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邪王姓原本出自姬姓，其家史可以追溯到周代。根據記載：“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其子敬宗為司徒，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為氏。”王羲之十七世祖王元為避秦亂由咸陽遷至琅邪。從太子晉算起，到王羲之曾祖父王覽已有二十六世。
王覽和王樣是同父異母弟兄，他們有這樣一個二十四孝故事——王祥臥冰，也許人們並不陌生。
王祥受聘出任徐州別駕時，管轄沂海地帶，其間“教化大行”，故而在臨沂流傳“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的歌謠。後來王祥官職很高，為大司農，晉武帝時拜太保，晉爵為公。王覽亦官至光祿大夫，他共有六個兒子，排行第四是王正，他就是王羲之的祖父。
王羲之父親王曠，字世宏。西晉末年任丹陽太守，永興二年(305年)十二月，右將軍陳敏反叛，攻秣陵，王曠棄官逃歸淮北。司馬睿過江稱晉王，他“首創其議”。文獻載：“大將軍(王敦)、丞相(王導)諸人在此時，閉戶共為謀生之計。王曠世宏來，在戶外，諸人不容之。曠乃剔壁窺之：“天下大亂，諸君欲何所圖謀?將欲告官”，遽而納之，遂建江左之策。”在建立東晉過程中，王曠“功當不在王導之下”。
永嘉三年(公元309年)，任淮南內史的王曠奉命與劉聰在“長平之間”交戰，部下施融將軍主張利用河水以阻劉聰，王曠不但不聽，反而認為施融煥散軍心，削弱鬥志，故而一意孤行，致使施融與另一將軍陣亡。
王曠是晉元帝過江首創其議的重要人物，他這房與琅邪王司馬睿最親，兄弟三人(廙、曠、彬)是睿的姨表弟，《晉書》為王廙、王彬立傳，但就是不給王曠立傳。很多文獻對王曠特別是對他晚年避而不談，即使有記載也是若明若昧，似有隱情。王曠最後的官職是淮南內史，根據文獻記載，公元309年，王曠受命救援上黨之役失敗，便無下文了。
故有人推測他沒有戰死，也沒有逃回而是像他的堂兄王衍降於石勒一樣，投降劉聰了。由於親戚關係，琅邪王司馬睿將王曠的真情隱匿起來，不許別人提起此事。但世界上是沒有不透風的牆，當時知道此事的人甚多，為防止朝野疑議，所以朝廷以至王導遲遲不讓王羲之出仕。
王氏家族因在建立東晉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王氏家族日益興盛強大，握有軍政大權，這對朝廷構成威脅，皇帝很是忌恨。王氏家族的勢力成了皇帝的心患，對王導“亦漸疏外”。皇帝將劉隗、刁協視作心腹，想用他們的權勢箝抑王氏家族。
劉隗是個勢利人物，又精通文史，常引經據典為其所用，侵毀公卿，彈劾他人。而刁協性情剛悍，與劉狼狽為奸，兩人常密謀策劃，投皇帝所好，諂上驕下，他們做官經商大發其財，農田萬頃奴婢數千，引起許多人的不滿。
劉隗、刁協專權用事在皇帝面前疏間王氏，王敦、王導氣憤不平，曾多次上疏，臭帝由於偏聽偏信不加採納。王敦在酒後曾經吟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更加深了皇帝的戒心。
王敦與劉瑰、刁協之間矛盾衝突發展到白熾化程度。永昌元年王敦再次上表，皇帝勃然大怒：“士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就在這一年，王敦於武昌舉兵想用武力消滅劉、刁之黨。王敦是王導的堂兄，發生這樣的事件，王氏家族可謂是大禍臨頭，很可能株連全族所有人員。王導脫下朝服帶領王氏子弟二十餘人(可能包括王羲之在內)、日夜佇立宮門前請罪，聽候發落。
劉隗、刁協平時專橫跋扈，現在更是認為消滅王家勢力的時機已經成熟，曾多次連續上奏要求將王氏滿門殺絕，斬草除根。元帝面臨這複雜的局面，考慮到王導是東晉的開國元勳，對朝廷忠心耿耿，平時盡忠職守，此時態度誠懇，更重要的是萬一王敦得勢，威脅到朝廷和他本人的安全時.還可以作為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
王導為人寬厚，說不定在大動亂中他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元帝對王導說：“茂弘，方寄卿以百其之命，是何言邪!”最後以“大義滅親”為名，免誅三族。
王敦的軍隊從四處進入京城、宮中大小官員逃之夭夭，元帝身邊只剩下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元帝被迫只好當場封王敦為丞相、江州牧等要職，使王敦退守武昌。
元帝因受不了王敦的汙辱，憂鬱而死，公元323年明帝即位，當時王敦已移住姑孰(安徽省當塗縣)，他雖身患疾病，仍再次威脅朝廷，明帝乘機派兵討伐，王敦因病已不能帶兵，故指派他的哥哥王含應戰，結果大敗。王敦也因憂憤使病情加重而去世。歷時兩年的“王敦之亂”就此結束。
二、琅琊王氏盛期有多豪橫？東晉南朝大族中，尤以琅玡(今山東臨沂)王氏、陳郡(今河南淮陽)謝氏為貴，可謂是高門之首。梁末，侯景請婚於王、謝，梁武帝為難地說：“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王、謝門第之高無人可比，竟連皇帝也不敢貿然應允這門婚事。
北宋秦觀著論曰：“自晉以閥閱用人，王謝二氏最為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為主婿，女為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體戚也。”唐代詩人羊士諤為之驚歎不已，曾作《憶江南舊遊詩》日：“山陰道上桂花初，王謝風流滿晉書；曾作江南步從事，秋來還復憶鱸魚?”
琅玡王氏屬儒學世家，發跡於西漢。遠祖王吉好學明經，漢宣帝時徵為博士、諫議大夫，出任益州刺史。從此，王氏逐漸發跡，子孫代代為官。傳至第八代孫王祥，西晉初官拜太保(一品)，榮登三公高位，進爵睢陵公：其弟王覽，累官至宗正卿(三品)，賜爵即丘子；覽族兄王雄，官至幽州刺史(四品)。王雄的幾個孫子在西晉末也都非常有名，王戎位至司徒(一品)，王衍位至司徒、司空、太尉(一品)，是朝中數一數二的頭面人物。衍弟澄官拜荊州刺史(四品)。這樣，琅玡王氏的門第在西晉一朝已相當顯赫。
東晉時，琅琊王氏的勢力發展到登峰造極。司馬氏得以立足江左，重建晉朝，王敦、王導兄弟擁戴之功最多。因之，他們也就總攬了東晉初年政壇的實權。當時，王導為丞相，位居中樞： 王敦為鎮東大將軍，兼江揚荊湘交廣六州都督，又加荊州牧，擁重兵居上游，總征討，掌管全國軍事。王氏群從子弟佈列顯要，居京城之職者達20餘人，另有居外為王敦犄角者，如王導從弟王舒除北中郎將，鎮廣陵，王廙為荊州刺史等。從而開創了大族凌駕於皇權之上的政治格局。
以王導、王敦為代表所構成的王氏家族形成了牢固的勢力，不但使“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維持了20餘年之久，而且為王氏成為東晉南朝上族之冠奠定了穩固的基礎。東晉成帝以後，庾氏、桓氏、謝氏家族相繼崛起，取代王氏而專制朝政，王氏雖然失去了往日炙手可熱的權勢，但整個王氏家族的利益並未受到大的損害，王氏子孫仍然羅列朝廷內外，身居高官美職，保持著很高的地位。
學者初步統計，在東晉統治的103年間，王氏一門封公侯者8人：王導封始興郡公，王敦封武昌郡公，王謐封武昌縣開國公，王舒封彭澤縣侯，王廙封武寧縣侯，王允之封番禺縣侯，王珣封東亭侯。位至丞相、都督、刺史者9人，為太守、將軍者21人，居九卿等位者20人，尚公主者2人，為皇后者1人士族之盛，古之未有。
劉宋以降，王氏家族勢力仍十分強大，居高官顯位者大有人在。終劉宋六十年間，貴為三公者8人，計有王弘、王球、王僧朗、王僧達、王僧虔、王裕之、王延之、王彧；尚公主者2人，為皇后者2人，歷位侍中者15人，為刺史、郡守、諸曹尚書者亦不在少數。
直至梁、陳，王氏宗族之盛，地位之高，仍為其它大族不可比，故有梁武帝“王、謝門高非偶”之說。
《梁書》卷21·史臣論曰：“洎東晉王茂弘(王導字)經綸江左，時人方之管仲。其後蟬冕交映，臺袞相襲，勒名帝籍，慶流子孫，斯為盛族矣。”
王導七世孫王筠常以七代爵位蟬聯、文才相繼而引以自豪，與諸兒書論家門文集雲：
史傳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範蔚宗雲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攆，思各努力。
三、琅琊王氏的家風與文化傳承王氏自漢代登上歷史舞臺，日漸壯大；特別是自西晉開始興盛，歷東晉、南朝，經十數代人，三百餘年風流不衰、冠冕不絕，其流風餘韻還延續到了隋唐之世，真不愧為中古第一豪門。何以如此呢?除了當時門閥政治的諸多制度保障外，其家門之代有人才、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其獨特的家族風尚與文化。正如田餘慶先生所指出，門閥世族與一般縱橫鄉里的土豪最根本的差別就在於文化。
文化大族得以興盛不衰的關鍵也在此：“社會上嶄露頭角的世家大族或士族，在學術文化方面一般都具有特徵，有些雄張鄉里的豪強，在經濟、政治上可以稱霸一方。但由於缺乏學術文化修養而不為世所重，地位難以持久，更難得入於士流。反之，讀書人出自寒微者，卻由於人仕而得以逐步發展家族勢力，以至於躋身士流，為世望族。”琅邪王氏傳衍數百年的事實，正說明了這一點。
1、與時推遷：王氏家風的主要特色
儘管琅邪王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兩漢，但其真正興盛還是在魏晉時期，曹魏末王祥出仕，“遂以顯達，開魏晉琅邪王氏門戶興盛之端“，王祥也是王氏家風的奠基人。此後數百年間王朝更迭不斷，而王氏子弟大多懷抱入世之心，積極進取，並且能夠隨時順命，善於機變，從而避免了捲入政爭，使王氏家族少受摧殘。蕭華榮先生已指出王氏之長盛“關鍵在於王氏傳統的家風與應世態度：與時推遷”。透過對《晉書》、《南史》所載王氏主要代表人物的考察，我們確實可以看到這一點。所謂“與時推遷”，就是根據形勢，不斷調整心態，以保全家族。
王祥在魏末入仕，正值曹氏與司馬氏之爭的關鍵時刻。王祥處處以“長者”自居，不動聲色，顯得謹慎而世故。他在魏、晉易代過程中，表面上不偏不倚，實際上支援司馬氏。司馬氏也正利用他這種表面中立的立場，為自己謀篡服務。因此，西晉立國，王祥地位不斷上升。王祥死前遺令訓諸子，以為儒家之德、信、孝、悌、讓，“此五者，立身之至也”。這裡沒有了另一個重要內容“忠”，這並非王祥的疏忽，而是其家族本位觀念所致。作為王氏家風的發端之人，王祥的影響是巨大的。對其遺訓，王氏“子孫皆奉而行之”，視為家族之“聖經”。這在亂世中給王氏帶來了廣闊的前景。
在東晉南朝時期，各大世族無不以家族利益為本位，但最得隨時之妙處者，非琅邪王氏莫屬。對此，趙翼《甘二史札記》卷十二“江左世族無功臣”條有言：“所謂高門大族者，不過雍容令僕，裙屐相高，求如王導、謝安，柱石國家者，不一二數也。次則如王弘、王縣首、褚淵、王儉，與時推遷，為新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雖朝市革易，而我之門第如故，以是為世家大族，迥異於庶族而已。此江左風會習尚之極敞也。”確實，世族皆“自保其家世”，但王氏代表人物最典型。王氏門戶之盛，其奧秘正在於此。
2、世代崇通道教
琅邪王氏世代崇通道教。《晉書·王羲之傳》明載：“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王羲之在浙東隱居不仕，常與道士許邁等往來，採藥求丹。王羲之子凝之信之“彌篤”。他任會稽內史、正值孫恩之亂，“孫恩攻會稽，僚佐請為之備。凝之不從，方人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裝置，遂為孫恩所害”。
王凝之迷信道術至於此，當然是一個極端的事例。但仍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王氏家族的宗教信仰。據陳寅恪先生研究，我國東部濱海地區為天師道之發祥地，而琅邪王氏正生活在這一區域，自然也會接受這一普遍的地域性宗教文化的影響。
即使王氏後來逐漸崇尚儒學，但在宗族內仍然信仰天師道。不僅王氏如此，本地域其他家族也多如此。正如陳先生所指出：“若王吉、貢禹、甘忠可等，可謂上承齊學有淵源，下啟天師有道術，而後來琅邪王氏子孫之為五斗米教徒，必其地域熏習，家世遺傳，由來已久。”因此，這一宗教信仰是王氏家族文化的一個傳統。
王氏子弟名字多有一“之”字，父、子皆如此，如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便如此，這明顯有違當時宗族內避諱的原則，但這是天師道信仰的符號，故照常流行。
天師道信仰對王氏家族的文化、生活帶來了多方面的影響，史籍中的許多記載都顯現了天師道影響的痕跡。
但在諸多影響方面，對中國文化意義最大的，莫過於促進王氏之好書法。書法藝術在東漢後期日漸擺脫一味實用的束縛，不斷雅化、藝術化，受到士人的重視，名家輩出。但在東晉南朝，書藝最盛、貢獻最大的無疑是琅邪王氏，出現了王羲之、王獻之父子這樣的“書聖”。翻開六朝及唐人的任何一部書法史著作，他們統計的書家都以王氏為最多。
王氏幾乎無人不能書。何以如此?除了一般的社會文化原因外、王氏之重書法，與其天師道信仰有關。
在古代，宗教與文學藝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關聯，宗教需要藉助文學藝術為其傳播提供便利。而文學藝術則不斷從宗教思想與信仰中獲取資源。這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個普遍規律，基於這一通識，陳寅恪先生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一文中，專設“天師道與書法之關係”一目，發千百年來未發之覆，在經過精審細密的考證後，他指出：“南朝書法自應以王、郗二氏父子為冠，而王氏、郗氏皆天師道之世家，是南朝最著之能書世家即奉道之世家也。”
陳先生此論揭示出在普遍好書的東晉南朝、王氏等尤精於此，在於天師道信仰要求寫經文，而寫經文正與功德有關，故道教信徒皆致力於書，代代相沿，成為家族傳統，百裡挑一，終於從中孕育出了最傑出的書法藝術家。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