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代吳江地區文化發達，諸個文學家族在中國文學史上聲名卓著。從明代到清初，吳江地區最具影響力的文學世家為陶莊袁氏和葉家埭的葉氏。陶莊袁氏以袁黃為代表，著有《袁了凡綱鑑》。葉家埭的葉氏，以葉紹袁一門風雅聞名，全家詩文編成《午夢堂集》。
此時的柳氏家族尚寂寂無名。柳氏是一個外遷家族，明末因躲避戰亂來到吳江。春江公是柳氏始遷祖，他在明末由浙江慈溪縣遷往吳江東村，後來心圓公又由東村遷往北舍（也稱北厙），學洙公時又由北舍遷往大港。學洙的兒子柳球與柳琇分為南北兩支，柳球一支仍居於大港形成南支，柳琇一支遷往大勝村形成北支。柳氏到十八世紀中葉已經在經濟上有了積累，但是家族的富足僅僅是柳氏文學影響力漫長積累過程的一個開端。
清代乾嘉時期，柳氏家族的成員逐漸進入吳江文人的交遊圈。彼時吳江以郭麐為中心的寒士詩群蔚起。郭麐負才不遇而一寓於詩，著有《靈芬館詩集》《靈芬館詩話》等。郭麐與黎裡陳燮、同裡袁棠、袁鴻、朱春生等結成寒士唱和群體，他們師事袁枚，可謂乾嘉時代吳江性靈文學之代表。在這個詩歌群體中，柳氏家族的柳樹芳（1787—1850）側身其列。柳樹芳在地域文學群體中同聲相應，也在地域性的文學影響力建構中邁出了重要一步。
柳氏科舉並不顯赫，自學洙成為國學生開始，雖然其後各代均有多人取得縣學監生的資格，但家族中並無科場佳音。到七世柳樹芳時僅靠捐納成了國學生，但是他因為將精力投入文學活動而在吳江一地獲得“詩名”。柳樹芳著有《養餘齋詩初集》四卷、《二集》四卷、《三集》六卷、《勝溪竹枝詞》一卷、《汾湖小識》六卷、《汾湖詩苑》一卷等。柳樹芳的交遊和創作實績讓他為柳氏家族贏得了地域文學影響力，他是柳氏家族名列縣誌《文苑傳》的第一人。
鹹同以來，吳江地區最具影響力的文學家族逐漸呈現出鼎足而立的局面：雪巷沈氏、莘塔淩氏和大勝柳氏。雪巷沈氏，最著名的是沈懋德，曾續編張潮、楊復吉的《昭代叢書》。莘塔淩氏，最著名的是凌淦，曾續修《吳江縣誌》，又蒐集三百年來鄉賢遺著成《鬆陵文錄》二十四卷。就大勝柳氏而言，自柳樹芳起，柳氏家族逐漸在文學上有所創穫。八世柳兆薰有《鬆陵文錄作者姓氏爵裡著述考》一卷、《勝溪釣隱詩錄》二卷、《詩餘》一卷、《蘇詞箋略正編》二卷、《類編》一卷。九世柳應墀有《笠雲文稿》十卷、《賦鈔》二卷等，入選《吳江縣續志·文苑卷》。十世柳念曾有《鈍齋詩文存》一卷。大勝柳氏經過世代層累，此時已成為當地最具文學影響力的家族之一。
日本學者稻田清一曾這樣評價：“從柳氏的家族規模、科舉地位以及將要論述的交遊範圍等方面來考慮，僅柳兆薰一家的勢力就要比一個村莊的支配者大得多。”
聯姻也是家族文學發展的基礎。柳氏大勝支與地方望族的婚姻關係非常密切，據《汾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譜》可知柳氏的婚配情況，他們選擇的婚姻物件多集中在吳江七大鎮：鬆陵、同裡、黎裡、壚墟、平望、盛澤、震澤，其中包括大量地方文學家族。
清末光宣以來，柳氏家族的文學影響力在層累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實現這個目標的關鍵人物是柳亞子。柳亞子的曾祖母邱太夫人來自黎裡望族邱氏，祖母凌太夫人來自莘塔望族淩氏，是吳江名士凌退修的姐姐，母親來自吳江望族費氏，是名士費吉甫的女兒，其叔父的原配是凌退修的侄女、繼配則為雪巷大族沈氏。家族聯姻繼續保證了柳亞子一代的家族文學影響力。
柳亞子時代恰逢清末的社會變革，他在這樣的時代風雲之中應時而起，成為近代最大文人團體南社的創立者之一，併成為南社文學壇坫的主盟人。當柳亞子著力經營南社時，其故鄉吳江便是社團發展的一個重要策源地，他利用代際層累的文學影響力作為發展南社在吳江成員的基礎，也將吳江的地域文學創作推向了更廣闊的近代文學空間。
南社（1909—1923）成員高峰期達到1100多人，分佈於21個省區。吳江一地的南社社員達93名，居南社地域性的社員人數之最。吳江在南社中的重要地位與主盟者柳亞子籍屬吳江不無關係，這種號召力某種程度上得自於柳亞子代表的家族文化的感召力。分析吳江社員身份可知，其中有很多來自與柳氏家族關係熟稔的當地大族，如葉楚傖為汾湖葉氏第34世孫，午夢堂後裔；任傳薪為同裡退思園主任蘭生之子；沈文炯為戲曲家沈璟之後，祖父為道光進士，兵部尚書，南清流首腦，等等。
吳江一地的南社社員囊括了隸屬吳江的盛澤、黎裡、蘆墟、同裡等市鎮的文學家族成員。在一個由文學家族掌握著地方文學權威的吳江，這些家族成員參與南社活動，自然成為地方文學活動的焦點。柳亞子利用家族關係網路建構吳江南社群體時，已經決定了南社在吳江的文學影響力。
南社的吳江詩人群體是南社詩歌群體的代表，他們與南社文學相始終，引領了南社中的文學風氣，且將南社的詩歌創作地域化了。當然，這緣於柳亞子作為社團領袖和地域文學領袖的雙重身份。在吳江形成了以柳亞子為中心的詩人群，他組織了酒社、銷寒社、銷夏社等地方文人結社活動。吳江詩群在清末為激勵國人，又為免於清廷文網之禍，“庾其詞隱其旨以求抒其志之所鬱結”，在文學的表現手段上便是徵引歷史，回溯宋明遺民節義，成為南社文學創作的一支勁旅。當袁世凱竊國之後，南社陷入社團低潮時期，吳江詩群的創作卻達到高峰，“一時賦詩言志，多悲歌慷慨之音”。吳江詩人群的創作也成為近代“革命文學”的一個典型。
回溯柳氏家族文學影響力層累和擴大的歷史，從明末遷居吳江，到七世柳樹芳進入縣誌《文苑傳》，柳氏的代際財富和文學層累在逐漸進行。柳氏在吳江一地與文學家族的婚姻聯盟，讓柳氏家族的文學影響力在地方上更加牢固。當家族人物柳亞子得風氣之先，引領地域文學的發展與時代風潮相應和時，不僅鞏固了家族的地域文學影響力，更將一個地域文學群體推向了時代文學的舞臺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