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文化江南

必須要宣告，寫到這裡，已經超出七絃對元代江南的認知了。

在七絃的印象裡，元應該是殘暴的，但是在宋元之戰中，這是一場很正常的改朝換代之戰，列朝列代之間的戰爭，也大抵如此，總有忠臣，也總有投降派，免不了也有殺戮。

而在蒙古族興起尤其是成吉思汗時代，對外的征戰基本都是滅國滅族之戰，給各族人民帶來了厚重的苦難，這可能是大家對元觀感不佳的原因。

蒙古帝國其實包含元朝和四大汗國（金帳汗國、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伊爾汗國）。

1259年，蒙哥汗死後，蒙古帝國事實上分成了五部分，繼任大汗的忽必烈，其統治範圍其實僅限於東方，即中國的元朝政權。此後，元朝和西方的四大汗國，各自沿著不同的道路獨立發展了下去。

所以，從這時起，忽必烈繼位後，東方的元朝事實上就開始了蒙漢融合，為什麼呢？因為忽必烈取得汗位主要是因為漢人的幫助，而且在此後的70餘年的統治中，固然也有打壓漢族的成分，但也並非如我們一貫認為的漢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至少，在江南，社會經濟文化依然呈現欣欣向榮之勢。

元軍滅宋後，在南宋的核心地區置江淮等路行中書省，後改稱江浙行省，治所先後置於揚州和杭州，與當時全國其他行省不同的是，江浙行省長官由宰相兼任，而其他地區最多隻是中書，可見當時的忽必烈們對江南地區的重視。

所以，七絃現在認為，文天祥們固然值得我們尊敬，但是在人類史的進步上，忽必烈以後的元，可能比末世的南宋要好的多。

終元一代，江南地區一直吸引著蒙古、色目人士紛紛前來定居。按現存的史料，元代湧現了很多蒙古、色目民族的文化人，進而出現了對歷史文化做出傑出貢獻的蒙古、色目人士，其中以江南地區出現的為最多。

一、文化融合

元代，隨著江南的平復，大批蒙古、色目政治官僚南下江南，總理各地刑財稅賦。江南又是唐宋以來的經濟重心，和前朝一樣元代也依重江南地區的漕糧供應，史稱北方大都“百司庶務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

江南經濟地位的重要性顯而易見。此前，江南又是南宋的統治腹地，在這樣的形勢下，穩定這一地區是統治者的當務之急。於是，派兵駐守江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軍隊中的兵力自然以漢軍為主，但是依照元代的政治特點，元軍中主要軍官由蒙古、色目人擔任職務。另外，元代的統一，南北交通障礙得以破除，一直有經商傳統的色目人也紛紛南下，素來重教的蒙古、色目人中的宗教人士也隨元軍的南下來江南另闢一片天地進行多途徑的傳教活動。一時間，江南地區居留了許多民族的人口，形成了蒙古、色目人和江南人士共同生活的歷史局面。

元代江南地區造就了眾多的蒙古、色目文人，且漢化程度較高，速度也較快。其中一些人對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根本上是當地的社會環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例如蒙古人泰不花，因父親任職台州而留居江南，父輩還是“敦龐質實，宛如古人，而於華言尚末知曉”，而多才多藝的泰不花卻是僑寓江南的蒙古人中漢學造詣最深者。

因為泰不花家居台州，這是一個人文氣息特濃的地區，從小就喜愛讀書，後拜儒學大師周仁榮為師，周仁榮是南宋理學大師王柏的弟子，在他的指導下，泰不花“讀邵子書不去手”，登至治元年(1321年)右榜進士第一，著有《重類復古篇》等著作，留下了大量的詩文，在書法藝術方面他顯示出精深的造詣。《元史》本傳和《書史匯要》等著作中均有記載。象這種情況當時絕非偶然。

元初江南剛剛平定時，就有北方賢士大夫“宦轍南遏者往往考古績說、考索研稽，惟恐弗逮。”因各種原因前來江南居住的蒙古、色目人脫離了自己原有的生活環境和社會組織，元政府在政策上又認可他們和漢族混居的狀態，給民族間的交往創造了有利條件。

居住在當地的蒙古、色目人漸漸和漢族人因為共同生活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絡，他們相互交融，共同提高，逐漸淡化了彼此間的民族界限。

也有人被江南風景名勝所吸引，不惜辭官隱居此處。小云石海涯(貫雲石)祖父是世祖時代立有赫赫戰功有阿里海涯，父親貫只哥，母親是精通儒學的畏兀兒人廉希閔之女，也就是元初名相廉希憲的侄女。父家母家都是簪攖世族，他理所當然地承繼官職，是元代有名的所謂“大根腳”。貫雲石年僅20歲經承蔭入仕，任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但是他卻把職位讓給弟弟忽都海涯，北上師從姚燧學習。以後他成為畏兀兒人中第一個翰林學士，他自己也對此頗為得意，賦詩道：“邇來自愧頭猶黑，贏得人呼小翰林。”

就是這個人在不能實現匡時濟世之願時，效法古人，辭官歸隱，因喜愛錢塘景物而選擇錢塘作為隱地，他創作了大量詩詞散曲，語言宛轉流暢，富於濃郁的詩意。當時他曾用綢被和漁父換蘆花被，漁父對他以貴易賤的行為大為驚異，便說“君欲當被，當更賦詩。”貫雲石即賦詩一首，得到了蘆花被，這首清逸的《蘆花詩》也因此廣為流傳：

“採得蘆花不浣塵，翠蓑聊復藉為茵。

西風颳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

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

青綾莫為鴛鴦妒，歙乃聲中別有春。”

其為人的疏達可見一斑。《太和正音譜》評價他的作品如“天馬脫羈”，雖說作品以豪放著稱，但隱居錢塘後的許多作品也濡柒了江南娟秀色彩。

儒學教授的出現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遷居江南的蒙古、色目人對漢文化的接受情況。就是因為有蒙古、色目人積極學習漢文化，才導致延開科後應試中舉者層出不窮，名進士競相出現的歷史現象。

這些科舉成功者無疑是學習漢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們中的不少人還在為政期間以儒家政治理想作標準，興學興教、提倡仁政，實現了政治理想和學術思想的一體化。

在倫理道德方面，儒家的精神也逐漸被遷居江南的蒙古、色目人所掌握，即使是號令三軍的統帥也不例外，蒙古珊竹氏是成吉思汗的名將烏孫的後代、黃金家族的一部分，其後代帖古迭兒在平附江南後世襲徽泰萬戶府達魯花赤，又升任福建宣慰使，號稱“黃鬍子萬戶”，是“並弓上馬，氣奪三軍”的武將，但是他年幼時就悉心學習，平日“與諸儒論說詩書、謙下士，不畏寒素”。聽到祖母去世的訊息“號慟屢絕，徒跣就位，人稱其孝焉。”顯示帖古迭兒的生活習俗理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儒學從根本上講是合理學、禮教、藝術為一體的學養，也即是三者的諧和體。移居江南的蒙古、色目人中除受儒學思想的深深浸染之外，在文學、藝術方面也湧現大批人才。泰不花就具有非凡的文學成就，他是元代蒙古、色目人中唯一結集詩作的人，《元詩選》就收有他的詩集——《顧北集》。

如他的《衛將軍玉印歌》寫有： “君不見祁連山下戰骨深，中原父老淚滿襟。⋯⋯天荒地老故物存，摩挲斷文吊英魂”之句，寄寓了自己慷慨深沉之志。同時代的文人蘇天爵稱讚他的詩“清標雅韻，蔚有晉、唐風度。”明人胡應麟評價道：“達兼善絕句，溫靚和平，殊得唐調。”

元曲更是代表了元代的最高文學成就，隨著元雜劇中心的南移，許多蒙古、色目人也精於作曲，成為元曲大家，蒙古人阿魯威致仕後寓居杭州，著有許多作品，現存有蟾宮曲子16段，湘君怨2段，壽陽曲1段。明人朱權對他十分看重，在《太和正音譜》表彰他的詞句如“鶴唳青霄”。

阿魯威的作品既有懷古之情，又有感時之作。如《壽陽曲》有“千年調，一旦空，惟紙錢灰，晚風相送。盡蜀鵑啼血煙村中，喚不回一場春夢”，筆調如泣如訴，感人至深。其他如篤列圖、雅琥、餘闕、昂吉、薛昂夫等等，都是元代著名的文士，他們有的在詩詞賦曲各個方面都有突出成就，有的則長於一項，他們共同譜寫了民族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學史上輝煌的篇章。

藝術從古就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表現心靈世界的手法，特別是書畫藝術。宋代以後中國文人更是把書畫技藝推向新的高峰。身處江南的蒙古、色目人也學用書畫藝術來韜光養晦、展現胸懷。象泰不花、貫雲石都是才藝俱佳者，他們的書法都得到了後人稱讚，還有如餘闕也善於書法，史書有載說“公文與書皆超逸絕倫，書亦清勁，與人相類。”

總之，許多元代遷居江南地區的蒙古、色目人逐漸接受儒家文化，從文化面貌乃至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變，他們和漢族及他們本身的各民族之間慢慢淡化彼此的界限，相互交融，其中以知識分子為代表在江南地區形成了具有時代和地區特點的民族融合。

二、社會融合

元代江南蒙古、色目人中出現了許多文化傑出者，他們的文化業績為當時和後世所敬重，飲譽南北。元代江南之所以在蒙古、色目人中出現這麼多的漢化的文化人，這和江南地區的社會文化特徵有著內在及根本的關聯。

江南地區的文化傳統是在向外來文化不斷學習的過程中形成的。直至在司馬遷的筆下，仍然是“江南卑溼，丈夫早天”，“楚越之地，地廣人稀”，“火耕而水”，因此，為改變落後的面貌，江南地區的人士很早就開始了對中原文明的學習過程。

《吳越春秋》裡就記載，吳王壽夢“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在向魯成公“深問周公禮樂”之後，頓表傾慕之情，“因而嘆日：‘於於哉，禮也!”

《左傳》中也有記載吳公子季札對於中原歌舞的欣賞。

這些千古流傳的史事實則體現了江南對於其他優秀文化的嚮往和渴望。伴隨江南地區向中原學習先進文化的過程，特別是對人才的引進更為直接地推動了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如東漢，出現了所謂“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的景象。

至魏晉南北朝，江南地區對於中原文化的吸納雖然一直不絕如縷，可還是屬於小規模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江南向北方的學習達到了一個質變的飛躍過程。這一歷史時期，北方少數民族南下中原，連綿的戰爭迫使北方士族大量南移。士人是文化活的載體，北方人口的移人不僅江南帶來了充足的勞動力，而且無形中也給江南帶來了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江南地區在這次歷史機遇中，加大了開發的力度和深度。歷經幾個朝代的經營，在和平的環境裡，江南地區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唐宋時期，江南地區又一次為歷史所惠顧，利用長江天塹的優越地理形勢獲得了相對的和平，再次吸引大量人才南移，為江南地區性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南移的人口和江南人口雜居融合，將先進的行政經驗和經營經驗運用於實際生活，把江南地區的經濟推上了高速發展的軌道，所謂“蘇湖熟，天下足”正是當時農業發達的寫照。在農業大發展的基礎上商品經濟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儘管學術界對宋元以後江南地區新的經濟動向的評估歧義紛出，但都不否認此時江南地區的繁榮昌盛，經濟重心至此完全南移。江南取代北方，佔據全國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一時期的民諺就說：“放爾生，放爾命，放爾湖洲做百姓。”，民諺充滿了對江南民間生活的羨慕之情和滿足之意。

史書也明確記載：“自晉元南渡，東南文物漸盛，至於李唐，益加繁昌。安史亂，江淮獨全，歷五代紛爭，中原之地五易其姓，殺戮幾盡，而東南之邦，民有定主，七十八年間，鹹獲安業。逮宋龍興，伐罪弔民，五國鹹歸，未嘗妄殺一人；自後數十、百年問，西北時有少警而東南晏然，斯民彌得休息。以至元豐中，比往極盛之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戶之增，必至十倍；財貨之增，必至數十、百倍。至於庠序之興，人才之盛，地氣天靈，巍巍赫赫，往古中原極盛時，有所不逮。天下之勢，正猶持衡，此首重則彼尾輕。幫自東南漸重而西北漸輕；以至宋，東南愈重而西北愈輕。”

至元代以前，江南透過不斷向外來文化學習，確立了在全國的經濟領先地位。確立全國經濟地位的同時，江南本身就是不斷融匯外來文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也就孕育成熟了江南鮮明的文化特性。

江南文化是在不斷向外來文化學習並後來居上，這是積極並勇於學習的結果，導致江南文化本身具有著強烈的開放性和融匯精神。

這種文化特徵反過來又促使江南廣為吸納外來文化，大量吸引人才，積極開發，最終在全國確立了領先的經濟和文化地位。

考察江南地區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該地每一次大飛躍都與北方文化的衝擊有直接關係，而江南地區也沒有錯失歷史良機，積極吸納了不同文化的精華，使江南地區得到了開發和歷史性的轉變。

而民間則由於歷史上一次次的人口移入，和江南地區的原住民共同生活、創造，形成了一種易於交往的自由開放環境。多元文化的融匯和人與人之間的容易溝通，使得江南地區的文化充滿了的寬容和接納精神。

江南的現存的幾部方誌，如《至正金陵新志》、《至正鎮江志》、《江寧府志》、《吳縣誌》、《揚州志》等，它們的寫作極大地體現了江南人民和社會的寬容和接納。因為這些方誌無一不專列有專門的色目回回人戶，還有著名少數民族官員姓氏，有的還附有小傳。這種現象在全國是罕見的。因為很多地區由於大漢族主義和所謂的“儒家正統”的思想，往往略去這一段歷史，造成此段歷史語焉不詳。

江南方誌對這些材料的保留，無疑可以啟示我們對江南文化和歷史的特徵有更深的理解。

總之，元代統一中國之前，江南地區高度發達的經濟和不斷髮展的文化之間完全建立了良性生迴圈機制。

而在社會特徵中還有一個重要的連結因素，即地理環境。

江南“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

首先，就是說江南境內擁有長江、大運河等等著名的大江大河，又有眾多的河港湖汊相互聯結，形成了境內水網密佈、以舟楫為工具的交通便利的地理特徵。因為交通的便利，使江南一直處於和國內各個地域進行交流的地位。這種以水為中心的自然條件造就了江南不同於中原及其它地域的社會特徵。江南的自然條件形成了江南以稻作為主的文明基礎。

《隋書·地理志》就稱：“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漁與稻。”在稻作文明的基礎之上，江南農業注重農田水利、精耕細作，進行綜合利用，農桑結合就成為當然的農業模式。在農業之上是絲綢等手工業的發展，而絲綢則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產品。

其次，就是說這塊土地背靠中原大地，面向海洋。這種地理環境導致沿岸多貿易良港。江南由於有利的地理環境，很早就開始了海外貿易。魏晉以後，江南的海上往來頻繁。到宋元時代，我國曆史上海外貿易最為發達。官方乃至民間的貿易往來，使江南地區易於與海外的溝通，並在不斷的溝通中獲益。如此，獨一無二的地理環境是江南塑造開放、融匯的社會特徵的又一重要因素，而江南易於接受外來文明，兼收幷蓄的社會精神最終又促成了開放的江南文化體系環境。

歷史上的人口南遷和文化的南移，為江南地區的文化產生極強的適應性和挑戰能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使江南形成了融通和共存的社會特徵。元代多民族人口南遷和文化交融就是在這個背景的空間發生的。

三、民族交融

宋元時期，中國經濟重心已經南移，文化的發展也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正是因為江南地域的文化建立在多元文化交流的基礎之上，逐漸形成了勤於學習、融通與容納共存的基本特點。

元代，大一統的帝國又為境內多民族文化、經濟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憑恃江南地區獨特的社會特徵，江南地區民族文化交融形成了別樣觀致。

(一)宗教並舉

元以前的江南是儒家文化的盛地，而元代的江南卻出現了各種宗教並舉的情形。這是因為隨市面上多民族人口的南徙，各種宗教隨之而來，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在江南並行不悖，達成了歷史性的和諧局面，這其中甚至還包含有喇麻教、魔尼教、襖教等。

基督教在中國曾經流傳過，唐時已湮沒，也沒有流傳至江南地帶。元代統一以後，橫跨歐亞的大帝國促使基督教再次在中國傳播開來。馬可·波羅在《遊記》中就記載：“由喀士葛爾以東，直至北京沿路一帶，幾無一處無聶派基督教徒也。”，“在中國各地，如蒙古、甘肅、山西、雲南、河北之間、福建之福州、浙江之杭州、江蘇之常熟、揚州、鎮江等到處，皆有聶斯托裡派及其教堂。”

解放後的杭州、揚州、鎮江等地的考古發現也證明有基督教的流傳。這一切都充分證明了江南地區基督教的活動。

多種宗教的傳人，與江南根深葉茂的儒家文化衝擊、融合，從而得以生根、長大。這方面除了基督教外，伊斯蘭教在明清時候的廣泛傳播最能說明問題。

伊斯蘭教是今天具有世界影響的三大宗教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關於它傳人中國的時間尚存爭議，但總是有1000多年了，從開始傳人至元代，教義一直是不為外人所瞭解，教名也未確定，中國本土史籍記載很少，可以說基本上屬於各外來僑民的宗教。對於中國文化基本沒有什麼抗衡能力，然而它最終在中國沒有被儒學、佛教、道教的汪洋大海淹沒，其根本原因是伊斯蘭教的中國化，而伊斯蘭教的中國化是在江南地區率先成為了現實。

元代由於大量穆斯林人口南下，形成了“元時回回遍天下，江南尤多”的局面。從而也把伊斯蘭教帶往江南。當時江南許多地方建有清真寺。比如蘇州閶門就建有砂皮巷清真寺，寺內大殿可供300人一起禮拜。南京也有淨覺寺的建立。著名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中國時也記錄下了穆斯林們居住在杭州等地活動的情景。他記載說：“我們到達時，有法官赫倫丁，當地的謝赫·伊斯蘭，以及當地的穆斯林要人——埃及人士歐斯曼·伊本·安法尼的兒子們，都出城迎接，他們打著白色旗幟(白衣大食的標誌)，攜帶鼓號。”他還記載說杭州共有六城、穆斯林們居住在第三城，“城市美麗，市街佈局如伊斯蘭地區的一樣，內有清真寺和宣禮員⋯⋯”埃及人歐斯曼·伊本-安法尼及子孫十分欣賞當地，定居於此。該城亦因此而出名。白圖泰還說：該城的穆斯林很多。“我們定居十五日，我們每日每晚都受到邀請⋯⋯”

以上所例舉的幾個城市都是江南繁榮的中心。但是，即使是在松江、嘉慶、乍浦等江南內地的郊鎮也都建有清真寺。目前，松江地區還保留著清真古寺，據同濟大學陳從周教授鑑定，其中的窯殿就是元代所建。穆斯林只有在人數較集中的地區才會建清真寺，清真寺的修建實則標誌該地區有不少穆斯林居住。

眾多的穆斯林居住在江南重要的城市及市鎮，他們有著強烈的宗教信仰，特殊的生活習俗。他們往往在政治上擁有權勢，經濟上也保有優勢，相互間通婚，形成了日後江南迴族的先祖。他們帶來的天文星象技術、醫藥知識、以及珠寶香料都隨之融入了中國的社會生活當中。日後，經過江南文化薰陶的穆斯林中出現了博通儒、道、佛和伊斯蘭教的學者，如王岱輿、張中、伍遵契、劉智等。他們用漢語翻譯《古蘭經》，使普通的穆斯林也能讀得懂《古蘭經》。劉智作為其中的傑出代表，將伊斯蘭教義和中國文化在教理上進行結合，寫出了《天方性理》等到著作最終促成了伊斯蘭教義中國化。而中國化的伊斯蘭教義的確立最終標誌著回族的形成。

就此，回族成了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最新的成員。相對於當時中國西部盛行的穆斯林經堂教育，江南的譯文著術活動更具有地方特色，體現了江南地區深厚的文化傳統。這也正是元代以來蒙古、色目人遷居江南及逐漸融合的歷史結局。

(二)婦女地位

元代詩人聶碧窗的《詠胡婦》是一首廣為流傳的詩，其中描寫到：“雙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卷珠簾看固姑。”元固始是蒙古族婦女戴的帽子，詩裡用來借指蒙古婦女。

詩中所描寫的蒙古族婦女脫略行跡的舉動，當然大大異於傳統的江南理學薰陶下的婦女形象，也讓江南閨秀們大開眼界。作為統治民族婦女的行事作風不可能不對江南婦女產生影響。在這種風氣有力的衝擊下，婦女的精神面貌也之有了顯著的變化。

因之，元代江南出現了許多富於反抗的形象。比如在家庭中，婦女與丈夫分庭抗禮，各不統屬，孔齊就寫到：“浙西風俗太薄，有婦女自理生計，直欲與夫相抗，謂之私。乃各設掌事之人，不相統屬。⋯⋯至如母子亦然。浙東間或若是者，蓋有之矣。”

可見，元代婦女的自理生計已成風俗，從根本上動搖了封建社會男女不平等的基礎，元代婦女自理生計的狀況有增無減速。“或其夫與親戚鄉鄰往復饋之，而其妻亦如之，謂之梯己問信。”受到這種風俗的影響，浙東地區也出現瞭如是情形，史稱：“間或若是者蓋有之也。”在城鎮中也經常看到婦女拋頭露面、坐肆賈賣。

這種婦女的形象當然完全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婦女。這些所謂的傷風敗俗的社會現象，當時就遭到不少人的反對，為首者就是孔齊，他說這是“非理處事”，但是已經“習以成風”。

由於婦女地位的提高，直接導致了婦女對待婚姻的態度的改變，這就是改嫁和再婚。

江南一直受理學影響，婦女的貞節觀和倫理觀重於北方，而孔齊的《至正直記》卷二，《浙西風俗》中卻明確記載：“(浙西地區)婦人夫亡守節者少，改嫁者歷歷有之，至齊繚之淚未乾，花燭之夜復盛”的歷史事實。面對越來越盛的婦女改嫁現象，元廷作出明確規定：“婦人因得夫、子得封郡縣之號，即與庶民妻室不同。既受朝命之後，夫、子不幸亡歿，不許本婦再本醮，立為定式。如不遵式，即將所受宣敕追奪，斷罪離異。”所謂：“世之名門巨族動以衣冠自炫，往往有夫骨未寒而求匹之念已萌於中者。”

說明勸說婦女改嫁者比比皆是，似乎對待婚姻的態度也遠不如從前嚴謹。當時就有人說：“浙西風俗之薄者，莫甚於以女質於人，年滿歸，又質而之他，或至再三，然後嫁。其俗之弊，以為不若是，則眾誚之日無人要者，蓋多質則得物多也，蘇杭尤盛。”

(三)民族通婚

在婚姻方面，在大一統的元代，古老江南的婚姻打破了原來封閉地域和民族的界限。元代江南基本承襲以往的歷史傳統，但形式卻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首先，在元代江南由於多民族人口的南下，導致婚姻的物件選擇打破了原來相對封閉的地理限制，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人相互婚配是當地尋常之事，這一點極大地和以前的歷史情況不同。

再者，一般地說，個人的社會地位的高低、家境的好壞、受教育的水平決定了個人的婚姻層次。元代江南，官員之間、官商和富戶之間的通婚在漢族上層是屢見不鮮的現象。以婚姻為紐帶結成強大的地方勢力。在這樣的風氣裡，各階層的人其實很難打破各自的等級、門第、出身等的界限。

所以，各階層之間的通婚成為當時社會的主要模式。

來到江南的蒙古和色目人多是官員、商人、軍人，他們有地位、有財富、有特權，而對於追逐政治待遇及物質享受的人來說，民族間的距離並不能阻止民族間通婚的發生。

這是元初平附江南後的情形。隨著元代統治的穩定及對漢文化的汲取，越來越多的蒙古、色目人和漢族和不同民族之間有更多的人走上的民族通婚之路。

元代的民族政策並不限制通婚的發生。

元朝統治者對各民族的婚姻習俗採取的則是認可與保護的，至元八年(1271年)二月，元廷聖旨就規定：“諸色人同類自相婚姻者，各從本俗法，遞相婚姻者，以男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

這就是說各民族本族內的婚姻形式完全受到保護，而不同民族間的通婚其婚姻形式以男子為主，但是蒙古人不在限制的範圍之內。由於元代江南各民族人口混居，國家政策又不反對，這一時期出現大量的各民族間的通婚當然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總之，直至元代江南地區已經形成多方融合、長於吸納的開放的文化特徵，歷史上不止一次的移民過程也讓江南人具有了包容、開放的心態，在元代為數不少的蒙古、色目人進入江南後，並未出現強烈排斥的情況，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民族雜居的形態更易於各方交融。在文化的濡染下，許多蒙古、色目人紛紛學習漢文化，其中又湧現出學術、政治、以及藝術上的傑出人物，他們創造了中國文化史上獨特的篇章。

而元代以後出現的以南京、蘇州為中心的伊斯蘭譯述活動，更體現了江南地區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和時代特徵。歷史的發展完全說明江南的地域文化是各類文化交流的結果，正是江南特有地域形成了江南開放的環境，在開放的條件下又造就了江南多方容納的開放胸襟，元代雖然南北交往中多了少數民族的成份，江南還是一如既往地接受異質文化的衝擊，並形成了新的民族文化交融的局面。

在共同的雜居生活中，漢民族和蒙古、色目人隨著接觸面的擴大及文化的浸濡，在江南地區出現了綜合性的習俗出現。這說明民族的心理素質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其實就是民族融合的表現。

元朝之所以能征服偌大的江南富庶之地，主要是因為南宋朝廷腐朽不堪，而忽必烈的懷柔政策也起了一定作用，如下令戒濫殺，歸降者可保留財產、官職，保護先賢遺蹟和招聘人才等。

元軍對南宋抗戰者的殺戮和對人民的擄掠也是很殘暴的，如湖南長沙、廣西靜江(桂林)、浙西常州等處都遭屠城。但與蒙金戰爭對中原的破壞相比較而言，程度要輕得多。

因此，江南地區入元后，經濟、文化較快就得到恢復，並延續了南宋時期的發展趨勢，成為蒙古、色目及北方漢人樂於前來任職、駐守、遊學、寓居的地方。

如果說元代江南社會結構雜化、文化多元化成為定局，而江南世俗生活形態則經歷了一場“俗”變。禮法對社會的約束體現在方方面面。

而蒙古人騎馬南來，大獲全勝，新建立的朝代打破了原先的格局，元的統治動搖了直至南宋的儒學獨尊的地位，其思想的禁錮也弱化不少。這一點在俗文學興盛上得到印證。再者，由於蒙元統治者的民族性格和思想的寬容，社會控制方面也顯得寬鬆。

比如，南宋的丞相文天祥，元世祖不僅沒有要殺之意，反而要重用，只是文天祥一心為宋室盡忠，遂留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絕唱，最後英勇就義。對前朝的宗室後代趙孟頻，元朝也予以徵召聘用。蒙元統治這種寬鬆性導致社會組織的鬆散性。社會現實對南宋要求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的社會來說無疑是一種解構。

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江南世俗的審美風俗也顯得大不同。

當然了，以上都是一家之言，七絃並非文史專家，以上對元之美好的描述，實際可能並非如此，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七絃也看到了很多元末明初乃至清初對元代時候的民族相處情況存在很多的爭議，但無論真相如何，江南地區延續了唐宋以來蒸蒸日上的發展勢頭是不爭的事實。

在這一章，七絃基本沒有提經濟，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那時候的江南，在經濟上已經遙遙領先於全國，“全國賦稅，江南太半”，江南以其一隅之地，貢獻了超過一半的全國賦稅，已經不需要再去研究對比了。元時，南北方經濟差距拉到了歷史上的最大值，元朝統一時，南方人口占全國人口80%左右，北方僅佔20%，可見蒙古鐵騎對北方的破壞在北方戰爭史上確實是空前絕後的。

而江南，卻基本維持了原有的安定局面。

這也說明，一個安定團結的社會大局，對經濟、對民生，是何等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