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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一書中,“形”、“勢”的概念很重要。這兩個字,連在一起講,含義比較模糊,可指任何軍事上的態勢。態勢是由兵力的分配和部署而造成。但《孫子》把它分為兩個概念。形是靜態的,勢是動態的。形是可見的,勢是不可見的。不可見,也就是“無形”。它們的關係,用拳術打比方,就是套路和散打。

形格勢禁,也是“勢”。你看見的是形,看不見的是勢。定計是靠形,用計是靠勢。

勢的變化,都是因應敵情,隨時隨地調節,沒有固定內容,這是它與形不同的地方。

春秋時期,晉楚城濮之戰前,晉國大臣舅犯(或稱咎犯)告訴晉文公說:“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用兵用詐,晉文公用而勝楚。春秋時期,用兵還講“禮”的宋襄公同樣跟楚國作戰,楚軍半渡,以禮待之,不出擊,等楚軍列好陣型,出擊,宋軍實力不濟楚軍,大敗虧輸。繁禮,用於廟堂;戰陣,當用詐偽。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孫子曰:“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毛澤東稱此為“示形”,“示形”就是製造假象,它是勢的表現。擺出來的樣子,是偽裝,偽裝也是一種形。

孫子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毛澤東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春秋晚期,吳國採用伍子胥提議,把全國部隊分成三股,每次派出一股部隊去騷擾楚國,其餘兩股部隊則原地待命、養精蓄銳。楚國諜報工作不夠精確,每次都誤以為吳國傾巢來攻,慌忙調動主力部隊迎戰吳軍,吳軍一碰到楚國的主力就掉頭回家,楚軍一見“休戰”,也不追擊就回家,屁股還沒坐穩,吳國又派出了第二股部隊過來騷擾,楚軍再次出動迎擊。吳軍這麼輪番騷擾,把楚軍折騰得精疲力盡,最後,吳軍在孫武、伍子胥的帶領下,攻入楚國都城郢。

這些“詐偽”之術在戰場上屢見不鮮,吳國對楚國施用,一千多年後,隋朝滅南方的陳朝也用這一招,併成功完成一統天下的大業。

公元581年,楊堅廢北周靜帝,建立隋朝,是為隋文帝,隋文帝採取一系列加強君主集權、發展社會經濟的措施,使北中國的隋政權在政治、軍事、經濟實力上日益壯大。此時南中國的陳朝尚保有長江以南400餘縣、200餘萬人口,然,陳後主陳叔寶沉醉於酒色,疏於戒備。

公元587年,隋文帝和宰臣謀議伐陳之策。尚書左僕射高熲(公元541-607年)提出:“在江南收穫季節,以少數兵力,聲言進襲,迫陳集兵守禦,以誤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如此多次,使陳軍習以為常,麻痺懈怠,然後舉兵渡江,登陸攻擊,派人潛入陳境,反覆縱火,焚其儲備物質,使其財力俱盡。”

公元588年3月,隋文帝以楊廣為尚書令統籌各路兵馬,以高熲為元帥長史決斷行軍謀略,率五十二萬大軍南征,第二年,公元589年1月,楊廣便率軍進入陳國都城建康(今南京)。至此,隋文帝完成統一大業,成功結束紛亂近400年的魏晉南北朝時期。

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用計無成法,一切全靠臨場發揮,隨機應變。隨機應變的東西,當然不可能事先傳授。戰爭是力量、智慧和意志的綜合較量。戰場上的事,瞬息萬變,一念之差,結果可能完全改變。

定計有確定性,用計沒有確定性。《孫子》一書,特別看中變幻莫測、流動不居的東西,但它講話,總是先常後變,先正後奇。所以它在《計第一》的最後一句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廟算算什麼?其實就是分析實力。戰爭,即要重“實力”,又要靠“詐偽”。

隋滅陳,實力是基礎,詐偽是手段。

戰爭並不是活的力量對死的物質的行動,它總是兩股活的力量之間的衝突,因為一方絕對的忍受就不能成為戰爭。

《戰爭論》作者、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茨(公元1780-1831年)指出,弱者比強者更尚詭詐,這點很重要。

強者,恃強凌弱,往往重實力,它的對手,沒有實力,當然就得動腦筋,出“損招”、“邪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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