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於校勘的工作：日本白居易研究中最大的成果是校勘《白氏文集》工作的進展。為了論述的方便，先把《白氏文集》的成書過程與主要的版本的特點介紹如下。

白居易的文集經過了幾次編輯。長慶四年（824），元稹編集了《白氏長慶集》五十卷。此文集前二十卷是詩，後三十卷是文。大和九年（835），編為《白氏文集》六十卷。從此白氏的文集叫《白氏文集》。此文集並不是單純新增補了十卷，而是將增補的每一首詩文都分別編在內容相似的《長慶集》各卷的後面。翌年即開成元年（836），編成了六十五卷本，開成四年編成了六十七卷本。會昌二年（842），白居易七十一歲時，編成了七十五卷本。這七十五卷本早就亡佚了。現在通行的是源於李從榮抄本的七十一卷本。 進入北宋不久，詩在前面文在後面的“先詩後筆本”出現了。

南宋時，白居易原來編輯的“前後續集本”與“先詩後筆本”同時通行。到明代，“前後續集本”被“先詩後筆本”壓倒了。從此以後，很長時間，讀白居易詩文時，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都一直用馬元調校本。此馬本就是“先詩後筆本”。其祖本 “南宋紹興本”也是“先詩後筆本”。其編次是與白居易親自編輯的文集原貌大不相同的。 相反，日本元和四年（1618），那波道圓據朝鮮本印刷的“那波本”（1929年載於四部叢刊）儲存原來編輯的樣子。但是，文字上與“馬本”相似往往有由於後世人修改的錯誤，而且白居易的自注都被削了。岑仲勉以削注為主要的原因斷定“那波本” 是日本人隨便編輯的書以後，中國學界到現在還低估此書。日本此外還留下來一些儲存白氏親手編定原來面目的優秀抄本（不是完本）。中國學界也不重視這些書。其中最重要的是“金澤文庫本”。此書向被認為是據白居易生存的會昌年間，日本留學僧惠萼抄寫的書的重抄本。次於“金澤本”的是已故神田喜一郎博士所藏《白氏文集卷三、四》平安抄本兩卷。此兩卷與敦煌殘卷本一致的地方很多。可以認為唐代舊抄本的傳本。此外，還有正元元年（1259）編成的《管見抄》等。《管見抄》是抄出來《白氏文集》全卷之大略三分之一的、鎌倉時代的抄本。所以，關於編制則依據“那波本”，關於文字的異同則依據“紹興本”和日本留下來的舊抄本推進校勘的工作，這就是恢復《白氏文集》本來面目的正確途徑。上述概略主要是據後面所舉花房英樹《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一書整理的。

下面略說校勘的工作如何進展而現在到達什麼階段。

進行此工作的主要學者是平岡武夫、花房英樹、小尾郊一、太田次男等人。研究中心是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現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一九四五年九月，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文學研究室開始了《白氏文集》的共同研究。其領導是研究室主任吉川幸次郎和《白氏文集》研究會的主席神田喜一郎。後來，平岡武夫做古典校訂班和資料索引編輯的班長。花房英樹也是此兩班的成員。花了十五年的歲月，校勘的基本工作結束，出版了下述《白氏文集》三冊。 他們一方面共同推進校勘的工作，另一方面發表個人的文章，對校勘的前進有所貢獻。 小尾郊一《關於白氏文集傳本》（東方學報·京都15一2，46.1）一文，對比天理圖書館所藏朝鮮本和“那波本”，斷定“那波本”是朝鮮本的翻刻本，批評了以往“金澤本”為“那波本”所本的舊說。 花房英樹校勘方面主要有下面幾篇文章：《白氏文集的成書》（西京大學學術報告·人文1，52.2）一文，是日本學者初次詳論《白氏文集》的成書過程的文章。

《關於岑仲勉氏的白氏長慶集研究》（同2，52.12）一文，批評3岑仲勉“馬元調本”比“那波本”優秀的誤斷，指出了“那波 本”的優點。 《白氏文集的資料批判和作品整理（1）》（西京大學學術報告·人文9，57.11）一文，進一步探討小尾郊一所說，提出那波本 所據的朝鮮本是天理圖書館所藏十四冊整版，而且其所據是銅活字本，銅活字本所據的是南宋蜀本的看法。 《同上［2］》（同上10，58.10）一文，以那波本為底本設想北宋刊本，決定了白居易全部作品的號碼。日本學者發表白居易 研究的文章時，一般作品題目下附記此號碼。 《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批判》（廣島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支那學研究19，58.2）一文，專門對“金澤本”加以研究，提出以 下幾個看法：（一）金澤本不是金子彥二郎所說的那樣是惠萼攜來本的重抄本，而是採集早期傳入的諸本在不斷抄寫的長期的過 程裡成書的。所以“金澤本”的淵源相當複雜；（二）但是，卷六十前大多是繼承惠萼本的，而卷六十後是繼承七十卷本的，很少 受宋代刊本的影響。因此整體上說，它遠比其它各種刊本更好地儲存了《白氏文集》本來的面目。 花房這些成果被編入大作《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匯文堂60，朋友書店再版74）。 平岡關於校勘的工作有以下幾篇文章： 《關於白氏文集的金澤文庫本、林家校本、宗性要文、管見抄本》(神田博士還歷記念書志學論集，57）一文，先確認《白氏文集》版本有兩種，一是以儲存白氏本人的編次為目標的A系統，二是詩在前面文在後面的B系統。A系統的諸本里最好的是“金澤本”，B系統的諸本里最古的是“南宋紹興本”。作者然後論述了日本存在的幾種A系統本子(標題的諸本)的特點。 《白氏文集和東急本》（大東急記念文庫·鑑3，60）一文說，大東急記念文庫所藏“金澤文庫本”十九卷佔現存“金澤文庫 本”的大部分，非常貴重。《白氏文集的成書》（東方學會創立十五週年紀念東方學論集，62）一文，詳論《白氏文集》的成書過程，特別著重探討從 “前集”到“後集”的變化和引起其變化的思想原因（參看Ⅱ一16）。《白氏文集釋文》（東方學會創立二十五週年紀念東方學論集，72），就《白氏文集》的註釋中的音釋，指出諸本之間的異同。《村本文庫藏王校本白氏長慶集——宋刊本研究》（東方學報45，78）一文，介紹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村本文庫王校 本（清王德秀據宋刊本對馬元調本附加校記的書）而指出王氏所據的宋本很可能比南宋紹興本更早的北宋刊本。《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九的校勘》（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國學論，86.12）一文中涉及的書卷因是個人秘藏，是“金澤文庫本”裡從來不能看的五卷之一。由於文化廳的好意，作者才能看到這些卷的影印件，在此篇文章報告校勘這一卷的結 果。平岡武夫·今井清校定《白氏文集》共三冊(人文科學研究所發行，第一冊71.3［卷三、四、六、九、十二、十七］、第二冊 72.3［卷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三］、第三冊73.3［卷三極十速八打、開四十一、五十二、五十四、六十五、六十八、七十］)是以那波道圓初印原裝的“那波本”為底本，把“敦煌本”、“南宋紹興本”、“金澤文庫本”、“神田本”等做為校勘資料的報告。關於“金澤本”和“神田本”裡沒有或者不能看的卷子，認為沒有校勘的意 義，不收入。

《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大東急紀念文庫所藏金澤文庫本，即鎌倉抄本卷子二十一卷［有江戶期補鈔的兩卷］與別本鎌倉抄 本卷四。川瀨一馬監修，大東急紀念文庫發行）一九八三年出版了第一、二冊，一九八四年出版了第三、四冊。與原物大小相 同，單色影印（一部彩色）。 太田次男在東京，作為此工作的另一中心，著重推進了對於舊抄本的研究。 其工作的最大成果就是區分“金澤本”原抄本與其後由於校訂被改變的部分而探討“金澤本”的真正的面貌這一事。雖然花房 已經指出了“金澤本”不是純一的惠萼攜來本的重抄本，但是日本學界里長期存在把“金澤本”基本上認為惠萼攜來本的重抄 本這種看法。由於太田的研究，此觀念才被徹底拋棄。 他在《關於大東急紀念文庫藏白氏文集金澤文庫本的復原——上一》（鑑15，71.3）、《白氏文集金澤文庫本管見以卷三十一 為中心》（史學 44，3，72.4）《關於白氏文集金澤文庫本的復原——以卷三十三為中心》（斯道文庫論集11，74.8）、《關於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小尾博士古稀紀念中國學論集、83.1）、《金澤文庫舊藏本白氏文集卷五十 四的復原的研究》（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國學論集、86）等許多文章中，探討了些問題。

這些文章考證了：（1）“金澤文庫本”有很多地方在校訂時原文被改變為別字，所以應該恢復原來的文字；（2）按照恢復工 作的結果，不能將“金澤文庫本”籠統地說成是惠萼攜來本的重抄本，而應該把它區分為豐原奉重校訂本和別本這兩種。其底本不是一種而是多種，卷三十一、三十三、五十四這三卷的文字是繼承宋刊本的，卷十二、五十二、 五十九、別本卷四十九這四卷有可能其祖本是惠萼本。 太田又在《關於內閣文庫藏管見抄》（斯道文庫論集9，71.12）一文，指出了《管見抄》此書比以往的看法更有來歷而提高了 此書的地位。作者說，平岡、花房推定了此書是根據北宋刊本的，但是其正文與宋刊本不大相同，除了一部分外，與“金澤文 庫本”、《要文抄》很相似，因此可以看作是儲存了舊抄本文字的書。 以對“金澤文庫本”、《管見抄》來歷的正確認識為武器，太田也推進了校勘別的舊抄本與各種刊本的工作。其工作可以分為 下面三種：（1）關於鎌倉時代的諸本的研究；（2）關於新樂府諸本的研究；（3）關於“長恨歌”與“長恨歌傳”的諸本的研 究。關於鎌倉時代的諸本的研究中，最重要的論文是《關於（政事要略）所引之白氏文集》（史學45—4，73.10）一篇。作者認為 《政事要略》引用的《白氏文集》的底本與《管見抄》的文字很相似，由於此書成書於1062年，很可能日本過去有北宋最初刊 行的《白氏文集》。關於新樂府諸本的研究中，《關於神田喜一郎氏所藏本文集卷三、四》（斯道文庫論集14，77）一文特別重要。作者恢復“神 田本原文”（還沒校訂時的本文）從而發現此書有很多地方與宋刊本相似。他解釋此現象說，“不應該認為抄本被改變而成與 宋刊本相似的正文，反而應既認為宋刊本本身與唐抄本很相似。”

《關於我國傳存秦中吟諸本的正文及其訓讀》（斯道文庫論集16，79）討論了日本留下來的《秦中吟》諸本的正文和舊抄本及宋刊本的正文的關係，作者先整理《白氏文集》流傳的過程中其原本如何變化的問題，然後指出了以下幾點：（1）按著白居易本人的編輯過程，原本本身已有多種正文；（2）北宋刊本是否傳到日本不大清楚，但是日本無疑有其重抄本。所以正文及校合 注雖然看來是據抄本的，但有時候其實是根據北宋刊本的重抄本的；（3）在中國，《新樂府》、《長恨歌》等很流行的詩歌，早就作為單行本通行了，同時原文也被改變了。總而言之，研究《文集》的原文是一種很複雜的工作。根據校勘的結果，作者 還指出：(1)舊鈔本《秦中吟》各首沒有詩題，這可能是白氏親自編輯的《文集》的面貌：（2）各種舊抄本之間也有原文的異 同，其淵源可能在於白氏親手編訂的原本本身就不是一種這一事實。所以論文字的是非實際上很困難。《關於長恨歌傳·長恨歌的正文——以舊抄本為中心》（斯道文庫集18，82)一文，是根據作者多年研究舊抄本的成果校訂了 《長恨歌傳》及《長恨歌》的原文的工作。附載“金澤文庫本”與神田博士所藏的《長恨歌》的摹寫。 在上述研究中，太田不僅論述了日本傳存舊本的真正面貌，而且推定了唐抄本及北宋時期刊本的實際情況。 筆者在拙稿開頭說，中國的學界一直不重視“那波本”，而且校勘的資料裡不包括日本存的舊抄本。中國的學界一提起《白氏文集》的善本，就是“南宋紹興本”。中國學界不重視日本留下來的善本（或者不知日本留有善本的事實）的這一傾向，從對 《柳宗元集》的版本的態度也可能看出。中國學界以柳宗元“五百家注本”沒有完本（據中華書局《柳宗元集》校點後記等文 章）。但是清水茂《日本留下來的兩種柳宗元集版本》（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論文集，82）介紹，日本留下幾部五百家注完 本。兩國學界今後如能更積極地推進資料及情報的交換，可免浪費時間。

但是，關於《白氏文集》，有可能日本學界對舊抄本的過分尊重卻引起了中國學界的牴觸與輕視。由於太田如此具體地探討了 舊抄本的實質，“南宋紹興本”的優越性卻比以前更明白了。可以說，現在到了兩國的學者都放棄成見而推進校勘《白氏文集》的工作的時代。 太田最近寫的《關於我國現存的漢籍舊抄本——以白氏文集為中心》（創大亞細亞研究9，88，3）一文，向中國學界指出，日本留下來的各種舊抄本與敦煌本一樣是關於探討北宋版本以前唐代抄本通行的實際情況很有益的、很貴重的資料。這些舊抄本 之間也有很多文字異同，其原因主要在兩方面，一是五十卷本大整合立以前，他的作品在流傳的過程中發生了改變，二是大集 成立以後白氏本人所作的改變。最後作者強調，兩國學者都不應該把舊抄本單純看作是對立的版本，而應該共同努力進一步提 高校勘舊抄本的工作的水平。 太田的這些文章還沒集為一書。關於“神田本”的研究著作有《神田本白氏文集的研究》（小林芳規共著，勉誠社32）。 神鷹德治繼承太田的方法，進行校勘《白氏文集》的工作。他發表了《關於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影抄明刊（白氏策林）》（東方學61，81.1）、《關於慶安三年刊本（新樂府）》（日本中國學會報34，82.10）)、《關於朝鮮銅活字本（白氏策林）》（朝鮮學報106，83.1）等文章。

參考文獻：

《管見抄》

《白氏文集的成書》

《白氏文集和東急本》

《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

《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

《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批判》

《關於岑仲勉氏的白氏長慶集研究》

《白氏文集的資料批判和作品整理（1）》

《關於我國傳存秦中吟諸本的正文及其訓讀》

《村本文庫藏王校本白氏長慶集——宋刊本研究》

《關於我國現存的漢籍舊抄本——以白氏文集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