陳誠是同門，都曾受朱味淵的影響。不過，南懷瑾只是在短短的暑假裡，一個多月的時間受過朱味淵的教育，卻懷念了一輩子。

舊時學堂，老師極嚴格，動不動打板子。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就有了五子鬧學堂。魯迅7歲才開始進私塾讀書，老師是一個沒有什麼威嚴的老頭子，學生經常欺負老師，嘲笑老師。

先生讀書容易入神，不打瞌睡，此時正是學生們幹私活的大好時機。他們中間“有幾個便用紙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戲。”魯迅趁機作畫，用一種“荊川紙”蒙在小說繡像上，把人物影象描繪下來，“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卻不少了”。

私學裡是一串名人清單：魯迅、胡適、周作人……凡經歷清末民國變革者，皆差不多。即使到了後來，五四時期的北大，老先生與新派學人同臺競技，至今想來，應是中國文化的一道奇特景觀。

下面我們要提到的黃侃，便十分痛恨胡適。黃侃一貫狂狷孤傲、特立獨行，不僅在課堂上對胡適冷嘲熱諷，見了面，也不會放過挖苦捉弄胡適的機會。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把林損、辜鴻銘、黃侃列為北大三怪人。黃侃在課堂上的一些舉動令人匪夷所思：“在堂上講書，講到一個要緊的地方，就說，這裡有個秘密，專靠北大這幾百塊錢的薪水，我還不能講，你們要我講，得另外請我吃飯。”也許在黃侃的潛意識中，只有磕頭行過拜師禮的學生才是他認可的弟子，才能得到他的真傳。

自然，黃侃是拜過師的。黃侃只比劉師培小兩歲，本來可算同輩學人，而且黃侃在小學、文辭方面明顯強於劉師培，但在經學方面，劉師培功底深於黃侃。1919年，劉師培病重，自知不久於人世，頗有後繼無人之慨。黃侃安慰他說：“你在北大授業，還用擔心你的學問沒有傳人嗎？”劉師培嘆了一口氣說：“北大諸生恐怕難以擔當此任。”黃侃說：“你覺得誰能繼承你的學問？”劉師培答道：“像你這樣足矣！”

黃侃聽後，立即站起來認認真真對劉師培說：“只要你不認為我有辱門牆，我就執弟子禮。”第二天，黃侃果然用紅紙封了十塊大洋，磕頭拜劉師培為師，就這樣成了劉師培的關門弟子。

胡適們的時代回眸：從尊師到蔑師

短短几十年，尊師到蔑師，時代在民國學人那兒刻下了深刻的印痕。

對師生關係，潘光旦有句名言：“學校，猶水也，師生，猶游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先導，小魚尾隨，從遊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學生跟隨老師從遊，這是知識薪火相傳的有效方式。

胡適堪稱從舊制度到新思想跨越時期的一代宗師。胡適擔任中國公學校長時，羅爾綱是學生。1929年，為了激勵學生，胡適頒佈了獎學金條例，獎勵全校最優的五名學生，羅爾綱是其中之一。後來胡適到北平，羅爾綱也跟著前往。後來，胡適甚至幫助羅爾綱將他的妻子也接到了北平，他們一度一起住在胡適家中。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羅爾綱在胡適的指導下，走上了研究太平天國的學術道路。

廢名也曾在窮困時住在老師周作人家裡，一住就是大半年，兩人往來如親屬。周作人曾說，廢名“實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而周作人對廢名的才華也稱賞不已，對廢名的每一部文學作品都寫過序。

同樣的故事還發生在金嶽霖與殷海光的身上。

1930年代，殷海光高中畢業之後，到北平半工半讀，金嶽霖自己負擔了他的生活費。不僅如此，金嶽霖還跟他約好，每週吃飯一次，一邊吃飯，一邊聊天談學問。

抗戰開始之後，北大、南開、清華三所大學前往昆明，組成了西南聯合大學。這一時期，殷海光一直跟隨金嶽霖讀書思考。後來，在給林毓生的信中，殷海光充滿深情地寫道：

“在這樣的氛圍裡，我突然碰見業師金嶽霖先生。真像濃霧裡看見太陽！這對我一輩子在思想上的影響太具決定作用了。他不僅是一位教邏輯和英國經驗論的教授而已，並且是一個道德感極強烈的知識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誨，嚴峻的論斷，以及道德意識的呼吸，現在回想起來實在鑄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

不過，不論是胡適與羅爾綱，還是周作人與廢名，抑或是金嶽霖與殷海光，他們的師生情誼都遭遇了現實政治的考驗，結果也都為他們的師生情誼蒙上了一層陰影。

抗戰期間，周作人成了漢奸，廢名只好遠離曾經尊敬過的老師。1949之後，胡適去了美國。在強大的精神壓力下，羅爾綱寫下了《兩個人生》，全面批判並檢討了自己所受胡適的影響。與之類似，由於殷海光最終跟隨國民政府去了臺灣，金嶽霖也不得不批評殷海光。

傅斯年的堅守：“師若荒謬，不妨叛之”

魯迅說，“師若荒謬，不妨叛之”。真正的叛師，不是政治概念的沉淪，而是對真理的堅守。

傅斯年讀北大時，本是黃侃的得意門生。當時北大的幾位國學大師，如劉師培、黃侃、陳漢章等人，都非常賞識傅斯年，打算將自己的衣缽傳給他。可是，新派的胡適讓幾位大師焦頭爛額。傅斯年準備去趕走胡適，卻沒想到，胡適反而將傅斯年、毛子水、楊振聲、俞平伯等一幫學生從傳統國學拉向新文化。傅斯年投身新文化運動的陣營中，陳獨秀都感到懷疑，還認為“黃門侍郎”傅斯年是個臥底呢。

傅斯年（字孟真）去世之後，胡適在給其夫人俞大彩的唁電中說：“孟真待我太好了！他的學業根基比我深厚，讀的中國古書比我多得多，但他寫信給我總自稱‘學生’，卅年如一日。”胡適如此高度評價傅斯年，在他的朋友中似乎還沒有第二人。

俞樾是章太炎早年的業師。清末，章太炎公開斷髮易服，發表排滿言論，師生終於爆發了嚴重衝突。俞樾說他“不忠不孝，非人類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章太炎當仁不讓，表示“謝本師”，將師生關係一刀兩斷。

想不到20年後，章太炎自食其果，也遭遇了同樣的事。

1925到1926年間，他為了反對“赤化”，主張將南方交給吳佩孚，將北方交給張宗昌。周作人當時也仿乃師所為，發表了一篇“謝本師”，認為章太炎將“剿平發捻”的曾國藩“奉作人倫的楷模”，未免過於荒唐，“已經將四十餘年來所主張的光復大義拋諸腦後了”。他宣告“我的師不當這樣，這樣的也就不是我的師”，希望章太炎“善自愛惜令名”。

無論是章太炎之於俞樾，還是周作人之於章太炎，像這樣“謝本師”，在當時都不是一件小事。否定師生關係，也就等於否定父子關係。即使在新舊交替之際，也同樣為社會倫理所不容。但是這兩人的“謝本師”，後來都被高度評價，認為是最有“戰鬥性的文章”，代表了“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精神。

▲1947年北平清華大學36週年校慶，師生傳統遊戲“鬥牛”。張祖道/圖

上個世紀80年代，當年的西南聯大教授沈從文先生出國訪問，研究聯大的外國漢學家問他：“抗戰時條件那麼苦，但為什麼聯大八年培養出的人才，卻超過了戰前北大、清華、南開30年人才的總和？”沈從文回答了兩個字：“自由。”

人們似乎越來越感喟西南聯大在中國教育史上的貢獻，在偏遠的大西南，經濟困乏，兵荒馬亂，但學生們有充分的表達自由，老師們的精神頭也很飽滿。尤其是在這個畢業生不過3000人的學校裡，平均每12位師生出產一位院士。

聯大之自由氣概，一眾大師是保障。大師之間互相瞧不起，也頗為好玩。劉文典最瞧不起沈從文。有一次跑警報，沈從文碰巧從劉文典身邊擦肩而過。劉面露不悅之色，說：“我跑是為了儲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該死的，你幹嗎跑啊？”這算作是舊勢力對新文學的排斥。但新文學界亦如此，錢鍾書就寫小說挖苦沈從文。

師生之誼也是聯大的一大特色。

在聯大，沈從文與汪曾祺是一對情深意重的師生。汪曾祺曾不無自豪地說：“沈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

上世紀80年代初，汪曾祺以短篇小說《受戒》和《大淖記事》等名揚中外，沈從文失傳了30年的文學源流，由汪曾祺續接上。

當時，聯大教授的“學二代”紛紛參軍，或當譯員或任駕駛兵。張伯苓、梅貽琦、查良釗、馮友蘭等人的子女均參加遠征軍。學生參軍者亦不計其數，著名詩人穆旦，24歲參軍，任遠征軍副司令杜聿明的隨軍翻譯，出征緬甸抗日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