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是“殷方”遺址的重要物證之一：“乳釘紋青銅爵”！

“乳釘紋青銅爵”解析：

既叫它“爵”，那它就不是“王”器了，更不是“夏都博物館”專家所視為的“王權”的象徵。

傳承於我們所知的有：賜爵、爵位、封爵、伯爵、侯爵、爵士等，但早期沒有“王爵”。

爵，是天子／王分封、賞賜給君主／國家諸侯／貴族的封號、酒器。

古代“爵”與“雀”同音，爵又被假借作“雀”鳥飲水之形，意為雀飲歡快鳴唧足也，飲足能高飛。

《易中孚》：“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禮記·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候、伯、男、子，凡五等。”

“爵制”析：

（1）三錐足，表示其根源於“三皇”，即“天、地、人”。

（2）腹部一面有凸線“二”道，表示其為“諸侯”封號。

（3）兩線之間橫列五枚乳釘裝飾，表示遵循“五帝”禮制而成器。

（4）前有二柱，如聳翅高飛、擬爵位高上，又如諸侯為“天子／王”之柱衡也。

王的飲酒禮器稱：“王尊”、“樽”、“鐏”、“玉尊”，即尊者所用也。

不僅如此，二里頭的“爵”，也沒有“王”器特徵！而“王”尊之制，見安陽殷墟五號宗廟遺址。

其實，以“鳥”形制作盛器，傳承久矣。有大量的鳥陶盛器，最出名之一，是山東出土的“陶鷹尊”，它的歷史更加久遠。

綜上所述，二里頭“夏都”被後人誇耀為“華夏第一爵”的青銅爵，不僅叫錯了，反過來它還是殷“方”（國）的物證之一。

殷方，指殷（鷹）人受“王”封而成方有土的方國諸侯。

諸侯的標誌，是方土去四角（國），表示諸侯只有一方之土。

殷墟五號宗廟遺址，出土刻有該銘文標誌的禮器，此表明了殷人“王天下”之前的地位。（而非“亞”釋及“亞”意）

《詩經·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

當把詩中之“宅殷”詮釋為“殷宅”，就會對殷人的起源和發展，有更深的理解。

《尚書·堯典》：“帝曰：契，百姓不享，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因孕生契。……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帝嚳始生殷人，殷人發展成殷族。帝舜時期封契“商”地，殷人始有封地，故世稱其為殷人、商人。殷族天乙·湯王天下後，始有王號，王號為殷，都“商”稱殷商。

今之人稱其為“商”，並將之列為“商朝（／代）”，認為“殷商”是商人遷都殷墟後才稱為“殷商”的，有此誤解的原因是——無法釋讀和還原早期出現的“殷”字。

這是學術失誤，也是讓“早殷史”的還原變得困難的原因之一。（這方面的文字解，以後另作專題）

整合、梳理本篇及前四篇文章，不斷縮小範圍，然後逐步進行定位：

以考古學挖掘的“殷墟五號宗廟”遺址和“二里頭”遺址所出土的遺蹟、遺物，再結合歷史文獻，可以初步推斷，二里頭文明是殷人在“王天下”之前的殷“方國”遺址，年代在唐（堯）、虞（舜）、夏之間。（但如本專欄大標題所示，二里頭遺址不是“夏王都”，請注意，本人強調和否定的是“夏王都”三字！）

隨著論證的不斷深入，後面一定會有令人滿意的結果。

而本文開篇所言之乳釘紋青銅爵，當是唐虞時期，舜攝天子位，賜給殷方“契”或其後人的爵器。或許就是《史記》所載之“帝舜命殷契為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

甚為可惜的是，世人把“殷墟五號宗廟遺址”釋為商晚期武丁配偶“婦好”之墓，由此徹底關閉了殷人的探源之路。也正是如此，才有了所謂的“夏都”二里頭。

二里頭“夏都”一旦確定，夏王朝將又被掩藏，使夏曆史不得“正視”天日了。

（連刊文章，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