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永(1865一1936),字漁川,一字盤庵,別號觀複道人,浙江吳興人.早年師從郭紹先、郭崇燾,做過曾紀澤(曾國藩之子)的私人秘書,並娶曾紀澤的二女兒曾廣珣為妻.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隨李鴻章在國內商談辦理"商約",任文案委員.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補授直隸懷來知縣.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因迎駕有功,服侍周全,慈禧命其辦理前路糧臺,隨扈西行.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簡授廣東雷瓊道缺.後累至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賞二品頂戴.民國時期,曾任山東提法司、國務院秘書.《庚子西狩叢談》記述了慈禧一行人從北京出逃西安的往返經歷,翦伯贊在《義和團書目解題》中稱該書"實為記述'西巡'諸書中最佳之著作"[1],可見其史料價值極高.
一、極重情義
因張蔭桓曾舉薦過吳永,他時刻銘記在心.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下令將張蔭桓發配到新疆贖罪.當吳永得知此時張蔭桓十分拮据時,他想方設法籌錢接濟張蔭桓.
據吳永言,他是在"天津途次"(即直隸境內)與張蔭桓相見的.他們見面的過程,《驛舍探幽錄》裡有詳盡的記載,這無疑是吳永極重情義的一個例證.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張蔭桓在新疆被清廷地方官員處死,吳永"聞之尤為惻然"[2],這再次印證了他極重情義.張蔭桓見多識廣,的確很有才能.翁同龢主持國事時",倚之(張蔭桓)直如左右手,凡事必諮而後行,每日手函往復,動至三五次"[3].翁同龢在日記和書信中談到張蔭桓時,時常有讚美和虛心求教之詞,如"商量六條、鐵路事,樵語甚透"[4],"觀樵和樊雲門詩四首,真絕才也"[5],"夜來心與口語,耿耿不寐,公何以教之"[6].戊戌政變後,張蔭桓在被押送新疆的途中,曾言:"先前總署遇交涉交議事件,或外國使臣有照會須復者,各堂均無主見,群推我主稿,我因眾人不諳外交音綮,又不與諸使臣相洽,我不得已出頭代辦,及至事後,又群忌我擅專,我既被譴,總理衙門更無人了事矣,言之恨恨."[7]
這反映出張蔭桓在總理衙門中精明能幹、勇於任事,在外交事務方面能獨當一面.吳永對張蔭桓的不幸遭遇,頗為惋惜,他認為"公如不死,則後來和議,必可以大為文忠臂助"[8].由此可見,張蔭桓有著非凡的外交才能.吳永對張蔭桓滿懷感恩之情和仰慕之情,這兩種情感交織在一起,使他對張蔭桓的情義更加濃厚.
隨扈西行前,吳永含淚向他的僕人劉福下跪,言:"予兄弟數人,止共此一絲血脈,宗佑所寄,今以累爾矣.予此去孤身遠役,前途禍福不可測.爾幸念數年推解之誼,照看吾侄,必毋使失所,異日幸平安復相見,當不相負."[9]
這表明他懷有感恩之心,是個重情義的人.他還"略與諸同寅紳士商洽城守事項,告以向馬(玉昆)軍請兵保護情形"[10],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他極重恩情的表現.因為先前他在跟義和團斡旋時,懷來士紳曾多次幫他解圍,他一直念念不忘他們的恩情,因而他對他們的人身安全問題頗為重視.由此可見,吳永極重情義.
二、富有膽略
當吳永在兩湖地區催辦糧餉時,張之洞囑託讓他陳奏逐大阿哥出宮一事.因此事涉及皇家事務,所以張之洞言:"看君有此膽量否?"[11]吳永言":即是關係重要,勢必冒死言之."[12]
當他抵達西安後,有一次,他向慈禧陳奏完公事,見當時慈禧心情不錯,乘機對慈禧言:"臣此次自兩湖來,據外間輿論,似對於大阿哥,不免有詞."[13]
慈禧聽後,臉色變得稍微有些莊重,但並沒有大怒,說明他還有繼續往下說的可能.
接著,慈禧問他外面人是怎麼說的.吳永言:"大阿哥隨侍皇太后左右,當然無關涉於政治,但眾意以為此次之事,總由大阿哥而起."[14]
同時,他把將大阿哥繼續留在宮中的弊處以及逐大阿哥出宮的益處,向慈禧一一言表,並把他受張之洞囑託,陳奏逐大阿哥出宮一事,向慈禧加以說明,這樣更能引起慈禧對此事的重視.可見,吳永辦事講究一定的策略和方法,說明他很有謀略.但是,無論如何,他向慈禧陳奏逐大阿哥出宮這樣的敏感話題,是擔一定的風險的,沒有一定膽量的人,是不敢這麼做的.吳永敢於冒這個風險,說明他很有膽量.由此可見,吳永既有膽量又有謀略,是一個富有膽略之人.
三、比較忠心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吳永在懷來衙署收到知州秦奎良寫他的一封信,讓他多準備一些食物和糧草,迎接慈禧一行人.但此訊息是真是假,一時他還很難下定論.
他抱著寧可信其有的態度,"念身為守土官吏,親食其奉,焉有遭逢君上患難而以途人視之者"[15]?於是,他想方設法命人籌備慈禧一行人的食物,整飭房間、修繕道路.一切準備就緒後,他奔赴榆林堡去候駕.到達榆林堡後,他才獲悉榆林堡這邊的情形極為不妙,其一,他命人在此處準備的菜餚,遭到潰兵搶掠;其二,他命三家騾馬店每店各煮一鍋小米粥,共計3鍋小米粥,其中已有兩鍋小米粥被潰兵搶奪一空,僅剩一鍋小米粥尚未被潰兵搶掠.為了保全這鍋小米粥,他"命馬勇荷槍侍立,遂無人敢入店"[16].
當慈禧一行人抵達榆林堡後,慈禧問過吳永這樣一句話":一切供應有無預備?"[17]
他告訴慈禧,一切都有預備,但由於時間很倉促,怕考慮的不夠周全.慈禧言:"好,有預備即得."[18]接著,慈禧又言":予與皇帝連日曆行數百里,竟不見一百姓,官吏更絕跡無睹.今至爾懷來縣,爾尚衣冠來此迎駕,可稱我之忠臣.我不料大局壞到如此."[19]
慈禧的這句話表明,懷來知縣吳永是迎駕的第一位地方官員,他對清廷比較忠心.吳永因迎駕有功,服侍周全,慈禧命其辦理前路糧臺,隨扈西行.由於他恪盡職守,深得慈禧賞識.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吳永扈送慈禧一行人由西安行至開封(未能隨鑾駕到北京),直至慈禧一行人抵黃河柳園河岸登龍舟北渡為止,"凡歷七十日,計程一千三百餘里,殆無一日不在屬車之列"[20].由此可見,吳永任勞任怨,他對清廷的忠心可見一斑.
四、坦誠直率
由於慈禧對宮外之事比較感興趣,隨扈西行途中,吳永除了向慈禧陳奏公事之外,他還將地方利弊、民間疾苦,向慈禧陳述,致使慈禧詰責軍機大臣為何不奏宮外種種情形.
吳永的這種做法,開罪了諸位軍機大臣.因為軍機大臣不奏民間疾苦的這種做法,屬於報喜不報憂.究其原因,這與軍機大臣試圖博取清廷寵信以及盤算仕途升遷有著莫大關聯.王文韶曾對吳永言:"以後在本等範圍,自可簡單明瞭,扼要陳奏,切勿東牽西曳,橫生枝節.天澤之分,奏事有體,非兒戲也."[21]
由於吳永不懂官場潛規則且為人坦誠直率,他在向慈禧陳奏地方事務時,極易觸及軍機大臣避諱的敏感話題,故軍機大臣警告他說話要有分寸,不要越權.他"雖極力留意收斂,然以太后眷顧過深,出入左右"[22],他與慈禧接觸的愈多,軍機大臣愈心緒不寧,故對其極力排擠.因岑春煊跟吳永關係不和,所以他也極力排擠吳永.在岑春煊和軍機大臣聯合排擠下,吳永暫時離開行在之所,前往兩湖地區催繳糧餉.
吳永在兩湖地區完成催繳糧餉的使命後,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抵達西安.慈禧對他仍寵愛有加,但軍機大臣對他卻心懷憤恨.當他扈送慈禧一行由西安行至開封時,突然有一天,他接到清廷傳旨:"吳永著迅赴廣東新任,毋庸隨扈云云."[23]
這時,他才"始知受彼等排擠"[24].除此之外,他還得罪了瞿鴻機.當他拜別榮祿後,在黃河岸口遇到了瞿鴻機.在瞿鴻機的詢問下,吳永把他拜訪榮祿之事以及榮祿囑託他的話,向瞿鴻機坦誠相告.後來他才知道這是瞿鴻機在試探他,瞿鴻機懷疑他"厚榮相而薄於彼"[25].吳永在雷瓊任職時,臬司這個職務曾兩次出現空缺,"太后皆提及予(吳永)名,悉為瞿善化(鴻機)所阻"[26].由此可見,吳永屢遭軍機大臣排擠,這除了他不懂得官場潛規則外,還與他為人坦誠直率密切相關.由於他屢遭軍機大臣排擠,致使其以後仕途升遷的機遇被軍機大臣所阻遏,這也是他未能得到晚清政府重用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蘇洵在《管仲論》中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27]吳永備受慈禧賞識以及屢遭軍機大臣排擠的原因,是由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吳永為人也是重要誘因之一.岑春煊曾上奏摺彈劾過吳永,就此奏摺如何處置一事,在徵詢軍機大臣的意見時,慈禧曾言:"我只知道吳永這人很有良心,他做官一定不能錯的.像吳永這樣人,岑春煊都要參他,天下可參之官多矣!岑春煊向喜參人,未必一定情真罪當.此折我總主張留中."[28]
瞿鴻機對慈禧打算將此奏摺留中的主張頗有意見,經過一番爭執之後,慈禧怒言:"留中,決計留中!我決計留中定了!"[29]
可見慈禧之所以袒護吳永,這除了與他曾在榆林堡迎駕有功外,還跟他為人深得慈禧信賴有很大關聯.他屢遭軍機大臣排擠,除了他不懂得官場潛規則外,還跟他為人坦誠直率密切相關.吳永極重情義,富有膽略,對清廷忠心,坦誠直率,吳永的為人總體上還是值得肯定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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