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科學文化史上，唐宋的醫學和詩學是交相輝映的兩顆明珠。文學家在詩作中談醫說藥、論方敘病、寫神言志，涉及醫學史、疾病譜、本草學、方劑學、養生習俗等內容，是探討唐宋醫學史的韻體文獻。
士大夫們焚膏繼晷地苦讀，加之當時照明條件的簡陋，眼科疾病是士大夫階層的多發病，因此在唐宋詩人的筆下有不少關於眼科疾病的詩詞。
“窮瞎張太祝”與車前子
被孟郊戲稱為“窮瞎張太祝”的張籍，因患目疾，缺醫少藥，幾近失明。他收到在開州任刺史的同僚老友韋處厚寄來的車前子後，作詩《答開州韋使君寄車前子》：“開州午月車前子，作藥人皆道有神。慚愧使君憐病眼，三千里外寄閒人。”張籍在詩中寫道，開州午月產的車前子，人們都說是最道地的藥材，用它作藥治療眼病有神效。真是有些慚愧呀，韋使君仍憐惜惦記著我患的眼病，從三千里外的開州寄來車前子，令我這個長安的閒人慨嘆不已。
中醫認為，肝開竅於目。車前子清肝明目，常用於治療目赤障翳等症。唐代醫家甄權的《藥性論》中說，車前子可除“肝風衝眼目、赤痛障翳”。古代醫家認為，服用車前子可補虛去翳，與菊花、決明子、青葙子等配伍，多用來治療目赤腫痛、迎風流淚、視力減退等症。唐代醫家孫思邈《千金方》中的“駐景丸”，就是用車前子與熟地、菟絲子等配伍為丸，治療老年人因肝腎俱虛所致的眼昏生翳、視物不清、迎風流淚等症，至今仍是眼科常用的良方。
百合決明為詩家鍾愛
除了藥物治療，食療也是詩人騷客們防治眼疾的養生方法。山水詩人王維有《百合》詩云：“冥搜到百合，真使當重肉。軟溫甚蹲鴟，瑩淨豈鴻鵠……果堪止淚無？欲從望江目。”說的是在昏暗中搜尋到百合，用它蒸煮來治療目暗流淚的眼疾。詩中形容百合像芋頭嬌嫩滑軟，如天鵝肉般晶瑩白淨。李時珍在《本草綱目·菜部·百合》中引證這則食療醫案，“蓋取《本草》百合止涕淚之說”。
自制藥枕也是士大夫們熱衷的明目安寐的養生方法。宋代文學家黃庭堅有《種決明》詩：“后皇富嘉種，決明注方術。耘鋤一席地，時至觀茂密。縹葉資芼羹，緗化馬蹄實。霜叢風雨餘，簸簸揚功畢。枕囊代曲肱，甘寢聽芬苾。老眼願力餘，讀書真成癖。”詩中稱讚決明子是天地間的嘉種，在方術書上已有記載。黃庭堅種了一席之地的草決明，精心耘鋤，時時到畦前觀察長得是否茂盛。草決明葉子可摘來做成菜羹食用，鮮美無比；淡黃色的花落下後，就結成菱形光亮的馬蹄實。秋冬季霜後採收成熟的決明子，曬乾簸淨，除去雜質，製成藥枕，芬芳助寢，安神明目。藥枕明目的功效，滿足了詩人們皓首窮經的癖好。
白居易的目疾與療養
唐代詩翁白居易一生坎坷，家庭生活也很不幸。他27歲考取進士後，經歷宦海沉浮，直到37歲才結婚。由於官場失意和生活清苦，再加上子女的夭殤，使白居易患了很嚴重的目疾，從其詩作中屢屢可讀到相關記敘。
在《眼暗》詩中，白居易寫道：“早年勤倦看書苦，晚歲悲傷出淚多。眼損不知都自取，病成方悟欲如何。”詩翁在詩中談及自己患眼病的原因，是由於年輕時秉燭苦讀地窮經積學，不注意視力的保護，到了晚年視力減退，又屢遭子女夭亡的精神打擊，情志不暢，悲鬱多泣，才導致眼疾纏身。接著，詩人詳細地描寫了自己患眼病的症狀：“夜昏乍似燈將滅，朝暗長疑鏡未磨。”你看，一朝一夕的銅鏡松燈前，模糊的視力給理政讀書的詩翁帶來多少難言的痛苦？
頻發的眼疾使白居易與中醫藥結下了不解之緣。他閱覽眼科醫書，服用滋陰養肝的中藥，並用民間驗方黃連的汁液點眼治療。在《眼病二首之一》詩中，白居易描述了自己患眼病時的症狀：“散亂空中千片雪，朦朧物上一重紗。縱逢晴景如看霧，不是春天亦見花。僧說客塵來眼界，醫言風眩在肝家。”詩翁用生動形象的語言敘述了自己患眼病時出現的症狀，簡直就是一例詩體的眼科病案。從詩中的自述來分析，他的雙眼出現了畏光、晴上生翳、視物不清的症狀，很可能是患上了老年性白內障，中醫眼科稱之為“雲霧移睛”“浮翳內障”。《眼病二首之二》中寫得更詳盡：“眼藏損傷來已久，病根牢固去應難。醫師盡勸先停酒，道侶多教早罷官。案上漫鋪《龍樹論》，閤中虛捻決明丸。人間方藥應無益，爭得金篦試刮看。”詩中提到的《龍樹論》，又稱《龍樹菩薩藥方》，是隋唐時印度醫學隨佛教傳入中國後，被譯成中文的印度醫書。決明丸由石決明、車前子、黃連蜜丸而成，是中醫治療肝虛氣浮、風眩眼花的方劑。可以想見，詩翁接受道友的勸告，休官回鄉，“謝絕名利，洞身靜修”。他瀏覽醫藥學書籍，炮製丹藥，遵守醫囑節酒養目，“惟將綠醅酒，且替紫河車。”但藥力有限而痼疾難卻，詩翁不得不求助於金針撥障術。
唐代的眼科手術
唐代眼外科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由杜甫的“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李商隱的“約眉憐翠羽，刮膜想金篦”等詩可知金針撥障術在當時已相當普遍。除金針撥障外，翼狀胬肉割除術、倒睫拔除術等也已常見。歐陽修等編撰的《新唐書·崔慎由傳》中載：“慎由苦目疾，不得視，醫為治刮，適愈而召。”
宋代文學家孫光憲的《北夢瑣言·卷二》載，晚唐詩人皮日休天生“重瞳”。現代眼科認為，這實際上是瞳孔發生黏連畸變，通常是白內障的早期症狀。詩人陸龜蒙將皮日休與齊梁時的詩人沈約相比，“但醫沈約重瞳健，不怕江花不滿枝”。皮日休有《早春病中書事寄魯望》詩，敘述了“眼暈見雲母，耳虛聞海濤”的症狀。他告訴陸龜蒙，自己抱疾杜門，戒酒養目，不得不“案靜方書古，堂空藥氣高”來頤養。
晚唐著名詩人杜牧的弟弟杜顗受白內障困擾，杜牧在《樊川文集·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中，記述自己重金邀請同州眼科世醫石公集到揚州，為弟弟施行金針撥障術。石眼醫診察後，說要等到明年春天，瞳子中生出“脂色玉白”，才可施針撥障。第一次療效欠佳，五個月後又施行第二次撥障術，仍未復明。後來，杜牧又延請同州的另一位眼醫周師達，繼續為弟弟杜顗診治。周氏眼醫診察後說，眼有赤脈，凡內障脂凝有脈綴之者，針撥不能去其赤脈，要用藥物治療，赤脈不除，不能再妄施針。杜牧用詳盡的筆墨，記載了兩名眼科名醫對白內障病變特徵的把握，撥障手術適應證的選擇和不能手術的原因等。從杜牧筆下這則弟弟杜顗療眼疾的醫案，則可見唐代金針撥障術的一斑。
宋代眼科理論的創新
宋代元豐（1078—1085年）年間，醫學分為九科，眼科和口齒咽喉科分別單獨成科。眼科理論的創新，以五輪八廓學說和內外障與眼病七十二證理論為標誌。針撥內障、鉤割針鐮等手術方法，比唐代有了更大的進步。王懷隱、王祐等人奉宋太宗趙光義敕令編著的《太平聖惠方·開內障論》中所記載的金針撥障術更為詳盡，“凡內障之眼，形候甚多，好惡非一：有冰、有澀、有滑、有散。”指出醫生臨證時要注意眼翳形狀的浮沉、老嫩，所用金針的輕重、粗細等，並有嚴格的適應證，“無障者可用小針，嫩薄者須用大針，障浮者，去鳥珠下針之，障沉者須遠下針”；“翳若沉，下針近撥之……翳若浮，下針遠撥之”等。
宋代還有一本書名為《秘傳眼科龍木論》的專著，當時的太醫局將《龍木論》列為醫師的必讀之書。書中對於老年性“圓翳內障”、先天性“胎患內障”、外傷性“驚振內障”、併發性“綠風內障”等23種類型白內障的病因、症狀、檢查、診斷、手術適應證、禁忌證以及手術前後的準備、手術方法及術後的護理等，都有確切的論述。外障49證中，花翳白障（角膜潰瘍）、蟹睛（虹膜脫出）、混睛（角膜實質炎）、瞼生風粟（沙眼）等，都是該書首載並存在至今的眼科疾病。
宋代大文學家蘇軾有《贈眼醫王生彥若》的200字五言詩，寫他目睹眼醫王彥若為患者施行金針撥障術的情景。
清代眼科學集大成
清代醫家張璐的《張氏醫通》和吳謙等編撰的《醫宗金鑑》等中醫書籍，均對金針撥障術有專門的介紹。張倬是名醫張璐的次子，精於金針撥障術。在《張氏醫通·金針開內障論》中，他記載了自己的臨床經驗和七則病案。文中還介紹了一種“過樑針”的手法，即醫生給患者左眼施行手術時，可用右手操作；右眼手術時，則用左手操作。如左手操作不習慣，可用右手由患者內側角膜緣外進針，但手和撥障針要橫越鼻樑，故稱“過樑針”。難能可貴的是，張倬在書中提出：“凡初習針時，不得以人目輕試，宜針羊眼，久久成熟，方可治人。”可見他對金針撥障術所持的認真嚴謹的科學態度和人文關懷。
清代醫家黃庭鏡總結前代眼科學的成就，並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於乾隆六年（1741年）草成《目經大成》。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甲午，始得以抄錄全集，裝訂成冊，但未刊行。黃氏弟子鄧贊夫得悉此書後，於嘉慶十年（1804年）刊行，更名為《目科正宗》。後被黃庭鏡之孫得見，遂以家藏舊本相校後，仍用原名《目經大成》刊行。書中將金針撥障術的操作方法歸納為八個步驟，稱為金針撥障術“八法”，為後世眼科醫生奉為圭臬。
唐由之改進金針撥障術
國醫大師唐由之繼承和改進了中國古代的金針撥障術，突破現代解剖的權威觀點，即《目經大成》書中所謂“風輪與銳眥相伴，正中插入毫髮無偏。”此部位曾被現代眼科學列為手術的“禁區”，認為易造成交感性眼炎、出血和感染。唐由之採取了在術中增加劃破玻璃體前界膜的動作，從根本上解決了術後併發青光眼的可能，用這種改進的金針撥障術為數千例病人做過手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得到了國內外眼科學界的公認。
唐由之曾用改良後的金針撥障術，為柬埔寨賓努親王和印度尼西亞前總統瓦希德進行了手術，使他們因患老年性白內障而失明的眼睛恢復了光明。後來又為毛澤東主席成功地施行了老年白內障金針撥障手術。手術成功後，毛主席欣喜之餘，揮筆寫下魯迅先生的詩——“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贈與唐由之，留下一則醫林佳話。
現代眼科白內障手術的精準發展，見證了金針撥障術的悠久歷史和確鑿療效。誦讀唐宋詩人們的眼病詩歌，給了我們文化自信和傳承創新的使命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