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禮·喪服》雲："君，至尊也。"鄭玄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土者皆曰君。"賈公彥疏："以其有土則有臣故也。"[1]1100封君則是指被上級統治者封賜城邑或領地，並對這片區域享有一定管理權的食封貴族。戰國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列國對自身制度都進行了重大的改革，尤以秦國效果最為顯著。封君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制度在當時的發展變化引起了學者的廣泛興趣，湧現了眾多學術成果.以往對戰國封君的研究多注重他們的封地位置、名號及經濟來源，而對其性質成分和法律地位的分析則略顯薄弱。本文選取戰國時期最為典型、影響最大的秦國封君作為研究物件，欲就上述問題展開論述，敬請方家指正。

　　一、戰國時秦封君的起源與成員

　　封君在秦立國不久便已出現。據《史記·秦本紀》記載，在春秋早期，"（秦武公）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2]183公子白封於平陽，其性質應等同於西周分封制下的大夫之家。春秋時期正是秦國對周文化進行吸納和學習的時期，在秦國出現分封制十分正常。但自此之後，秦國在春秋階段的歷史記載中不再有封君出現，這一現象持續了二百餘年。

　　戰國時期，秦國已知的第一位封君出現於秦獻公時期。根據《水經注·渭水注》引《竹書紀年》記載："梁惠成王三年，秦子向命為藍君。"[3]456梁惠成王三年即秦獻公十七年，秦獻公死後由其子秦孝公繼位。孝公任用衛鞅變法，自此之後，秦國的封君制有了極大的發展，大量封君記錄見於史冊。目前已知明確的戰國時期秦國的封君人數，楊寬先生在其著作《戰國史》中的統計是25人,具體如下：

　　秦獻公時期所封：藍君公子向。

　　秦孝公時期所封：商君衛鞅。

　　秦惠文王時期所封：嚴君樗裡疾；橫門君；武信君張儀；蜀侯公子通。

　　秦武王時期所封：蜀侯公子煇。

　　秦昭王時期所封：蜀侯公子綰；穰侯魏冉；華陽君羋戎；涇陽君公子市；高陵君公子悝；武安君白起；應侯范雎；安國君公子柱；剛成君蔡澤；陽泉君。

　　秦莊襄王時期所封：文信侯呂不韋；長安君成蟜。

　　秦王政時期（統一全國之前）：長信侯嫪毐；昌平君；昌文君。

　　此外，據《戰國策·韓策三》記載，秦國還曾將三位親附於自己的他國貴族立為封君。他們分別是封於梗陽的周佼、平原的周啟、山陽的山陽君。這三位封君具體受封時段已不可考，故在此單獨列出。

　　秦國封君是否只有這25人？不然。正如楚國的封君傳世文獻記載只有18人，而目前發現出土文獻的記載又增加了36人[4]268,且《史記·張儀列傳》有言"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2]2291,可見楚國封君之多。由此可以推測，秦國的封君一定不止目前文獻所見的25人。但透過對這些人進行分析，我們仍可以看到秦國封君的一些共同特點。

　　二、秦國封君的特點

　　楊寬先生在其著作《戰國史》中總結了戰國封君制的特點。他認為戰國的封君在經濟上有收取租稅、佔有私田的特權，在政治上須接受封主的統治，並且可以世襲，等等[4]259-266.秦國的封君除了上述特點外，還擁有其自身的特色，這與秦國的政治特點和法律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

　　（一）秦國封君中功臣比例高於其他成員秦國的25位封君依照身份可以分為四類：一是宗室：藍君公子向，嚴君樗裡疾，涇陽君公子市，高陵君公子悝，安國君公子柱，長安君成蟜，共6人。二是外戚：穰侯魏冉，華陽君羋戎，陽泉君，長信侯嫪毐（其憑藉與太后的特殊關係而躋身封君，故也可算在外戚之列），共4人。三是功臣：商君衛鞅，橫門君，武信君張儀，武安君白起，應侯范雎，剛成君蔡澤，文信侯呂不韋，昌平君，昌文君，共9人。四是降臣：蜀侯公子通，蜀侯公子煇，蜀侯公子綰，以及山陽君、周啟、周佼這3個親附於秦的他國貴族，共6人。

　　由此可見，身為功臣的封君所佔的比例在四類身份中最高，而其他身份的封君也多有軍功。如《史記·樗裡子甘茂列傳》載樗裡疾："（秦惠文王二十六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裡子，號為嚴君。"[2]2307-2308《史記·秦本紀》雲："（秦昭王）八年，使將軍羋戎攻楚，取新市。"[2]210這說明秦國在設定封君之時所考慮的最主要因素是功勞①.

　　秦人尚首功，且在歷史上以對宗族管控嚴格而著稱。衛鞅變法時便規定"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史記索隱》對此解釋為："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2]2230-2231楊寬先生在《戰國史》中透過七國封君的對比發現："魏國除了樂羊以外，幾乎都是宗室。

　　趙國封君中宗室不少。韓國的封君幾乎都是國君的親屬。齊國除了鄒忌以外，封君也都是田氏宗族中人。楚國封君也多數出身於貴族。只有秦國由於實行衛鞅制定的按軍功授予爵位的制度，封君中國君親屬所佔比例較少。"[4]266在宗法制依然盛行的戰國時期，秦國將功勞作為設定封君最主要的條件是非常可貴的。

　　（二）秦國封君多為實封，擁有自己的封邑

　　所謂實封，是指封君有真正歸屬於自己的食邑和領地。與之相對應的為虛封，即僅有名號而沒有食邑。戰國時期，列國都設有封君，有實封也有虛封。而秦國的封君多為實封，擁有自己的封地。很多封君以自己的封地為名號，如衛鞅封於於商之地，號商君；樗裡疾封於蜀地嚴道，號嚴君；魏冉封於穰，號穰侯。即使不以封地為名號的封君，也擁有封地。

　　如張儀，"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2]2294戰國之時，秦自衛鞅變法之後，國力強盛，積極向外拓展，與東方列國爭奪領土[5].而秦國封君的城邑多設在與東方諸國接壤之處，特別是新徵服的土地上。衛鞅封於於商之地，其封地在弘農地區，北接魏，東臨韓，南瀕楚。范雎封於應地，《戰國策·秦策三》言："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乎？'"[6]206汝南地是范雎的益封之地，所以應邑應與韓國接壤。秦國新封君的設立和原封君的徙封，常與秦國的擴張相伴。秦昭王十五年，秦攻楚取宛，第二年攻魏取鄧。然後秦封涇陽君公子市於宛，封高陵君公子悝於鄧[2]212.更有甚者，穰侯魏冉後封於陶，陶邑在宋國故地，跨越韓魏遠離秦土。楊寬先生認為，這是在齊滅宋後秦國與列國聯合攻齊後所得，在公元前281年封給魏冉[4]694.封君的封邑被設定在列國犬牙交錯之地，對秦國的發展是極為有利的。因為戰國之時秦國居於六國的西側，西邊和北邊少有敵手。將封君的封地設於秦國東部和南部外緣，為保護秦國本土免受列國的直接攻擊提供了有效地屏障。秦國的貴族為了獲得封邑或擴大自己的原有領地，都需要透過戰爭去爭奪他國領土方能實現。這在客觀上為秦國的進一步擴張以至後來統一中國提供了動力。

　　秦統一全國之後，情況便發生了變化。《漢書·地理志》載："秦遂併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蕩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者矣。"[7]1542嶽慶平先生認為，秦統一全國之後的列侯"只是一種虛爵，既無封地，又無封戶"[8]78.僅"以公賦稅重賞賜之"[2]239.這主要是因為統一之後，秦始皇認為來自原來列國的直接軍事威脅已不存在，封君的拱衛功能便消失了。他認為封君的存在是統一之後潛在的分裂因素："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2]239（三）秦國封君中稱侯人數極少且條件嚴格。

　　秦國封君的人數雖多，但除臨時分封的蜀侯外，《史記》記載中正式稱侯者並不多見，只有穰侯魏冉、應侯范雎、文信侯呂不韋和長信侯嫪毐4人。劉澤華、劉景泉先生認為，戰國時代"秦國的封君即二十等爵的最高爵'列侯','列侯'與'君'又可以通用。"[9]69劉先生的這一觀點值得商榷。

　　在戰國時代，"公""侯""君"仍有一定等級劃分。《史記·衛康叔世家》的記載明確表示三者的高低差別："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速立……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2]1603-1604由此可見，"侯"的地位應該高於一般的"君".但從"封鞅為列侯，號商君"[2]204的記載來看，列侯可以稱君。所以筆者推測，君的指稱範圍較為廣泛，而列侯是高級別的封君，其地位高於一般封君。閻步克先生認為在這一時期，"只要做官做到了某個秩級層次，就升入了某個爵級層次。"[10]66即不同的官階層次對應不同的爵級層次，當其官升至這一層次，再滿足封爵條件時，才能被封這一爵位。穰侯魏冉、應侯范雎和文信侯呂不韋都在成為封君時同時擔任秦國的國相。嫪毐雖然不是國相，但在封侯時也是大權在握。《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八年，"嫪毐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小大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毐國。"[2]227可見列侯地位之高、權力之盛。

　　這一情況在秦始皇統一全國的過程中有所改變。王翦曾言："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2]2340但王翦最終仍被封侯，按《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琅琊刻石："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2]246郭沫若先生認為王離為王翦之誤，甚確[11]457.根據裡耶秦簡中"內侯為輪（倫）侯，徹侯為[死（列）]侯"[12]156的記錄來看，王翦與王賁雖不是秦相，但仍被封為列侯，且地位在丞相之上，可見秦始皇對在統一戰爭中立下巨大戰功的將領封以列侯，不以是否為相作為衡量條件。但此時列侯地位比國相還高，因此受封者也不會很多，李斯1.

　　（四）秦國封君原則上可以世襲，但未見有世襲的記錄《戰國策·趙策四》載左師公觸讋與趙太后的對話："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6]770《史記·李斯列傳》載趙高之言說得更明確："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2]2549由此可見，秦國封君在原則上雖然可以世襲，但現實中卻沒有封及二世者。最重要的原因是秦國封君多是政壇上顯赫的人物，他們的命運與統治階層的政治鬥爭密切相關，其犯罪行為是導致其不能封及二世的重要原因。秦律網路嚴密，實行"輕罪重刑",即"十分輕微的罪，都要處以嚴厲的懲罰"[13]185.秦國又可以爵位減免罪責，韓樹峰先生將其總結為："刑盡而爵有餘，則保留餘爵；爵盡而刑有餘，則保留餘刑。"[14]43因此，封君若有罪行，爵位很容易被剝奪，不再是封君，也就無法傳及二世。

　　三、秦國封君的法律地位及犯罪行為

　　（一）秦國封君的法律地位

　　封君在秦國擁有很高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列侯為國相或掌控相權，其他封君也都擁有很大的特權。他們把持朝政，權移主上。范雎就曾對秦昭王說："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2]2411秦國強調以法治國，自衛鞅變法之後，便形成了系統的法律體系[15].秦法最顯著的特點之一便是有著嚴格的身份界定："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2]2230據《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記載："大夫寡，當伍及人不當？不當。"[16]129林劍鳴先生認為："'大夫'相當於中小地主，'伍人'乃指一般無爵的人民，這兩個階級的界限，是不能混淆的。"[13]184即使在有爵者內部也是等級森嚴。衛鞅變法所依據的藍本《法經》規定："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17]367封君擁有高爵，秦法嚴禁僭越，這是對封君地位的一種保護。

　　然而，雖然秦國制定的法律條文具有等級差別，但"在適用法律上任何人不得例外"[18]17.秦的封君在法律適用上並不享有特權。《商君書·賞刑》雲："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19]100-101司馬談總結說："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2]3291秦國在法家思想的指導下，以圖強化君主的至高無上，因此等級森嚴，每一階層都有自己的義務和權力。然而一旦觸犯了法律，都將獲得嚴懲。秦國封君是高階爵的擁有者，享有爵制帶來的法律特權。《商君書·境內》雲："爵自二級以上有刑罪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罪則已。"[19]120但秦律中還明確規定有一些罪行不能以爵位進行減免罪責。

　　根據董平均先生依照出土簡牘資料的總結，破壞家庭倫理秩序、破壞爵制尊卑關係、官吏腐敗等犯罪行為不得以爵賞減免[20]275-278.

　　（二）秦國封君的犯罪行為

　　1.謀反罪

　　（1）商君衛鞅。《史記·秦本紀》："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2]205《史記·商君列傳》："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2]2236"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2]2237衛鞅受到訴訟，出逃未果，就回到自己封地起兵反叛，被秦軍攻殺。他所犯之罪：一是違旨拒捕；二是反叛。最終的結果是在戰鬥中被殺，屍體被車裂，家族被誅滅。

　　（2）三蜀侯中的公子煇和公子綰。蜀國是秦國的鄰國，兩國原來地位並列，蜀國並不是因秦國封賜而產生的國家。《史記·張儀列傳》記秦國打敗蜀國之初"貶蜀王更號為侯"[2]2284,先後共任命了三位蜀侯。據瀧川資言、蒙文通、楊寬等先生的分析，這三位蜀侯都是原蜀國的貴族，任用他們只是為了穩定局勢，安撫蜀國的人民[4]355-356.等到蜀地逐漸穩定後，秦王便以反叛的名義，逐一除掉了他們，三位蜀侯都不得善終。秦惠文王時，公子通被蜀相陳壯所殺。《華陽國志·蜀志》記載是陳壯謀反，殺蜀侯，秦王派甘茂等率兵殺陳壯平蜀[21]194,公子煇繼承蜀侯之位。《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昭王六年，"蜀侯煇謀反，司馬錯定蜀。"[2]210公子綰後來繼任蜀侯，到了秦昭王二十三年，"疑蜀侯綰反，王復誅之，但置蜀守。"[21]200從"王復誅之"可以看出公子煇也被秦王誅殺。三位蜀侯的死都與叛亂有關，成為秦國逐步穩定蜀地的政治犧牲品。

　　（3）長安君成蟜。成蟜為秦王政之弟。《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王政）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2]224-225成蟜反叛，死於軍中。

　　（4）長信侯嫪毐。嫪毐是秦始皇母親的男寵，與太后私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王政九年"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謀反被鎮壓，嫪毐被梟首、車裂[2]227-229.

　　（5）昌平君。《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索引》稱"昌平君，楚之公子"[2]228.秦王政二十三年，"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2]234昌平君謀反，死於軍中。

　　（6）昌文君。史失其名。根據《睡虎地秦墓竹簡·編年記》載，秦王政二十三年四月，昌文君死[16]7.田餘慶先生認為昌文君也是楚國公子，並與昌平君一起參與了反叛秦國的活動[22]1-29.昌文君死於這次戰鬥中。

　　2.任人不善罪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記載："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2]2417即被推舉的人犯罪，則推舉人與之同罪。

　　（1）應侯范雎。范雎曾極力舉薦在他危難之時幫助過他的王稽和鄭安平，秦昭王拜王稽為河南守，任鄭安平為將軍。然而秦昭王五十年，鄭安平代白起率兵擊趙，結果率兵降趙；而王稽不僅為官不勝任，三年不上計，而且"與諸侯通",於秦昭王五十二年"坐法誅"[2]2417.范雎因此請罪，雖然昭王開始並未治其罪，但其後來仍被免相[2]2425.《睡虎地秦墓竹簡·編年記》載秦昭王五十二年，"王稽、張祿死。"[16]6張祿即范雎。根據《編年記》在記錄封君昌平君、昌文君都不稱姓名而稱君號的體例，范雎的應侯爵位在免相時也被剝奪，並於當年去世。

　　（2）文信侯呂不韋。呂不韋曾與太后私通，之後怕秦王政發覺，便向太后進獻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並告知太后"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2]2511.嫪毐謀反一案波及甚廣，呂不韋因舉薦嫪毐並與其有關聯而要連坐。《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王政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2]227,秦王"出文信侯就國河南"[2]2513.

　　3.僭越等級罪

　　（1）四貴，即穰侯魏冉，華陽君羋戎，涇陽君公子市，高陵君公子悝。這四者是秦昭王時的外戚和宗室，把持國政，顯赫一時。范雎向秦昭王進言就提到，"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2]2411指責他們目無君上，藐視秦王。又言"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這是指他們奢侈逾制。這也適用於穰侯魏冉，當他前往山東時，"輜車千有餘乘".對此，秦昭王採取的處罰措施是"乃免（穰侯）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2]2329（2）文信侯呂不韋。秦王見呂不韋被免相國之後仍然影響甚大，對其十分不滿，便下詔："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2]2513呂不韋自殺。

　　4.違旨罪

　　前文提到衛鞅，秦惠文王下旨拘捕，衛鞅違旨逃亡。除此之外，犯有違旨罪的還有武安君白起。《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昭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為士伍，遷陰密。"如淳注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皆稱士伍。"[2]214-217其具體記載見《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2]2337秦王命白起領兵，白起稱病不應，引起秦王不滿，定白起犯有"違旨"之罪。

　　5.誹謗詔書罪

　　武安君白起："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2]2337這次治白起之罪，是因他對旨意"有餘言",即誹謗詔書。白起犯違旨罪被奪爵，並配有遷徙刑。正在執行過程中又犯有誹謗詔書罪，遂被賜死。

　　6.私通罪

　　上文提到文信侯呂不韋和長信侯嫪毐與太后私通。《史記·呂不韋列傳》載："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2]2512透過上述史料梳理，我們可以將犯罪的封君及罪行和處罰進行列表（見表1）。

　　

　　綜上所述，在這25位封君中，共有14位被記載有明確的犯罪行為，比例為56%.其中涉及謀反罪的有7人，僭越罪5人，任人不善罪2人，私通罪2人，違旨罪2人，誹謗詔書罪1人。秦國封君的犯罪型別，除私通屬於破壞倫理秩序類犯罪外，均可統歸為危害政權類犯罪。秦國對封君犯罪的處罰措施嚴厲，凡是不涉及謀反的，輕者免官就封，重者免官奪爵；凡是涉及謀反的，直接參與者一律誅殺，而且還要對屍體進行屠戮。而連坐者不會被處死，但會被免官，重者奪爵。

　　四、結語

　　秦國自衛鞅變法之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爵制系統和法律體系，他們共同構架起新的社會秩序。秦將國家各個層面的發展都統合其中，使國家成為一個高效運轉的機器，只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就結束了東周以來分崩離析的狀態，天下重歸一統，而封君制的設立在統一過程中無疑做出了積極的貢獻。西漢王朝建立後，將秦國所謂封君制改進為封侯制，既避免了秦朝統一後功臣無實利、子弟為匹夫的孤立局面，也較動輒連城數十的諸侯王更易控制，對後世高階爵位的設定有重大的借鑑意義。

　　秦國封君的行為活動與政治鬥爭息息相關，與最高統治者的意旨密切相連。當封君的勢力坐大有悖於國家的統治利益時，秦國統治者便會對其進行高效而嚴厲的打擊，經由法律途徑是其重要手段。《戰國策·魏策三》載朱己對魏王言："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6]869封君的地位是由秦王所封賜，當他們的勢力危及最高統治者的利益時，無論是誰都將受到無情打擊。秦國統治者利用法律手段打擊謀反逾制的封君，其最終目的是加強中央集權，維護統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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