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漢學家Victor Segalen（維克多·謝閣蘭）20世紀初，曾三次來到中國。在1914年第二次來中國期間，他考察了不少分佈在西安周邊的古代陵墓。關於他這次考察的完整經歷，其著作《中國西部考古記》中有較為詳細的記述。書中第四章“渭水諸陵”則是專門記述他考察西安周邊古代陵墓的情況。
在考察西安周邊古代陵墓的同時，謝閣蘭也實地拍攝了不少陵墓照片。這些照片基本都收錄在他的《中國考古攝影集》中。本文所要考證的這張照片就出自這本影集。
謝閣蘭這張照片1914年拍攝於咸陽，根據這一資訊，可以推斷出照片中的兩座封土可能位於咸陽塬上，但是具體拍攝的是哪兩座陵墓，什麼拍攝方向，照片上並沒有標註。這樣一來，要想考證出這兩座封土的具體身份，還是要從照片的拍攝內容入手。
照片中兩座封土，僅從形制來看，很像是“周陵”中的“周文王陵”與“周武王陵”。右側封土形制呈圓形，跟“周武王陵”類似，左側封土形制呈方形，跟“周文王陵”類似。但是經過分析，這個可能性被排除了。
如果說圓形封土是“周武王陵”，那照片拍攝的肯定不會是“周武王陵”東、西、南三面中的任何一面，只能是北面。因為“周武王陵”南面除了立有畢沅碑外，在20世紀初，陵前還應有大量御祭碑存在，無論拍攝“周武王陵”東、西、南三面中的任何一面，都避不開這些存在於“周武王陵”南面的碑石，而照片中圓形封土周圍則是空空如也。
若照片拍攝的是“周武王陵”北面，那照片中左側方形封土是“周文王陵”的推測就不成立。因為“周文王陵”與“周武王陵”南北分佈在一條直線上，無論在“周武王陵”北面怎麼找角度拍攝，拍攝出的照片也呈現不出兩座封土一左一右“錯位”的景象。所以根據以上分析，兩座封土分別是“周文王陵”與“周武王陵”的猜測站不住腳。
仔細看看照片中的兩座封土，在左側方形封土頂部好像隱約可見一個“二層臺”（封土靠近頂部時,四邊內收形成二層臺階式），這個細節倒是個很重要的發現。封土頂部有“二層臺”的出現就意味著方形封土可能是咸陽塬上西漢晚期的某座帝陵或後陵。
看到這裡大家可能會有疑問，為何西漢晚期帝陵或後陵封土頂部會出現“二層臺”。據推測“二層臺”可能為封土上原有建築的痕跡。我們現在所見的西漢帝后陵封土都是光禿禿的大土包，其實在最初建造時，封土上應該都有建築存在。
《漢舊儀》中記載了西漢帝陵的營建制度：
“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
我的理解，這段記載中的“堂壇”指的應該就是西漢帝陵封土上的建築，“堂”指的是房屋，而“壇”則是指封土，“堂壇”合起來專指封土上的建築。
咸陽塬上的西漢晚期帝陵或後陵中，只有昭帝上官皇后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與許皇后陵、哀帝義陵、平帝康陵這六座陵墓的封土頂部呈“二層臺”形制。
那疑問又來了，既然修建“堂壇”是西漢帝陵營建制度之一，為何只在西漢晚期一些帝陵或後陵的封土頂部出現了“堂壇”的痕跡，其餘西漢帝陵或後陵封土頂部怎麼沒有這種“堂壇”遺蹟出現。我推測，這種封土頂部的“二層臺”可能代表著西漢晚期帝陵制度的某種變化，並不是說沒有“二層臺”痕跡的西漢帝后陵封土上就沒有“堂壇”。
《漢舊儀》是東漢時期撰寫的，如果西漢晚期帝陵制度發生了變化，那麼《漢舊儀》記載的西漢帝陵營建制度很可能是西漢晚期變化之後的。除了要考慮《漢舊儀》的撰寫時間之外，也要考慮到“漢承秦制”。這些沒有“二層臺”痕跡的帝后陵封土大多是西漢早期和中期營建，或許這些帝后陵封土上的“堂壇”所用的又是是另外一種形式，可能類似秦始皇帝陵封土內的九層高臺建築。當然這也都是一些個人猜測，還需要不斷論證。
既然咸陽塬上封土頂部呈“二層臺”的西漢晚期帝陵或後陵有六座，那麼照片左側的方形封土就應該在其中。考慮到其封土頂部的“二層臺”並不是特別明顯，而六座封土頂部“二層臺”相對不明顯的只有成帝延陵、哀帝義陵這兩座西漢帝陵，所以方形封土應是二者之一。但是在確定左側方形封土身份的同時，也要考慮到右側圓形封土的存在，只有兩座封土實際分佈位置與照片上的位置吻合，才能最後確定照片中兩座封土的身份。
照片右側的圓形封土，從封土體量和與方形封土的距離來看，不會是普通的陪葬墓，可能是某座皇后陵。成帝延陵的後陵位於帝陵陵園西南，而哀帝義陵的後陵位於帝陵陵園東北。因為成帝延陵的後陵封土頂部也為“二層臺”形制，並非圓形，所以排除照片中拍攝的是成帝延陵與後陵的可能性。這樣一來，照片拍攝的兩座封土就只可能是漢哀帝義陵及其後陵。
哀帝傅皇后陵封土雖破壞嚴重，但仍可看出其封土大致為圓形，與照片中的圓形封土類似。哀帝義陵位於傅皇后陵西南，如果在傅皇后陵東面拍攝，就可拍出方形封土在左，圓形封土在右的景象。頂部有“二層臺”的方形封土與圓形封土同時出現在漢哀帝義陵陵園內，且位置分佈與照片的拍攝內容吻合，這不會是巧合，這隻會是我們尋找的最後答案。
綜上所述，得出結論。當年謝閣蘭照片中拍攝的那兩座封土，應為漢哀帝義陵與傅皇后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