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先賢一生俯首拜陽明 成為明末官場的一股清流

三月邊城有懷故園春景

桐城·戴完

殊方物候總堪嗟，誰遣遊人促使車？

落日空山餘壁壘，芳春何處覓鶯花？

晴峰欲露半埋雪，野草將萌尚覆沙。

對節轉令鄉思劇，西風況復起邊笳。

大明的江山奠基，戴完祖上也曾出力

戴智富，戴完祖上，元朝至正年間（1341---1370）由徽州府新安遷到桐城。1360年，農民起義軍將領陳友諒殺掉徐壽輝，在江西南昌登基，稱大漢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1364年2月，朱元璋親自率兵討伐陳友諒，戴智富捐糧三百石支援，朱元璋勒石旌表並頒發“義民帖”，洪武三年（1370），賜給戴智富“助國功臣”劄、水田三百畝，免除本戶兩年的雜泛差役。

大明科舉榜單上，戴完也曾驕傲地高居榜上

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科，戴完獲“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二名（此一科全國錄取312人），也可以說是殿試的第五名。這一科得到這個名次，真不容易！這科會試特別戲劇性，與內閣首輔翟鑾有關係的人俱登榜上：他的兩個兒子、兒子的老師、親戚、好友故舊等，名單一長串，我想他家的貓如果會寫字的話，估計也會名登榜上的。內閣首輔翟鑾的無所顧忌，給了一直想排擠他的嚴嵩以機會，嚴嵩組織一場大規模的彈劾，終於觸怒皇帝，處理了一大批人：翟鑾父子削職為民，該科主考以及鄉試主考等官員各杖六十，革職閒住；與之牽扯關係的官員不是降級，就是外任、充軍。但是無論是朝中大臣的暗爭，還是皇帝雷霆震怒的徹查，戴完都穩居榜上，因為，他不是倚門閥、靠關係上榜的，他憑的是寒窗苦讀，是實力！

大明的官僚隊伍裡，戴完是決意堅守清寒，篤守清操的少數人

戴完以漂亮的成績考中進士，不久就授予戶部雲南司主事，分司德州。他為官本分，所有結餘的金銀全部按規矩入賬，絕不納一分於私囊。戶部長官瞭解戴完的人品，也知道僅靠薄俸維持生計，他的日子過得非常清寒，就想著拉兄弟一把，安排他巡視太倉。

太倉，明代戶部庫名，這裡專指太倉銀庫，它和工部節慎庫、光祿寺銀庫等五庫共同構成明朝的國庫體系，正統七年（1442）設於北京。專門用來貯存賦稅折銀的，後來籍沒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以及援例上納的銀兩也入太倉銀庫，主要承擔軍事支出，包括九邊年例、官俸軍餉，後來也供應內庫和賑災等。設立之初，太倉銀庫以中庫為老庫，維持相對穩定的金銀數額，續收的銀兩置放在兩廡，便於支出取用。嘉靖後期，由於內府供應繁多，太倉庫銀漸漸入不敷出了。

巡視中央國庫，當然是肥差，多少人求之不得：名目繁多的“慣例”、辛苦費，神不知鬼不覺，數量遠遠超出俸祿。戴完混跡官場多年，深知太倉銀庫斂財的“暗道”：其一是做假賬，玩數字遊戲，搞賬面平衡，等於明偷。其二是掌握熔鍊技術，在金銀的成色上做手腳，這是暗盜。其三是灰色收入，各地布政司每年徵收夏稅秋糧時，已把“進貢”太倉的份額計入徵收總額裡了，上下都清楚的。怕？為什麼要怕？又沒有吃獨食，大家共同致富，法不責眾，真惹毛了皇帝自有人罩得住。況且能到太倉銀庫當差，你以為是一般人嗎？這裡每個人和當朝權貴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哪怕是最底層的差役——庫兵，每個名額都是一百多人爭奪，花落誰家，其實拼的還是人脈！太倉銀庫既是大明的聚寶盆，更是有些大臣的搖錢樹，不過，到明中期寶盆漸空，樹根始爛，積累的問題單靠巡視太倉的官員，根本無法解決，所以歷年巡視都是簡單對對賬，基本走過場，睜隻眼閉隻眼，甚至睜著眼睛說瞎話。

戴完深知，自己人微權小，是不可能幫助皇帝解決太倉累積的問題，但自己更做不到昧著良心悶頭髮國家財。他為此專門去拜訪時任內閣首輔夏言，提出自己脾胃不好，不能吃生冷，太倉從安全考慮是不許生火的，只供給冷食，所以要求改任。夏言笑他：你一向清廉，不想巡視太倉趟渾水而已。於是改任戴完為刑部郎中。

嘉靖二十七年（1648），嚴嵩用手段排擠掉夏言，從此朝綱獨攬，一手遮天，大臣們唯嚴嵩馬首是瞻。嚴嵩從內心裡欣賞戴完的才能和人品，有心延攬他至自己麾下，戴完只要順勢靠過去就可以名利兼收。但戴完不願屈意奉迎巴結，他立心辦差，中規中矩，私下從不去拜謁嚴嵩，嚴嵩自然心裡不快活。嘉靖三十七年（1558），刑部主事張翀上“亟處大奸巨惡以謝天下”疏，從邊防、財賦、人才三方面彈劾嚴嵩父子專權亂政，被下獄中，嚴刑逼問幕後，張翀咬定無人指使，最後被謫戍到貴州都勻。暗中，嚴嵩偵查得知，張翀這篇著名的奏疏，其實是出自戴完之手，立即將戴完外調到貴州任僉事。在貴州，戴完恩威並舉，很有惠名，可惜三個月後，因病乞求辭官歸家，這一年，他剛四十歲。

民國狂生宣永光說過：不遇國難，人人全是志士。不逢強敵，人人全是勇士。不見金錢，人人全是廉士。不遇美女，人人全是正士。不經試驗，人人全是名士。話雖偏激，但直指人心，在一個複雜的環境中，面對具體的人和事，如何處置確是一種考驗，自能分出高低貴賤來。

大明活躍的思想界，戴完是王陽明思想的堅定擁躉者。

嘉靖一朝，思想界活躍，築壇聚會盛行，有在書院中定期舉行的“講會”，有知識分子之間舉行的交流思想的“會講”，有在基層鄉村舉行的、以進德相勸為內容、有教化意義的“會”，但最重要、最有影響的“講會”都與陽明學者有直接關係，這種“講會”形式不拘，可以相互探討爭辯，或發揮學派的精神，或辨析不同學派的差異，不同學派還可以同臺論辯。戴完居家四十年，積極參加各類講會，和張甑山（漢陽人，時任桐城教諭）、羅近溪、王龍溪反覆論辯，很有號召力，嘉靖三十二年（1553），北京靈濟宮舉行“講會”，參加者多名公巨賈，戴完參與其中。

戴完留存詩篇不多，但清新雋永，“頗無理家窠臼”，多表現濃重的思鄉之情、厭惡官場的事務繁雜和應對王程差事的艱辛，還有同情戍邊官兵多年征戰難以回家的傷感，非常耐讀。

戴完（1518——1597），字仲修，號渾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