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雲岡石窟是中國代表性的佛教石窟寺院之一，位於5世紀時北魏之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西郊，460年，在沙門統曇曜向文成帝的建議下開鑿，至孝文帝遷都洛陽的494年開鑿了第1到第20窟等大窟。遷都之後，又繼續開掘了西邊崖面上的小窟。持續半個多世紀的開掘，使得武周川北岸持續一公里多的崖面上佈滿了大小石窟。雲岡石窟是中國最具代表的皇家石窟，但其近代學術史，卻始於日本學者的“偶然發現”。
雲岡石窟與日本
張希 | 霍耀林
一 、雲岡石窟“大發現”
1902年6月，一個日本人在中國的“發現”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這個日本人就是時為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工科副教授，後來享譽東方的著名建築史學者伊東忠太（1867-1954）。其發現就是雲岡石窟。伊東的這一“發現”，在中國建築史上是個大事件。伊東認為此不亞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伊東到達大同後，拜會了當地知縣，瞭解到了大同境內有遼金時期的古寺，而且聽說大同西三十里的雲岡有石窟寺，有可能是彼時創立的。這一訊息迅速點燃了伊東的激情，他馬上借閱了大同縣志，從其中的記載中瞭解到石窟寺真有可能是北魏的遺蹟。
第二天，天還沒亮，伊東就趕到了石窟寺。當他踏進石窟的廟門，他驚奇地發現在一個叫武周川的河畔，旁邊是連綿的山丘，其山麓開鑿著無數大大小小的石窟，內部也雕刻著大小眾多的佛像和裝飾雕刻的紋樣，仔細觀察，居然全是北魏時代的作品。伊東被自己的這一發現欣喜若狂，又是測量、又是攝影、又是素描，將石窟做了詳細的考察。
圖片出自：伊東忠太《野帳》
伊東一直認為日本的建築起源於中國六朝，六朝建築模式影響到了日本的飛鳥式（日本飛鳥時代約公元593-710）的建築樣式，辛苦搜尋數年仍沒有找到直接證據。“及見雲岡石窟佛寺之樣式手法，與我飛鳥式完全相同；是多年積痗，俄頃豁然”。雲岡佛像的樣式與飛鳥時代不僅完全相同，甚至更強烈。這一發現亦為後來營造學社的研究打下了基礎，因此才有了後來林徽因、梁思成、劉敦楨《雲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築》一文。
回到北京之後，伊東馬上撰寫了《雲岡旅行記》、《支那山西雲岡石窟寺》兩篇文章，將此發現告知全世界。自此之後，赴雲岡調查的人絡繹不絕，關野貞、常磐大定、小野玄妙、濱田耕作、鳥居龍藏等都曾到訪過雲岡，伴隨此，研究也越來越多。
二、雲岡石窟大調查
東方文化事業是八國聯軍侵華後，利用庚子賠款實行的日中共同的文化事業。《辛丑條約》簽訂後，美國利用鉅額賠款中的一部分用以資助、培養赴美中國留學生.1911年,還創設了清華學堂（今清華大學的前身）。日本也仿其例，提出實施日中共同的文化事業，1923年，日本公佈對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1925年設立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並在北京設定人文科學研究所，在上海設定自然科學研究所。但是，1928年日本第三次出兵山東，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委員長及中方委員全部退出，日本不得已於1929年4月，在東京和京都分別設東方文化學院。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從1930年至1935年，以關野貞和竹島卓一為代表主要進行中國古建築及陵墓的調查，而京都研究所則以水野清一、長廣敏雄為代表主要對河北、河南的佛教石窟寺院進行調查。
圖片出自：徐蘇斌. 日本對中國城市與建築的研究. 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1999
七七事變後，由於時局的改變及研究方針的不同，東京研究所改為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則改為東方文化研究所。改制後，東方文化研究所進行的第一項調查就是對雲岡石窟進行的全面調查研究。
由於行程匆忙，伊東忠太和關野貞等人的考察還是十分粗略。所以，東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試圖進行前所未有的全面考察，於是有了水野清一、長廣敏雄一行自1938年至1944年多達7次的全面大規模調查，《雲岡石窟》16卷（雲岡石窟:西暦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査報告. 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雲岡刊行會，1951-1956. ）這一里程碑意義的著作得以問世。
水野清一（1905~1971），生於日本神戶市，1924年考入京都帝國大學（今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師從日本考古學之父的濱田耕作專攻東洋考古學。1929年作為東亞考古學會第2批留學生赴北京留學。之後一直從事以雲岡石窟為代表的中國佛教美術的調查研究。他曾在北京留學，並於1952年以論文《雲岡石窟系譜》攻得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為東方史的第二代研究者。後轉入絲綢之路考古研究，1969年開始，7次率領京都大學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學術調查隊進行調查，畢生致力於考古事業。
長廣敏雄（1905~1990），美術史學家，專攻東洋美術史，京都大學名譽教授。1929年，作為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成員參加了雲岡石窟的調查。戰後任東方文化研究所（現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亞人文情報學研究中心）副教授、教授。1952年以《雲岡石窟》16卷（水野清一共著）獲得日本學士院賞、恩賜賞。1962年，以《中國石窟寺研究》獲得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
長達7年的實測非一己之力可以完成。正式考察雲岡石窟之前，水野清一帶領考察班於1936年9月開始，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預備考察。此次成員有東方文化研究所攝影師羽館易、助手米田太三郎、正在北京留學的小野勝年、北京碑鋪帖店拓工徐立信。考察過程中，日本的在華企業支援了此次活動，華北交通株式會社亦提供了部分經費，後1939年外務省撥出特別研究費，1943年大同碳礦株式會社又啟動了部分經費，實測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雲岡石窟調查班耗時七年，動用了龐大的調查隊伍和後勤保障隊伍，將技術精湛的攝影師、拓工以及專業嚴謹的研究者集結起來，如此大規模的調查活動，離不開東方文化學院的有力組織。最終形成的考察報告《雲岡石窟》16卷，共32本，於1951年至1956年陸續出版，內含文字、拓片、實測圖、圖版以及英譯全文，多方面反映了洞窟的實際情形。收錄論文涉及雲岡所處的歷史地理環境、開鑿石窟的歷史背景、裝飾紋樣、調查概要、譜系、所展現的佛傳雕刻、雲岡與龍門樣式對比、開鑿者曇曜等，範圍廣泛，為後來的雲岡研究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東亞考古學會和東方文化學院的組織運營，使得日本對雲岡石窟等古建文物的研究得到強化，激勵了一大批學者研究雲岡石窟等佛教、建築遺蹟的熱潮。慶應義塾大學中國學術調查團、華中考古學調查班等青年學術團體也紛紛踏上大陸，進行文物考察，雲岡石窟便是重要的考察物件。此期的影象記錄十分詳盡，不乏具有較高收藏價值的作品問世。
如今想要清晰地看到一些嚴重風化的洞窟區域性，這些照片就成了重要的參考。如1921年新海竹太郎、中川忠順出版的寫真集，附有手繪線條描繪標註的洞窟位置圖解。遊記、日記也是此階段重要的資料之一。雖然在學術價值上稍有遜色，但當時雲岡石窟的儲存狀況、當時的周邊環境、日本學者調查期間的生活狀態、實地測量的方法過程等，均在這些記錄中得到了詳盡展現。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戰時中國文保事業落後，缺乏對雲岡石窟的有力保護，日本學者雖一直呼籲要儲存石窟的呼籲，但仍未阻擋部分日本人對文物的狂熱搜刮。雲岡石窟造像被切割下來，流入日本各博物館或私人收藏者不乏其例。
三、雲岡石窟大視野
戰後日本不再佔有在中國進行實測調查的便利，開始由實地研究轉為對戰前各類資料的整理研究以及佛教傳播視閾下的雲岡石窟研究。佛塔形狀、蓮花紋樣、藻井裝飾、柱頭樣式、華蓋形式、斗拱構造等，都是這段時期研究的熱點。佛教的東漸、南北朝的佛教發展、北魏的滅佛興佛、佛經的影象表現等，雲岡石窟作為這些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受到重視，日本學者對雲岡石窟的研究視野更加廣闊，審視角度也更加多樣。
這場學術大討論，刺激中國的雲岡研究實現了大跨步進展。近年來，吉村憐、小山滿、八木春生、岡村秀典、石松日奈子等學者，利用龐大的石窟影象資料和先進的考古技術分析，對雲岡石窟的研究更加專注且深入，與中國學界的交流也更加頻繁。尤其是京都大學對戰前考古資料的數字化公開工作逐步推進，世界資訊共享迅速，國際漢學研究推動下的雲岡石窟研究更加具有世界化、現代化特徵。日本，以前是雲岡石窟研究的重鎮，現在其眼光放置在東亞、中亞、絲路佛教考古等大格局中，對雲岡石窟研究視野轉換髮揮著引領作用。
人們都說，雲岡石窟是日本學者的“偶然發現”，但縱觀日本的佛教藝術研究，雲岡石窟其實是其尋找日本佛教藝術之源的必經之路。他們認為，法隆寺、飛鳥大佛的源流在雲岡，深深紮根日本文化的大唐文明又從北魏走來。雲岡石窟，必定與日本佛教有著深厚的淵源。另一方面，當民族意識被喚醒的時代來臨，學者們苦思冥想地找尋日本文化的根源，那必定是在中國。而在日本擴張的大背景下，對東洋學的建構，對維護東亞文明的“自覺”，刺激了日本學者踏上中國邊疆、西域等地進行艱苦的考察。
常盤大定在《古賢の跡へ:支那仏蹟蹈査》曾講述自己巡禮之行的目的：
“一方面，作為研究支那佛教史的學者，未曾在實地進行過調查。另一方面，不管現狀如何，支那民族不可能永遠沉睡。民族不滅，他日必將覺醒。不，現在正在走向覺醒。覺醒後，再回顧自己的文化，會呈現出怎樣的狀態？民國以來，這千古文明屢遭破壞。儘可能早一年進行有組織的整理研究，並非只是為了支那，也是為了世界的文化”。
從中，我們可以體會其看待雲岡石窟的複雜心境：
雲岡，是中國的，塞上的佛教藝術璀璨明珠，卻無法得到保護；雲岡，是亞洲的，是日本佛教文化的重要源流，需要審視、解讀，方能開啟日本佛教藝術之謎；雲岡，又是世界的，溝通了南北朝，連結了絲路與日本。他們的研究報告和遊記、影象等，總是含著傾佩與遺憾，仰望與期許。這種複雜情緒，不僅折射在雲岡石窟上，也折射在所有與日本有關的中國文物史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