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朝的歷史。從武王克商到幽王師國，不過兩百多年，卻是我們今天認為的中國早期國家的成熟階段。古人常念稱三代，西周就是三代中最為重要的時期。孔子曾經讚歎道：鬱郁乎文哉，吾從周。這一段歷史到底為後世中國留下了哪些可值得回味和珍藏的遺產，會讓後人反覆提及呢？

西周留下的政治遺產之一，是透過他有組織的封邦建國活動帶來的一系列影響。籠統而言，這一舉措擴大了中原地區對四方區域的影響，使中原文化與四方文化融合。以遼寧喀左地區為例，一九七零年以來，該地區相繼發現了一些商周時期的青銅器窖藏，大部分具有中原商周傳統風格。如一九七九年在遼寧義縣的一處青銅器窖藏遺址中發現的大型商代饕餮紋、侗族。還有同時出土的青銅器一鼎、二眼、一簋，組合，風格都與中原地區接近。這種禮器組合的模式反映出當地的祭祀制度已受到中原文化的強烈影響。

另外，該地出土的有些青銅禮器上還有商代的族徽銘文，而同一種族徽銘文甚至在河南、陝西等地也有出土，他們可能是商代同一貴族家族的不同分支。如果這種推測可以成立，那麼喀佐一帶的青銅器窖的主人就可能是商人在當地的一支地方勢力。但該地同時也出土了一些帶有北方草原民族風格的北方是青銅器，而在日用陶器組合上，則具有明顯的本土特點。透過這些現象，我們可以看到中原文化在當地傳播的過程中，與本土文化有明顯融合的跡象。

在以北京昌平白浮的西周早期墓葬為例，該墓葬遺址出土的器物中有西周風格的青銅簋和受周文化影響的陶粒，而在埋葬習俗上，則有腰坑和訓犬，這種葬俗與琉璃河燕國墓地中殷代遺民相同。但墓出土的青銅短劍、獸手刀及頭盔、皮靴等物，則帶有明顯的北方民族特色。

考古學家推測，墓主的身份大概是臣屬於西周的燕國的民族首領之一。雖然他的著裝佩戴著兵器還遵循著本民族的習慣，但使用的青銅禮器和埋葬習俗卻已經納入了西周燕國的軌道。這表明在當地的上層居民當中，已經接受了中原地區的禮儀制度，中原核心區對四周地區人群的強烈影響，由此可窺見一斑。

西周制度更直接的後果是透過分封活動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列國區域性政治經濟中心的出現奠定了基礎。西周時期，中原文化對周邊地區的影響較商代更為持久和深入，原因是周人滅商後實施了大規模的分封措施，將大批同姓子弟和異姓親屬分封到了四方各地。

這些新建諸侯國，如魯、齊、衛、晉、燕等國，人群構成進一步複雜化，既有周人又有殷遺民，還有本地土著居民，族群融合速度加快。另外，受封者還從中原地區帶來了西周王朝的制度文化與本土文化相結合，最後形成了若干區域並是文化中心。在西周前期，這些諸侯國內的青銅器形制、器物組合模式、銘文字型等與周王朝保持了高度一致，表明這些地區的制度文化傳統再進一步向中原王朝地區靠攏，但這些地區本身所具有的地域文化色彩仍有一定程度的保留，由此形成了周代文化面貌的多樣性統一格局。

春秋之後，王權式微，周王朝政治影響力衰落，這些區域性文化因素才得以重新凸現。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忘了，西周分封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為前提的，是作為鞏固和維護周王對天下統治而實施的方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因此，儘管周人以與貴族分享的方式來統治天下，分封最終為列國的形式奠定基礎，但始終存在一個以王朝地區周文化為底色的大地域的文化傳統。即使是在兼併戰爭最為激烈動盪的戰國時期，人們也清楚知道天下定於一，這種歷史趨向是不可逆轉的。

中國人總是愛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歷史上也的確出現過好幾段時間並不短的分裂時期，可為什麼總是見？相信一定還會回到天下合一的狀態呢？西周包括之前的夏和商，在觀念上所形成的大地域統治的政治傳統，應該是不可忽視的文化基因之一。

還有中國的觀念，何尊銘文上的摘自中國報告中提到的天下之中，都是周統治者選擇建立自己都城的理由。為什麼後世地方政治勢力總有逐鹿中原的衝動？為什麼歷代政治家們會認為佔據中原是儲存中原文化才是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內容？

何尊

以西周為代表的三代的選擇，不能不說為後世的所謂政治。正統的觀念注入了最初也是最基礎的內容。就連分封本身也始終是後世統治者如何統治國家的一個選項。雖然秦朝統一天下後，採取的是郡縣的統治模式，雖然自西晉八王之亂以後，歷朝幾乎不再採取實質分封宗室為諸侯的方法，但是給予宗室封邑的形式還是保留了下來。

西周的宗法給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周宗法是否已形成了嚴格的大宗一小宗寺的結構？周天子和諸侯到底行不行宗法？這些問題後人一直都在爭論。戰國時期，各國改革的一大舉措就是沖決舊有貴族血緣關係的束縛，打擊舊會族，鼓勵以軍工為基礎建立新的特權階級。

商鞅變法

秦國商鞅變法更是細分大家庭為小家庭形式，但血緣宗族的影響始終未絕後。王朝始終是一個皇家的天下，而東漢後期出現的累世公卿，魏晉南北朝的世家大族，隋唐的關隴集團。宋代地方宗族的重新構造，宗法制度催生以家為本位的社會倫理體系，忠與孝的觀念，世人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所鼓舞，祠堂家譜、一、田足泉、父權與夫權等等，這些無一不是西周宗法制度的遺產。

冀州另一個被後人津津樂道的遺產就是周公的禮樂，周人改造了來自於世神祈福的原始宗教儀式，將之變為規範國。加政治和貴族生活方方面面的統治制度。從此禮與法，李宇智禮與教相結合。透過各種禮的舉行，社會秩序和規則得到確立和維護強調各等級的權利和義務，以達成社會的穩定秩序。月的作用則在於協調上下，體現和諧。因此，即使是經歷一次次禮崩樂壞，李月仍然都是歷代王朝政治制度的基石。在此基礎上，孔子進一步對周禮進行改造，為周禮賦予了愛人的內涵，將人作為禮的核心和本質，主張克己。

於是在儒家的思想中，不僅僅是國家制度規範的總和，還是個人修養追求道德至上境界的根本途徑及方法。我們看到各個時代具體的禮樂制度雖然在變動著，但是其重視秩序與和諧的禮樂精神至今不明。至於其所造成的中國古代中文著名的傳統繁複、含蓄、迂迴、隱晦的表達方式，又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塑造了傳統中國人的形象啊？

儒家思想中“禮”的概念

再諸如井田，井田的具體細節至今仍存在大量爭論，歷代研究者對西周井田。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一些學者致力於多方考證，試圖在故紙堆中謀劃歷史的真相。另一些政治家和思想者則著迷於這項制度所體現的聖人制度的精微之一，那就是填土無私的攻天下，無慎貧慎富之民的天下平均大同。

在他們的心目中，井田制已經上升為一種社會理想。三代田園牧歌是美好生活的一個象徵性符號，所以我們不必奇怪，為什麼每當填土大量兼併，導致王朝國家逐漸失去其租戶和人口時，總會出現恢復景甜的書生之論。這不正是景田揮之不去的影響嗎？

殷周人繼承並發展了殷商的宗教信仰，提出天命作為統治合法性的唯一依據。然而在透過各種儀式竟瑟上天的同時，周人已經認識到統治者自身德行的重要性。對於前代的批判和反思，促使周人產生對現實的警惕和憂患的意識，我們已經能夠看到後世人文精神的濫觴，也不難看出儒家的歷史淵源之所在。

西漢劉歆畫像

西漢劉歆曾說：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流，蓋出於西河之。書法家者流，蓋出於李官，名家者流蓋出於李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縱橫家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

能夠從西周的文化中找到他們的雛形。所謂書不讀三代以下。由此可以想見，周代的史事人物、典章制度曾經怎樣反覆地構成古代詩人知識世界的底色。嗯西周這個遙遠的王朝，到底還給我們留下了多少政治和文化的遺產呢？王國維曾說：殷周之際發生了中國政治與文化的巨大變革，西周時期開始真正形成我們今天所謂中華傳統文化的許多基因和特點。

審慎的清點和反思這些歷史遺產本身，其實在某種意義上。也正是對周人歷史文化的繼承，三代史是一個整體，從公元前二十一世紀一直延續到公元前七七零年的平王東遷，凡一千三百年的漫長歲月，大約佔據了整個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的四分之一，這是為我們國家和民族奠基的時代。

在這一千三百年間，生產力有了突飛猛進式的發展，先民從石器時代走向了青銅時代，正在叩開鐵器時代和牛耕時代的大門。在這一千三百年間，華夏地區與四夷間的交往十分頻繁，透過商貿、透過。人口的自然流動，透過種族間的分配，當然也透過戰爭，種族和民族間的融合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程度，以至於連雨這樣的大人物也說不清自己是華夏人還是四夷人了。

在這一千三百年間，最重大的文化成果，使大致上形成了禮儀之邦的民族文化模式。這種文明禮儀到了周代已經進入了極致階段，以至於將禮樂文化與社會生活、政治生活、軍事生活、文化生活、祭祀生活融合在了一起。周的盛極一時，起於禮樂文化，而周的敗亡也起於禮崩樂壞。

到了平王東遷以後，周王室的權威大為下降，從諸侯專政進而發展為大夫專政，這樣周禮、周月就形同虛設，社會邁入了春秋時代，這是一個無義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