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一書中，“形”、“勢”的概念很重要。這兩個字，連在一起講，含義比較模糊，可指任何軍事上的態勢。態勢是由兵力的分配和部署而造成。但《孫子》把它分為兩個概念。形是靜態的，勢是動態的。形是可見的，勢是不可見的。不可見，也就是“無形”。它們的關係，用拳術打比方，就是套路和散打。

形格勢禁，也是“勢”。你看見的是形，看不見的是勢。定計是靠形，用計是靠勢。

勢的變化，都是因應敵情，隨時隨地調節，沒有固定內容，這是它與形不同的地方。

春秋時期，晉楚城濮之戰前，晉國大臣舅犯（或稱咎犯）告訴晉文公說：“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用兵用詐，晉文公用而勝楚。春秋時期，用兵還講“禮”的宋襄公同樣跟楚國作戰，楚軍半渡，以禮待之，不出擊，等楚軍列好陣型，出擊，宋軍實力不濟楚軍，大敗虧輸。繁禮，用於廟堂；戰陣，當用詐偽。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孫子曰：“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毛澤東稱此為“示形”，“示形”就是製造假象，它是勢的表現。擺出來的樣子，是偽裝，偽裝也是一種形。

孫子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毛澤東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春秋晚期，吳國採用伍子胥提議，把全國部隊分成三股，每次派出一股部隊去騷擾楚國，其餘兩股部隊則原地待命、養精蓄銳。楚國諜報工作不夠精確，每次都誤以為吳國傾巢來攻，慌忙調動主力部隊迎戰吳軍，吳軍一碰到楚國的主力就掉頭回家，楚軍一見“休戰”，也不追擊就回家，屁股還沒坐穩，吳國又派出了第二股部隊過來騷擾，楚軍再次出動迎擊。吳軍這麼輪番騷擾，把楚軍折騰得精疲力盡，最後，吳軍在孫武、伍子胥的帶領下，攻入楚國都城郢。

這些“詐偽”之術在戰場上屢見不鮮，吳國對楚國施用，一千多年後，隋朝滅南方的陳朝也用這一招，併成功完成一統天下的大業。

公元581年，楊堅廢北周靜帝，建立隋朝，是為隋文帝，隋文帝採取一系列加強君主集權、發展社會經濟的措施，使北中國的隋政權在政治、軍事、經濟實力上日益壯大。此時南中國的陳朝尚保有長江以南400餘縣、200餘萬人口，然，陳後主陳叔寶沉醉於酒色，疏於戒備。

公元587年，隋文帝和宰臣謀議伐陳之策。尚書左僕射高熲（公元541-607年）提出：“在江南收穫季節，以少數兵力，聲言進襲，迫陳集兵守禦，以誤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如此多次，使陳軍習以為常，麻痺懈怠，然後舉兵渡江，登陸攻擊，派人潛入陳境，反覆縱火，焚其儲備物質，使其財力俱盡。”

公元588年3月，隋文帝以楊廣為尚書令統籌各路兵馬，以高熲為元帥長史決斷行軍謀略，率五十二萬大軍南征，第二年，公元589年1月，楊廣便率軍進入陳國都城建康（今南京）。至此，隋文帝完成統一大業，成功結束紛亂近400年的魏晉南北朝時期。

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用計無成法，一切全靠臨場發揮，隨機應變。隨機應變的東西，當然不可能事先傳授。戰爭是力量、智慧和意志的綜合較量。戰場上的事，瞬息萬變，一念之差，結果可能完全改變。

定計有確定性，用計沒有確定性。《孫子》一書，特別看中變幻莫測、流動不居的東西，但它講話，總是先常後變，先正後奇。所以它在《計第一》的最後一句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廟算算什麼？其實就是分析實力。戰爭，即要重“實力”，又要靠“詐偽”。

隋滅陳，實力是基礎，詐偽是手段。

戰爭並不是活的力量對死的物質的行動，它總是兩股活的力量之間的衝突，因為一方絕對的忍受就不能成為戰爭。

《戰爭論》作者、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茨（公元1780-1831年）指出，弱者比強者更尚詭詐，這點很重要。

強者，恃強凌弱，往往重實力，它的對手，沒有實力，當然就得動腦筋，出“損招”、“邪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