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丕祥

永貞革新作為唐順宗永貞年間官僚士大夫們以打擊宦官勢力、革除政治積弊為主要目的的政治改革，雖然持續時間很短、最終宣告失敗，但其所造成的影響卻是十分惡劣的，它使唐朝的政治制度由此進入了更加黑暗的時代。

韓愈當時被貶陽山，身不在政治漩渦的長安，與永貞革新無任何直接意義上的關聯。但作為當時的政治人物，其言行是不可能不受永貞革新的影響而做出自己的反應的。這就使得後人在研究韓愈時對其對待永貞革新的態度問題有了不同的評判 。不少論者指其偏激，甚或斥其思想保守，認為韓愈是反對永貞革新的。這裡我想就韓愈對永貞革新的態度問題談一點看法，以就教諸位同仁。

按照新舊《唐書》《資治通鑑》和《順宗實錄》的記載，順宗李誦是在德宗駕崩三日後於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六日即位，同年八月被迫讓位於太子李純後自稱太上皇，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順宗即位前曾儲位20年，目睹了德宗貞元亂政給民間所造成的疾苦。因此，即位後很快便在王叔文等人的輔佐下，進行了一些重大的改革，史稱“永貞革新”。其改革的主要內容，按《順宗實錄》記載，大致有如下五條：

其一，永貞元年正月“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 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七月關中大旱，禾苗枯死。而李實則奏對“今年雖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稅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以應官”，民不聊生……。至實被貶，市裡歡呼。

其二，永貞元年二月，停鹽鐵使進奉。

其三，永貞元年二月，宣佈“大赦天下”，禁宮市。原舊弊政，名為宮市，而實奪之。禁宮市以戒擾民、禍民。

其四，罷五坊小兒。“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為暴橫以取錢物。”其弊端擾民害民，禁罷推行，人情大悅。

其五，出宮女、女妓。永貞元年三月，“出後宮三百人”，後又“出後宮並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於九仙門。百姓相聚，歡呼大喜”。

以上所列永貞革新的措施，雖多系針對貞元弊政所採取的區域性改革，但也使久受貞元亂政困擾的人們感到耳目為之一新，贏得了人們的廣泛擁戴。在這場改革中，由於順宗久患“風病”“口不能言”，政務多委之於王伾、王叔文。所以王叔文是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而王叔文的行事專斷恣肆、為人張揚跋扈，卻使改革剛開始僅兩個月，就形成了王叔文集團同宰相、諸多朝臣及太子之間的嚴重對立局面，並很快演變成為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利之爭。當矛盾發展到王叔文集團一再要強抓兵權之時，太子便毫不猶豫地聯絡各位宰輔與諸多朝臣，一舉搬掉了王叔文集團，使永貞革新徹底失敗。

我們知道，韓愈已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十二月由監察御史被貶為陽山縣令。永貞元年正月順宗即位大赦天下後，韓愈才於當年春、夏之際離陽山赴郴州待命；同年八月，憲宗即位再赦天下後，韓愈離郴州赴江陵任法曹參軍；憲宗元和元年六月，韓愈被召回長安任國子博士。而此時已離永貞革新失敗、王叔文被貶近一年之久。由此可見，永貞革新時期韓愈就不在長安，他同永貞革新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關聯，當然也更談不上他對永貞革新有什麼反對的舉動。只是由於他在永貞革新失敗後所寫詩、文，涉及到他於貞元十九年被貶原因時，非常激烈地攻擊了王叔文集團。這就使人將韓愈同永貞革新事件聯絡了起來。

韓愈寫詩文攻擊王叔文集團的主要原因是他懷疑自己的陽山之貶出自王叔文集團未掌權前對他的無端迫害。而王叔文集團在掌權之後對他繼續進行壓制的事實，又使他證實了自己以前的猜測。

韓愈被貶陽山的原因，若確如新舊《唐書》所載，是因他“上疏”彈劾李實，那就正同後來永貞革新的主張一致，王叔文集團當權之後決不應再將韓愈當作罪臣而量移到“荊蠻”的江陵。以此韓愈認為，自己的陽山之貶完全有可能是王叔文集團對他的誣陷，而之後又將他量移荊州更是對他的繼續迫害。這種看法在韓愈的許多詩文中都有表述。如：元和元年所寫《憶昨行和張十一》中就說：

“踐蛇茹蠱不擇死，忽有詔書從天來。伾、文末揃崖州熾，雖得赦宥恆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知有歸日眉方開。”

其實，韓愈的猜測並沒有錯。王叔文集團在尚未掌權前的貞元十九年確有誣陷韓愈的作為。貞元末年，王叔文集團在業已形成、時刻準備掌權的情況下，已不失時機地開始了排斥異己……。韓愈懷疑自己貞元十九年的陽山之貶就是王叔文集團所為，並且永貞元年王叔文集團掌權之後仍把他當作貶謫罪臣加以量移更是確鑿無疑的事實。

永貞元年十月，韓愈在郴州正準備動身前往江陵時，與前赴貶所連州途中的劉禹錫在岳陽不期而遇。交談之餘，二人互有詩篇唱和。閱過韓愈所寫《岳陽樓別竇司直》後，劉禹錫在其和詩《韓十八待御見示……》中承認了王叔文集團對韓愈的誣陷。自此之後，韓愈的態度明顯地發生了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是對王叔文集團的核心人物柳宗元和劉禹錫取得了諒解、恢復了友誼，並進而為其不幸遭遇深表關懷、大鳴不平。二是開始了對王叔文集團猛烈而集中的攻擊。如其《永貞行》一詩就說：

“君不見太皇諒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一朝奪印付私黨，懍懍朝土何能為？……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元臣故老不敢語，晝臥涕泣何汍瀾！……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犯！”

從上引韓詩及其它有關詩、文可知，韓愈之所以同永貞革新發生了關係，僅是在講到他被貶陽山的原因及貶後九死一生的遭遇時涉及到了王叔文集團。也正是由於韓愈對王叔文集團的這種強烈的個人宿恨，才使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王叔文集團的致命弱點。這在《永貞行》一詩中講得非常明確。

一是奪軍權：“北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懍懍朝士何能為？”

二是爭官位：“狐鳴梟噪爭署置……夜作詔書朝拜官。”

三是受賄賂：“公然白日受賄賂……元臣故老不敢語。”

四是反對太子的冊立與監國：“董賢三公誰復惜，侯景九錫行可嘆。”

除以上四項惡行之外，韓愈對永貞革新時期諸如貶逐李實、釋放宮女與女妓、禁止宮市與五坊小兒的橫行、罷鹽鐵進奉和百姓所欠租稅等“善政”，並無片言隻語的攻擊。連歷史上為王叔文集團翻案最為徹底的清朝人王鳴盛也說：

“叔文行政，首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而實乃毀韓愈者也；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而贄乃愈之座主也；罷官市與五坊小兒，而此事乃愈所諫止也；愈與叔文，事事吻合如此。”（轉引自吳文治《韓昌黎資料彙編》1271頁）

可見韓愈的政治主張，與王叔文集團並無原則不同。而韓愈揭露王叔文集團的四項惡行，在《順宗實錄》和新、舊《唐書》的“王叔文傳”、“陸贄傳”中都有詳細記載，實有其事。這就說明，韓愈對王叔文集團的攻擊，並非政治路線的對立，而是對其組織路線與思想作風的嚴重不滿。

唐代中央為了管控朝政，設立了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三省”。中書省承帝旨掌軍國政令，參朝廷大政；門下省掌出納帝命，審查詔令；尚書省總領百官，綱紀庶務。其中，中書、門下與尚書三省之長，同掌樞要，共議國政，往往聯合辦公，統稱中書門下。而中書、門下二省長官又領左、右相，其辦公處叫“政事堂”。政令確定後由尚書省實施。從而形成既共同協作，又互相監督的局面。這是封建帝王防範大臣的一條重要措施。如果此制一亂，勢必會出現臣下專政，乃至威脅王朝的存亡。而王伾、王叔文等主事後，則將朝廷大臣甩至一邊，在組織上重蹈了德宗末年“亂政”的覆轍。加之他們目空一切、盛氣凌人的作風，從一開始就將自己置於同中央總樞相對立的地位。王叔文既然敢於凌駕於宰輔之上，而對於尚書省各部的左右同行來說就更不在話下。這樣以來，他們就又將自己置於了同廣大朝臣相對立的地位。

不僅如此，王叔文等從一開始就黨同伐異，乃至發展到“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地步。什麼宰相、大臣、一般官吏，凡有不順我者，一概罷逐或殺戮；一切任免、生殺大權，全部操在我手。一直弄到“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而為世人所不容的程度（《資治通鑑》卷236，永貞元年七月）。在這種情況下，縱有再好的改革願望，又有何用？

在組織路線上，王叔文最為失策之舉，莫過於反對太子，與太子對立。當時順宗病重，“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以免天下大亂。而王叔文集團則斷然不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現實，不顧大局，一意孤行，在反對冊立太子失敗之後，還在太子身旁安插親信，妄圖搶抓軍權。這就註定了王叔文集團徹底失敗的命運。

弄清了當時社會矛盾的背景後再來看韓愈對王叔文集團的攻擊，便會一目瞭然。

王叔文集團在當政之後，如果能顧全大局，盡職盡責，與擁護永貞革新的廣大朝臣一起，為順宗當好參謀，一切政令按正常組織程式發出，不僅會逐步擴大革新成果，而且會爭取新的支援力量，又怎麼會遭到那麼大的反對牴觸而短命失敗呢？道理非常清楚，葬送永貞革新的正是王叔文集團自己，而並非廣大朝臣。韓愈及廣大朝士真正所要反對的，只是王叔文集團的組織路線與思想作風，而並非永貞新政。韓愈所揭露王叔文集團的四項惡政不是對不對的問題，而是說晚了的問題。如果早有人嚴肅地指出這些問題及其嚴重後果，或許不會出現那樣悲慘的結局。

不過，韓愈對待王叔文集團的態度確也存在有一定的偏頗之處。有個人恩怨出發對永貞革新 “攻其一點而不及其餘”之嫌。而這“其餘”之處則正是韓愈本來就贊成的東西。其實，王叔文集團的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是既有區別又緊密聯絡的。而當時反對他們的諸多朝士只是看到了他們在組織路線與思想作風上的種種弊病，而忽略了他們在政治上的正確主張。於是，便上下共疾，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結果，在反對他們的組織路線與思想作風的同時，連他們正確的政治路線也給予了一概的否定。

過去，我們一提起歷史上的革新派，總想把他們理想化，多說功績與優點，少講失誤與侷限。而一提歷史上的反對革新派，又總想把他們絕對化，看不到他們反動意見中的合理成份，更不願多講他們曾經做過的有利於社會發展的事。甚至有時還會把他們的某些優點與正確的部分，也設法說成缺點或錯誤之處。

（作者系孟州市韓愈研究會會長）

製作：童達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