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大家應該和我一樣，認為唐代大詩人杜牧僅僅是個詩人，可是你不知道的是他還有另一重身份，那就是軍事家，他所注的《孫子兵法》被稱為歷代第二，僅次於曹操的注。

下面就讓我們看看軍事家杜牧的軍事造詣：

一、京兆杜氏和杜牧的經歷

提起京兆杜氏，大家可能有些陌生，但是說起京兆杜氏的人物，大家一定不會陌生：西晉時期著名將領和注《春秋左傳》的杜預、唐初著名宰相有“房謀杜斷”之稱的杜如晦、大詩人號稱詩聖的杜甫、著名宰相著有《通典》的杜佑、大詩人號稱“小李杜”的杜佑之孫杜牧。

以上人物都是享譽史書的大家，他們都來自京兆杜氏。

唐朝人說:"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在今西安東南(故少陵原)有唐代長安杜氏家族墓葬，著名宰相杜如晦、杜佑、晚唐詩人杜牧均埋葬於此。

京兆杜氏的世系可以追溯到西漢御史大夫杜周。杜周本居南陽(今中國河南省南陽)，漢武帝時期以豪族遷於茂陵(今陝西省興平)。子杜延年又遷於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所以，京兆，襄陽，河南杜氏本一家，故詩聖杜甫自稱少陵野老，祖籍襄陽。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唐宰相杜佑之孫，唐代後期著名詩人，在兵學理論研究上也頗有造詣。在家族排行第十三，故時人稱其為杜十三。

杜牧20歲已經博覽群書，尤其擅長治亂與軍事。23歲即以作出膾炙人口的千古名篇《阿房宮賦》。太和二年(公元827年)，26歲的杜牧以進士擢第。沈傳師表為江西團練使巡官，又為牛僧孺淮南節度使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

以弟顓病棄官，復為宣州團練使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累遷左補闕、史館修撰，改膳部員外郎，歷黃(治南安，今湖北黃岡)、池(治秋浦，今安徽貴池)、睦(治建德，今浙江建德)三州刺史，入為司勳員外郎，改吏部，復出為湖州刺史。逾年，拜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這段時期，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別墅，並且閒暇之時經常在這裡以文會友。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冬天病重逝世，終年49歲。

《唐書》杜牧傳說：牧剛直有奇節，不為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慨然最喜論兵”。著有《注孫子》。其外甥裴延翰編輯的杜牧詩文集《樊川文集》中有論兵多篇，其中《罪言》、《戰論》、《守論》、《原十六衛》、《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上週相公書》、《注孫子序》等，均為很有見地的軍事文論。特別是有一次獻計平虜，被宰相李德裕採用，大獲成功。

二、杜牧的軍事思想造詣

1、杜牧的軍事主張

杜牧論兵的主要軍事觀點認為進行戰爭的目的同以刑律懲處罪人一樣，“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

從當時實際出發，他強調以軍事力量維護國家統一，反對諸藩割據。提出統治者必須高度重視軍事，對士大夫恥言兵的現象給予了尖銳的批評，認為輕視軍事會使國家“亡失根本”。他認為平藩的上策是朝廷“自治”以圖強。

為提高軍隊的戰鬥力，他有針對性地提出要根治軍隊中“不蒐練”、“不責實料食”、“賞厚”、“輕罰”、“不專任責成”等“五敗”。反對實行“姑息之政”，認為姑息政策乃是“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使逆輩益橫，終唱患禍”，在治軍上，杜牧強調將領的作用“民之性命，國之安危，皆由於將也”，優良將帥的基本素質應該是“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主張以“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主兵，反對任用“壯健擊刺不學之徒”為帥。

這是針對安史之亂以來在任將方面的教訓提出的觀點。強調軍隊必須要有嚴格的紀律，要注意平時養成，“居常無事之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服”。在戰爭指導上，主張“計畫”應“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

為達到平藩的目的，朝廷要控制河北，如此，則可北禦寇，南卻敵，“出則勝，處則饒”，從而在戰略上掌握主動權。

在武宗平劉稹時，他提出了扼險、“搗虛”、“速擒”等謀略，為宰相李德裕所採納，史稱“澤潞平，略如牧策”。

在防禦回紇、吐蕃擾邊方面，杜牧主張避實擊虛，出其不意，在敵人自恃天寒地遠，認為唐軍不會進攻他們時發兵進攻，“擊其空虛，襲其懈怠”。這一主張體現了積極防禦的思想。《樊川文集》論兵，多著眼於現實對策研究，體現了經邦致用的精神。

2、杜牧的主要著作

杜牧關於軍事基礎理論研究的成果主要在他的《注孫子》一書中。此書大約在大中三年(849年)四月前完成。

杜牧在《上週相公書》中講到，自己曾將所注孫武十三篇獻給周墀。周為相在大中二年五月至三年四月，可知其《注孫子》問世時間當在此間。《新唐書·藝文志》、《郡齋讀書志》皆著錄為三卷，《直齋書錄解題》作二卷，《通志·藝文略》則作一卷。

此注後被收入《五家注孫子》、《孫子十家注》中。從《宋本十一家注孫子》看，杜牧之注不但數量多，且質量亦較高，故後人有稱其為曹操之後第二大注家者。杜牧對《孫子兵法》這部古代兵學聖典從總體上認識比較全面準確，認為“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較有些學者只見《孫子兵法》其詐不見其仁更為有見。

他注意從現實出發，總結新的經驗，對《孫子兵法》進行註解，多有發明。注中大量徵引史例及其他典籍之言，以闡發《孫子兵法》本旨，彌補了曹注過於簡略的不足。

如《作戰篇》“殺敵者，怒也”句，曹注只有“威怒以致敵”5個字，杜牧注：“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田單守即墨，使人劓降者，掘城中人墳墓之類是也。”不但較曹注具體，且對如何實現《孫子》提出的軍事原則做了進一步闡發，對人有啟智益慧之效。

歐陽修《孫子後序》稱杜牧“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但杜注也有不足，有的不夠準確，陳皞認為其注“闊疏”，在己注中間或攻中其短。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