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1年，西晉太傅司馬越率領精銳部隊出京討伐石勒，結果卻不幸染上了重病，只得將後事託付給清談大師王衍。司馬越死後，眾人共推王衍為元帥，然而王衍自知能力不足，難擔重任，欲將帥位讓給王範。王範認為自己的威望不如王衍，也不肯接受。由於軍中無主帥，晉軍只得撤退。石勒打聽到訊息後，便連夜追擊，最終在寧平城追上晉人；石勒縱胡騎圍而射之，晉兵十餘萬自相踐踏，積屍如山。晉朝精銳死傷殆盡，王衍、王範等重臣全被俘虜，都城洛陽再也無力堅守，隨後中國歷史最黑暗的“永嘉之亂”也就發生了。

王衍是魏晉玄學中的大師級人物，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在當時受到普遍的崇拜，許多人效仿他的風格，“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王衍被俘虜後，石勒與之交談數日，甚悅之；一天，王衍想要為自己開脫，自稱“少無宦情，不豫世事”，並勸石勒自立為帝。石勒大怒，說：“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於是命人將王衍推出去處死。在臨死之前，王衍悲痛地懺悔說：

“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這便是“清談誤國”的來歷，祖尚玄虛、喜好浮誇的社會風俗也被後人稱為“正始之風”。

王衍只會空口清談，卻難擔重任

陽明心學最終也墮落成了“清談”？

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中國歷史上，“正始之風”共出現了三次：

第一次在西晉末年，人們清談老莊，蔑視名教，導致五胡入侵、神州陸沉；第二次在北宋末年，王安石作《三經新義》，頒於學校，定為教材，養太學生三千人，致使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奔走公門，釀成黨爭，遭遇靖康之變；第三次則在明朝末年，士君子不重實務，整日焚香靜坐，專談心性良知，最終也是滿清入關，國破家亡。

對此，顧炎武說：

“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他認為陽明心學在明末之時也已經墮落成了一種清談。對心學的這種批評在明末思想家的著作中普遍存在，例如王夫之《張子正蒙注》說陸九淵與王陽明“為浮屠作率獸食人之倀”；陸隴其《學術辯》說“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學術壞而風俗隨之”；顏元《四存編》說“陽明近禪處尤多，習俗移人，賢者不免。”

黃宗羲雖然師從劉宗周，在《明儒學案》中以心學為正統，但他也承認王陽明的思想在後期陷入自相矛盾，不像以前那麼腳踏實地，而是“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啟後學躐等之弊。”此外，黃宗羲還從思想史的角度進行分析，把陽明心學逐漸流為清談的原因揭示了出來。

心學因何墮落成了清談？

弟子王畿篡改了王陽明的思想？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指出，自從王陽明離世之後，心學就分裂成了七個派別，其中王畿的龍溪學派與王艮的泰州學派傳播得最廣，他們一方面將師門發揚光大，另一方面也漸失了宗旨。

王畿是追隨王陽明最久的弟子之一，據說當時四方學者前來求學，陽明都安排王畿和錢德洪做導師，令“疏通其大旨”，之後才卒業於陽明本人，所以人們都把王畿稱為“教授師”。

王陽明的思想一直都在發展與完善之中，三十多歲龍場悟道時，他的核心思想是“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既然心性是自足的，那麼也就不需要做什麼功夫，只需“默坐澄心”就行了；然而在平定寧王之亂後，年近五旬的王陽明又提出了“致良知”的主張，落實了知善知惡的功夫，使弟子們知道有一個著力之處。

據王畿《天泉證道記》的記載，在晚年，王陽明把自己的核心思想總結為四句話：

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其中前兩條是“正心誠意”的頓悟之學，不需要下功夫，專門為“上根之人”立教。“有善有惡意之動”相當於“無善無惡意之靜”，故而這兩條也稱為“四無”；後兩條則是“格物致知”的功夫之學，需要“中根以下之人”去做為善去惡的功夫，稱為“四有”。

王畿聲稱王陽明提出過“四句教”

“四句教”跟《傳習錄》存在明顯的矛盾。《傳習錄》認為“心之體”是良知，所以是純粹至善的；“知善知惡”並不是“良知”，而是“致知”或“致良知”。因此，《明儒學案》對《天泉證道記》持懷疑的態度，說四句教法“於陽明平日之言無所考見，獨先生（王畿）言之耳。”而且王畿在給吳時來的信中還有另一個版本的四句教，即：

“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為善去惡者，格物也。”

這說明王畿很有可能借《天泉證道記》來篡改了王陽明的思想，把“心之體”從“至善無惡”改成“無善無惡”，或者四句教全是他杜撰的。

王畿拋棄“致”與“格”的功夫，固守“四無”教法，把陽明的心學變成“頓悟之學”，追求“不為不欲”的境界，並且說：“無為無慾者，致知也”；他還指責同門羅洪先欲用“萬死功夫”來致良知的做法為“矯枉之過”，主張“無工夫中真工夫”、“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在講到“知行合一”的時候，他更是說：“要之，只此一個知，已自盡了。”

因此，經過王畿的改造，陽明心學已經失去了腳踏實地的功夫，變成了藏修遊息、靜坐自守以求得無為無慾的頓悟之學。王畿也像魏晉玄學家一樣，主張“貴無”，他說：“無者，萬有之基”，所謂的良知不是“知是知非”，因為“無是無非”、“無善無惡”，這種主張大壞師門宗旨。

王畿 （1498年—1583年），號龍溪，使心學清談化

泰州學派最終使陽明心學變成了清談

《明儒學案》說：“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龍溪”是王畿的號，“泰州”則指另一個弟子王艮。王畿跟王艮都不滿足於老師的學說，想要對其進行改造，而又假託說是老師晚年的定論，最終“躋陽明而為禪矣”。

王艮的年紀比王畿還要大十多歲，但他很晚才進入王門。據說王陽明巡撫江西，講授良知之學之時，有個叫黃文剛的人路過泰州，正好也聽到王艮講學，便對他說：“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也。”王艮為此感到很高興，認為自己跟陽明不謀而合，於是前去拜訪後者。陽明熱情地接待了他，讓他坐在上席，經過幾次辯難後，王艮自知不如陽明，乃移居側席，並下拜自稱弟子。然而，他才剛回到家就反悔了，第二天又來跟陽明辯論，繼續坐在上席，最終依然被陽明折服，仍持弟子之禮。

王艮意氣太高，行事古怪，常常受到陽明的責備。有一次他來拜訪，陽明閉門不納，堅持不肯相見。三天之後，陽明送客出門，見王艮仍長跪在一旁，對自己低聲說道：“艮知過矣！”陽明依然不理他，徑直進去了；不料王艮立即起身跟隨，一直走到庭院中才大聲對陽明說：“仲尼不為已甚！”陽明這才原諒了他。

李贄與何心隱都出自王艮的泰州學派

王艮的思想重點全在“安身”二字，所謂的“安身”並非單指形骸肉體，還指心。他認為最高的境界就是既安身又安心，其次為“不安其身而安其心”，最下的就是不安身又不安心。只要身心俱安，則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不足道哉。他對弟子們說：“不知安身，便去幹天下國家事，是之為失本”、“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這與顧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形成鮮明對比。

對於“良知”，王艮也從“安身”的角度進行了改造，他說：“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這種“安身”哲學會使信徒逐漸退回到自己的內心中去，不問世事、只求明哲保身，沒有力行的仁心，也沒有知恥的勇氣——用王陽明的話來說就是“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卻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為？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

王陽明沒料到，由心學分化出來的龍溪學派和泰州學派竟對明末的風俗產生惡劣的影響。王畿的“四無”之說流行，使學者們脫離實際、坐而論道、閉目清談，既不通時務也不知時事；王艮的“安身”之論則使人們只求獨善其身而非濟世安民，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明朝末年，這種“安身”哲學起了很壞的作用，造成世情冷漠的現象；面對滿清入關，到處都是迎風歸降，罕見殺身成仁和捨生取義。

因此，明末的啟蒙思想家都普遍對流弊巨大的心學進行批判，主張以“經世致用”為核心的實學；在顧炎武等人的引領下，統治中國人思想觀念長達五百多年的宋明道學最終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