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早年畢業於上海中國公學，1910年赴美國，先後就學於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為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學生。

他後來說：“從此以後，實驗主義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嚮導，成了我自己的哲學基礎。”

1917年，胡適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曾與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吳虞等人一同提倡新文學、鼓吹新文化，反對孔教及舊倫理道德。

中國傳統哲學關於知行問題的觀點，一般主張“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或者“知行合一”，特別重視行相對於知的優先性。

而偉大的革命家孫中山在其1918年所作的《心理建設》（又名《孫文學說》）中，提出了“知難行易”的觀點，認為傳統所認為的“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乃是革命事業“心理之大敵”。

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突破了傳統知行問題的論域，將其應用範圍從道德踐履擴充套件到了一般的社會實踐，有其自身的積極意義，對於當時的革命事業也具有指導作用。

正如胡適所說：“行易知難的學說是一種很有力的革命哲學。

一面要人知道‘行易’，可以鼓舞人勇往進取。一面更要人知道‘知難’，可以提倡多數人對於先知先覺者的信仰與服從。

信仰領袖，服從命令，一致進取，不怕艱難，這便是革命成功的條件。所以說中山說這是必要的心理建設。”

不過，從哲學角度看，“知難行易說”的確存在著一定的問題。胡適就從兩方面提出了批評和質疑。

他認為，第一，“知難行易說”的根本錯誤在於把知行分得太分明。因為絕大部分的知識是不能同行相分離的，尤其是社會科學知識。

這絕大部分的知識都是從實際經驗（行）上得來的：知一點，行一點；行一點，更知一點；越行越知，越知越行，方才有這點子知識。

第二，知難行亦不易。

“知難行易說”是一時救弊之計，目的在於矯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舊說，故為“林林總總”之實行家說法，教人知道實行甚易，但老實說來，知固是難，行也不易。

胡適批評“知難行易說”，一方面是出於對中國傳統的“知行合一”說的考量，另一方面則是出於對杜威的實用主義的考量：實用主義之所以能夠在現代中國迅速傳播，同其在知識論態度上與中國傳統哲學的立場相近有關。

中國哲學家往往把知行相提並論，主張知行合一，即把知落實到行動上。實用主義作為一種“哲學革命”，改變了西方人為知識而知識的傳統，把關注的重點從知轉到了行，這與中國哲學的傳統頗為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