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雜談

——學問與境界

王國維講到做學問，曾經說古往今來的大學者，他們所以能成就一番大作為、大事業，必定要經歷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坐得了冷凳，耐得住寂寞，這是第一種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矢志不移，心無旁鶩，這是第二種境界；“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反覆思量，螺旋向上，這是第三種境界。

做學問有做學問的境界，做人也有做人的境界，這叫人生境界。豐子愷在《我與弘一法師》一文中，給出了個“人生三重樓”的說法。他認為約略而言，人的生活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的需要，精神生活就是感情的需要，而靈魂生活，則是靈魂上的需要。當然有很多人，他們從來意識不到自己有靈魂，所以也不需要靈魂上的安慰。豐子愷認為，停留在物質層面的人，整天想的就是怎麼把生活弄好，錦衣玉食呀，香車豪宅呀，嬌妻美妾呀，孝子賢孫呀，這就好比住在樓的第一層；停留在精神層面的人呢，就是希望建功立業呀，名垂青史呀，再不濟就鑽到文學藝術裡去，尋章摘句呀，潑墨留白什麼的，這就好比住在樓的第二層；而喜歡靈魂生活的人呢，他不滿足於物質和感情的享受，他還要探求人生的究竟。這種人好奇心重，腳力也大，世俗該有的他都有了，但是不滿足，還要往上爬。爬到二樓看一看，發現仍然無可留戀，於是繼續往上爬，希望弄清楚人生到底是什麼？這就是宗教徒，他們住在樓的第三層。

馮友蘭在《新原人》中，則提出了一個“四重境界說”。他認為世界上沒有兩個一模一樣的人，也不會有完全相同的人生境界，但是從大的方面看，基本上可以這樣劃分：一是自然境界，這個境界的人，特徵是順從自己的本能發展，活著就為了娶妻生子、穿衣吃飯；二是功利境界，這個境界的人，特徵是功利心很強，希望成名成家、建功立業，總之就是最大限度實現自身的社會價值；三是道德境界，這個境界的人，過的是一種完全合乎道德的生活，就社會層面而言，叫盡職；就家庭層面而言，叫盡倫。總之就是“從心所欲不逾矩”，既無須刻意壓制自己的心性，而一切行為又是那樣中規中矩的標準；四是天地境界，這個境界就象朱光潛講的那樣：“我沒入大自然，大自然也沒入我，我和大自然打成一片，在一塊發展，在一塊震顫。”也就是古人常說的“天人合一”。精神修養到了這種地步，人就會做到齊物我、同禍福、等貴賤、一生死，徹徹底底解脫，完完全全透悟。這是十分十分了不起的事。

宗白華的觀點稍有不同，他不只從人的內心著眼，更從人和世界的關係入手，給出了一個“五重境界說”，他認為：“人與世界的接觸，因關係的層次不同，可有五種境界：一為滿足生理的物質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二因人群共存互愛的關係，而有倫理境界；三因人群組合互制的關係，而有政治境界；四因窮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學術境界；五因欲返本歸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功利境界主於利，倫理境界主於愛，政治境界主於權，學術境界主於真，宗教境界主於神。”很顯然，這裡面少了一個藝術境界，於是作者緊接著補充說：“但介乎後二者的中間，以宇宙人生的具體為物件，賞玩它的色相、秩序、節奏、和諧，藉以窺見自我的最深心靈的反映；化實景而為虛境，創形象以為象徵，使人類最高的心靈具體化、肉身化，這就是藝術境界。藝術境界主於美。”（《美學散步》）

學者們勞心費神，羅裡羅嗦講這麼一大堆，到底想證明什麼呢？就是讓你相信：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人生境界。所謂的人生境界，就是你對人生的親證、體悟和理解，長而久之，它們會模塑一種精神狀態，進而決定你的眼光、志向和胸懷。我們常說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主要還是讓你回答三個方面的問題：一你是有神論還是無神論？二你怎樣看待生死？三你是積極入世還是消極遁世？實際上有很多人，他們從沒有思考過人生的價值，只是為命運所裹挾，被動地參與生活。通常意義上，我們所說的人生境界，主要指的是你對生死的態度。因為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生死的問題解決了，道德觀、功利觀自然迎刃而解。從外觀長相來看，大家都是一個鼻子兩隻眼，大差不差，半斤八兩，但是精神境界上，遠遠不是這麼一回事兒。不然的話，也就無所謂聖人君子、凡夫小人之說了。毛澤東曾把做學問比做爬山，他說：“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的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裡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做人也是這個道理，你只有人生境界高了，才能透過現象看到事物的本質。趙州和尚一日示眾：“衲僧家，直須坐斷報、化佛頭始得。”有僧問：“坐斷報、化佛頭是什麼人？”趙州答：“非你境界。”佛家講到悟性，常常說“非你境界”、“非我境界”。的的確確，不到那個境界，你就看不到那樣的景緻，聽不懂那樣的語言。

不同境界的兩個人，溝通起來會十分困難，你們說得口乾舌燥，唾沫星子亂濺，到頭來也不過是答非所問，驢唇對不上馬嘴。這就好象危險來到，瞎子背起瘸子就跑，瘸子喊：“向東向東”，瞎子折身往西；瘸子又喊：“向西向西”，瞎子折身往東。不在一個認知範圍，怎麼可以統一價值標準？莊子說：“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講的就是：井蛙和夏蟲為自己的眼光和見聞所束縛，不可能知道它們境界以外的東西，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周安士講到智者不可孤陋寡聞、見識短淺時，也比喻說：“農夫心眼中，不知富翁境界。富翁心眼中，不知帝王境界。”一個窮到叮噹響的農夫，你告訴他說馬雲、王健林如何如何富有，他一定以為自己在聽天書；一個腰纏萬貫的土財主，你告訴他說巴菲特、比爾·蓋茨承諾捐獻自己的全部財富，他沒準會把他們當作瘋子。這都是因為人生境界的不同。

相同境界的兩個人，交流起來就比較容易，有時候甚至不需要語言。我們有這樣的經驗，心有默契的兩個人，你一個動作、一個眼神，對方就能莫逆於心，知道你想表達什麼。這叫什麼？心靈上的融通契合。一個思想上覺悟了的人，天然具備高超的審美力、鑑賞力、判斷力，比仿說別人只要一張嘴，那怕只吐一個字兒，他側耳一聽，立刻就知道你境界在哪裡。人到了一定境界，說的每一句話，寫的每一個字，看似質樸簡單，實則飽含深義，越是細細品味，越能覺出它們意境悠遠、意味深長。《路加福音》裡有一句話：“父啊，赦免他們吧！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柏楊說他年輕的時候讀這句話，覺得無比的稀鬆平常，但是到了老年，每讀一遍都覺得好象還有更深的意思在裡面。這就是境界。有了這樣的境界，不管你說什麼寫什麼，都會有人願意聽、願意看。如果你說出來、寫出來，這就是功名，這就是成就，這就是錢。孔子、蘇格拉底、釋迦牟尼都是述而不作，正是因為他們說的話有價值，才會有許許多多的人替他們著書。所以作文章，關鍵不在於你說什麼、寫什麼，而在於什麼人在寫、什麼人在說。

《論語·季氏》中孔子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一般來說，人生境界的高低，和個人學問的大小不成正比。我們常說“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有的人大字不識一個，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卻能夠捨身取義、笑傲生死，你比如南霽雲；而有的人學富五車、滿腹經綸，也許會忍辱含垢、苟且偷生，你比如周作人。這也是人生境界的不同。當然，我這樣講，並不代表我否認學問的功用。相反，要想擁有更高的人生境界，還必須透過學習才行。對於極少數人來說，人生的道理，他們也許“生而知之”，不需要學習；而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要想明白人生的道理，則需要“學而知之”。一個人感覺活得很糊塗，很多事情雲山霧罩的，怎麼看都看不清楚，於是痛下決心，苦學勤問，漸而掌握了許多知識，判明瞭許多道理，這就很了不起。怕就怕的是，你什麼都不知道，卻又自以為是，這就是孔子說的“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學問這東西，有真學問，有假學問；有世間的學問，有世出的學問；有吃飯的學問，有覺悟的學問，關鍵看你喜歡什麼。那麼，什麼是真學問，什麼是偽知識呢？文史哲藝，儒道耶釋，理工農醫，法律經濟，哪個能解決你的現實問題，哪個就是真學問；哪個不能解決你的現實問題，哪個就是偽知識。我說的現實問題，不但包括物質生活，並且包括心靈生活。人與人境界不同，面對的問題也不相同。所以有些東西對這些人是真學問，對那些人則可能是偽知識；有些東西，對這些人是偽知識，對那些人則可能是真學問，完全因人而異。有沒有一個可供操作的標準呢？有的。簡單來說，就是隻要你覺得它實而不虛、有益於我，這就是真學問；如果你覺得它有如隔靴搔癢、望梅止渴，這就是偽知識。無論如何，做學問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人活得更明白更快樂，不但身體，還有心靈。

東拉西扯到這裡，就再說一點篇外的話。學問這東西，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它在給你一雙天眼的同時，也許會帶給你無盡的痛苦，這是一種負效應。就是說，凡事有利就有弊，有得就有失，你在善這方面拔高了自己，惡那方面也不會低到哪裡去，學問和快樂，恐怕是一種二律背反的關係。我們常說：高處不勝寒。其實我們不勝的不是什麼寒，而是身在高巔、俯視深淵時，所必須承受的視覺衝擊、心理落差和情感恐懼。因為你在看到更多“美”的同時，不可能不看到更多“醜”的東西。一方面是神性，勸勉你說：向上向上，上面是天堂；另一方面是獸性，引誘你說：向下向下，地獄更好些。它們就好象兩個反方向作用的力，拉扯著你，撕拽著你，你越往前行，它阻礙得越兇。這有點類似運動員的百米衝刺，你跑得越快，越要承受更大的空氣阻力。

還有一句話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倒不是說“道”與“魔”，誰比誰更厲害，而是說“道”與“魔”，本來就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你越是要趨近善，惡就越是要跳出來搗亂。尼采就說過：“人是非動物和超動物，較高階的人是非人和超人。這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隨著人的每一次向偉大和崇高的增長，他也就向著幽深和恐怖生長。要是沒有另一方，人們也就不會意願這一方——或者毋寧說：人們越是徹底地要求這一方，也就越徹底地得到另一方。”（《強力意志》）簡單地說，山有多高，淵就有多深。這就是知識和痛苦的關係。

善和惡在這裡不是“此長彼消，此消彼長”的關係，而是“此生則彼生，此長則彼長”，你對善認識得越透徹，你對惡也就領悟得更明白，它們互相糾纏，互相拆臺，這是一種很奇怪的心理體驗。威廉·詹姆士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在《宗教經驗之種種》裡講：“一般地說，我們在任何一定時候的道德的和實行的態度，始終是我們內心的兩組力量的結合——一組是推動我們朝某方向去的衝動，另一組是牽制住我們的阻礙與抑制。衝動說：‘是！是！’抑制說：‘不！不！’沒有明白想過這件事的人很少能領會這個抑制因素多麼不斷地支配我們，這個因素如何以它的拘束的壓力包圍我們，模型我們，好像我們是關在瓶裡的流質一樣。”

也許正是這個層面上，拜倫才會說：

“知識是悲苦：

知道得最多的人

必定最深地悲嘆一條不祥的真理——

知識的樹，不是生命的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