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參考了一本清朝乾隆三十年（1765年） 的袁文觀（崇仁人，乾隆二十八年同官縣令，二十九年升禮部郎中）纂修的《同官縣誌》手抄本，從中得知還有明版《同官縣誌》。經歷兩年時間，我終於得到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劉澤遠修 、寇慎增纂、崇禎十三年（1640年）孔尚標增補本《同官縣誌》，還得到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餘正東修、黎錦熙纂《同官縣誌》，這樣市面上能找到的《同官縣誌》就全了。我之所以蒐集這三本書，是想探討一個問題：關於銅川市王益村的歷史傳說有多少可信度？

一、王益村與元朝益王傳說的記載出處與其乖謬之處。

關於王益村得名傳說，我第一次是從袁文觀《同官縣誌》見到的，抄錄如下：

邑之西二十里，有避難村。宋元改革之際，軍興旁午，人心未定。保甲一牌書兩面，宋至則應宋，元至則應元。孤村孑遺，遭之如刲羊豕，惟此村可守，人皆避難於此，故名其村曰避難雲。

明定天下，捕元宗室甚急。有益王者，潛居縣南七里鋪。其後子孫以王為姓。今同川裡二甲王氏，是其後裔也，故今其村為王益村。康熙年間，王氏子孫猶留益王影象，歲春秋張掛，合族以祭。縣令聞其事，始禁革之。

這些資料，我們一一分解。

避難村，是真實存在的。避難村在今陝西省銅川市耀州區演池鄉（與王益區相接，2015年併入石柱鎮）政府駐地東北約2華里處，村傍塬臨溝，地勢險峻，小若彈丸，但十分隱蔽。從1968年起，該地連年豐收，曾一度改名為“新興村”（按：這是網路說法，我根據地圖查詢，當地現在仍叫新興村）。雖然清朝《同官縣誌》給出了它得名的一種說法，說是宋朝百姓逃避元朝士兵追殺，但當地還流傳有另一種說法：

相傳東漢皇帝劉秀當年曾“避難”於此，村中老池邊原有通大石碑，平撲於地，上鐫蠅頭小楷，字型娟秀，村中老人常坐其上納涼，不遠處有一對石羊，形體頗豐，人稱“石羊墳”，上世紀九十年代尚在，後不知去向。

為什麼要研究避難村的得名來歷？雖然在清朝《同官縣誌》中沒有提到避難村與王益村的元朝益王有關，但在民國《同官縣誌》裡確實提到避難村與元朝益王有關係。

避難村的說法記載在清朝《同官縣誌》卷十《雜記志•拾遺》中的，這說明原書作者並不認為這是信史，僅僅是從民間輯錄來而已。

查銅川市（以下以同官縣代替，不考慮其轄區變化問題）歷史，北宋時同官縣隸屬永興軍路耀州。後來，金國打敗北宋，中原人民隨著康王趙構衣冠南渡，建立南宋，同官縣被金國佔領，同官縣隸屬金國京兆府路耀州。查《四庫全書》中的《陝西通志》卷八十二：

金，太宗天會五年（宋高宗建炎元年，961年）冬十二月，取宋同華二州，破潼關。……六年（宋建炎二年，962年內）春正月，取宋永興軍。……二月取宋鳳翔。……秋八月，羅索富察等取下邽，九月破宋兵於同州。……冬十一月，取宋延安，王庶帥師救而不克。……王庶……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之三水與玠會襄樂……八年（宋建炎四年，964年）春正月，取宋同州，三月終拔南縣。……夏四月羅索克邠州。……秋七月，命皇太子宗輔為右副元帥督師陝西。……九月，元帥宗輔等敗宋軍於富平，耀州、鳳翔皆降。……九年（965年）冬十一月，賜劉豫陝西地。

可見，南宋初年金朝就已經佔據包括同官在內的陝西轄地，後來交給劉豫傀儡政權管轄。當然這個過程是曲折的，宋軍是逐漸敗退的，被佔領地區百姓也間有造反失敗的，西夏也趁機入侵延安等地。到了金朝末期，蒙古與南宋合併攻擊金朝，但在陝西這一塊，是元軍和金軍打仗：

（金）宣宗貞祐……四年（1216年）……冬十月元兵克潼關。……十一月復潼關。……興定五年（1221年）十二月辛亥，以元軍下潼關、葭州……元光元年（1222年）冬十月，詔安撫陝西避兵官民。元光元年（1222年）十月，以京兆尹官民，避兵南山者多至百萬。詔兼同知府事完顏霆等安撫其眾（《金史•宣宗本紀》）……哀宗正大四年（1227年）秋七月，元兵逼京兆。……七年（1230年）冬十月，元兵入陝西。……天興元年（1232年）春正月，潼關守將李平以關降元。

在以上記載中，是元朝從金朝手中得到陝西，並沒有南宋什麼事。但金元交替之時，確實有大量金朝兵民為逃避元軍躲到南山（終南山，秦嶺中部）。袁文觀作為科舉出身的官員，自然應該知道這些歷史，所以他記載的避難村的故事只能是民間傳說。我們不能僅此就斷定金元交替之際一定沒有老百姓躲到避難村，我們只能說這些避難者與南宋無關。

再看元明交替之際：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夏五月，副將軍馮勝克潼關。……大將軍徐達以都督郭興守潼關，馮勝取化州。……秋八月元軍攻潼關，守將郭興擊敗之。……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大將軍徐達克奉元路。……三月常遇春、馮宗異率師發山西，進克鳳翔。……夏四月，大將軍徐達出蕭關，遣指揮朱明克延安，以明守之。（《延綏鎮志》）

事實上，元明交替之際，陝西戰事也有反覆。但百姓應該不會逃避明軍，元朝官員或守軍逃避明軍是有可能的。這樣，元朝益王傳說就有了改朝換代時的動盪社會背景依據。

問題在於避難村是金元交替的產物還是元明交替的產物？假使有更早的歷史記載不就清楚了嗎？很遺憾，明朝的《同官縣誌》在這一部分已經缺失了，現存的材料恰恰看不出有沒有避難村和王益村的記載，這真是歷史的遺憾：

明朝《同官縣誌》

這是件比較奇怪的事。萬曆晚期（祥符人劉澤遠任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同官縣令）修的縣誌，到崇禎年間就殘缺了，崇禎十年（1637年）同官縣令曲阜闕里人孔尚標（孔子六十四代孫）就指出二十二里失記一里，但他沒有補記，而且只有二里管轄的村名留下，有可能修訂後的《同官縣誌》再一次因故缺失。也許是因為戰亂，中國古籍經歷一次次浩劫能夠流傳下來一些實屬不易。還有一種情形，明朝中後期的民戶管理是失敗的，逃戶現象嚴重，中國傳統的裡甲制度可能已經非常鬆懈和不起作用了，崇禎年間的建置與萬曆年間的有所不同，有些沿革是沒法補記了，反映在縣誌記載裡就是缺如。

但我以為，袁文觀可能是看過完整的明朝《同官縣誌》的，因為，在他編的卷二《建置志》寫到，【】為我註釋的內容，下同：

明初編戶二十三【應為二】裡：同川、東陽、南陽、西陽、北陽、上官、常寧、長樂、神水、丹青、柳池、修文、忠孝、永安、安陽、資惠、集賢、雷平、永受、阜厚、和豐，其一里失紀。弘治十五年並一十三里：同川、東陽、上官、神水、南陽、丹青、修文、忠孝、常寧、永受、資惠、安陽、集賢。崇禎八年並八里：同川、永受、修文、忠孝、東陽、安陽、資惠、集賢。十五年並六里，近因之：同川裡、東陽裡、修文裡、忠孝裡、安陽裡、永受裡。

由此比較可知，明朝《同官縣誌》建置一卷缺失甚多。

換一個思路，我們不看行政管理區劃，看明朝《同官縣誌》有沒有避難村與王益村的記載呢？答曰：無。由於本書編纂者寇慎是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丙辰科第四十六名、殿試二甲進士，同官縣濟陽寨人，晚年致仕回家鄉，按說他若是聽到避難村和王益村的說法是應該記錄到縣誌中的。由於同官縣的記載有時候是記錄在《耀州志》裡的，但只要《耀州志》裡有的一般又會搬回到縣誌裡，所以縣誌沒記載就應該是普遍沒記載。

按：明朝《同官縣誌》沒有避難村，但是有一個避難遺蹟的記載：

南【原字漫漶，按清朝《同官縣誌》定】古寨，在縣北十五里，四面皆溝峽，上平有井池，古人避兵之地也。

陝西省志丹縣金鼎鎮金鼎山古寨

南古寨在清朝《同官縣誌》記載如下，略有文字不同：

南古寨，在縣東北十五里，四面皆溝，一逕僅通峽。上平曠，有井池，古人避兵之地。

我個人傾向於認為，避難村如果是金元交替時期的產物，那就與元朝益王有關的可能性很小；避難村如果是元明交替時期的產物，則可能會與元朝益王有關聯。下面我們看民國《同官縣誌》的記載。

民國《同官縣誌》按序文記載，最初編寫工作是由馮玉祥啟動的，按《序》：“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馮總司令玉祥飭縣採編新志資料。”新志由余正東編，黎錦熙纂。其中餘正東是湖北大冶陳貴鎮人，30年代隨同鄉好友張篤倫入陝西任職，先任陝西宜川縣長、南鄭縣長，後任陝西第三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第四行政督察區專員兼保安司令，在陝西期間，先後主編了民國《城固縣誌》、《洛川縣誌》、《同官縣誌》、《黃陵縣誌》和《宜川縣誌》。而黎錦熙，湖南湘潭人，漢語言文字學家、詞典編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國立北平大學、國立北洋工學院遷至西安，合併為國立西安臨時大學，黎錦熙任國文系教授、主任。1938年，西安臨大遷至漢中，改稱國立西北聯合大學，黎錦熙繼任國文系教授、主任。1939年，西北聯大分出國立西北師範學院，陸續遷往蘭州，黎錦熙兼任教務主任。1944年5月，在他的倡議和推動下，西北師院（蘭州）、女子師院（白沙）、社會教育學院（壁山）創辦了國語專修科，為在臺灣推行國語預先培訓人才。後來，抗戰勝利，臺灣光復，為推行國語前往臺灣的學者達100多人，對於推進國語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1945年，抗戰勝利後，任西北師院院長。1949年，北京剛解放，黎錦熙被毛主席指定和吳玉章、馬敘倫、范文瀾、成仿吾、郭沫若、沈雁冰7人組成“中國文字改革協會”（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前身）。雖然，民國《同官縣誌》在黎錦熙一生的著作中並不顯眼，但是寫得確實比較翔實，資料比較全面，除個別政治觀點（如對劉志丹、賀龍等不敬）有問題外，作為歷史、地理參考資料是很有價值的。

王益村與同官縣城的位置（銅川市檔案館提供）

關於避難村、王益村及相關地名的記載摘錄如下：

第一種，民國《同官縣誌》卷十八《自治保甲志》，抄錄清朝《同官縣誌》，兩本書記載相同，下劃線為我所加，下同：

南鄉。共六十五村，領以十九堡：

第一堡：東王益村、西王益村、灰堆坡、廟嘴裡、東十里鋪、西十里鋪。

西鄉。共一百二十村，領以二十三堡：

第七堡：沙鍋爐、木瓜溝、廟底裡、杏林村、朱家窯窠。

第八堡：神周村、張村、松林村、孫家村、王家河。

第九堡：北雷村、南雷村、趙家原、圪堵村、趙家河、北村裡、棗園子。

第十堡：磨活村【莫火村？】、曾家坳、崔家坡、避難村。

第十八堡：開府村、東古莊、西古莊、王益堡【？未見說明】、李家堡、郝家坳、上來興村、下來興村、西吳村。

王益村與避難村的位置（銅川市檔案館提供）

第二種，民國《同官縣誌》卷二《建置沿革志》：

（1）中山鎮。此城關及近郊。鎮公所在第二堡南寺溝。

第五保：宜古村、十里鋪（分東西）、西王益村、蒲地王【卷二十五《氏族表》中“王”姓註解中寫為“蒲池王”】、南雷村、北雷村、官酒鋪、蘇家莊、五里鋪。

第六保：東王益村（按舊志，載元宗室益王之後，入明以王為姓，居此村，故名。並群氏族志。）、高家原、高平原。

第七保：灰堆坡、牆下原、韓家原、咀稍頭、柏廟、桑皮頭、孫家坪。

（3）文明鄉。此西鄉，凡五保。鄉公所在乾橋廟。

第一保：趙家原、南咀、孫家河、王家河、炭窠溝、杏林、松林。

第二保：避難村（舊志：邑西二十里避難村，當宋元改革之際，軍興旁午，人心未定，保甲一牌書兩面，宋至則應宋，元至則應元。孤村孑遺，遭之如刲羊豕；惟此村可守，人皆避難於此，故名其村曰避難雲。）、曾家坳、崔家坡、莫火村、鴨口、川口。

這個記載是把清朝舊志中的補遺式記載改為正式記載。也就是說，在清朝《同官縣誌》裡，避難村與王益村沒有關係，是不同時代形成的村莊，與傳說有關的“莫火村”在清志裡是“磨活村”，應該是袁文觀時代知道的元朝益王故事不如後世傳說詳細。

民國《同官縣誌》記載金宋交替歷史大體同《陝西通志》，卷三《大事年表》記載元明交替如下：

明太祖洪武二年（西元一三六九）。常遇春入關中，元駐縣守將遁去，遇春遣典史高護撫定之。（舊志據喬三石《耀州志》）。是年，陷元都，元帝北遁。

關於高護，參見袁文觀《同官縣誌》：

明。典史，高護（見宦跡）。

典史。高護，喬三石志，往開平王入關中時，元同官守將自遁去，開平王遣典史高護撫定之。護或即開平王署置同官者，或他縣官，不可知矣。餘以護實同官首功，故敘論焉。

高護是個來歷不明的人，但應該是明軍一邊的人，不是投降明軍的元朝官吏。這樣就有一種可能：高護是外來人員，不熟悉同官情形，因此有元朝益王躲避的事情未能偵知。

按：喬三石的《耀州志》是嘉靖年間的，比劉澤遠、寇慎、孔尚標編纂的萬曆、崇禎年間的《同官縣誌》要早，關於元末明初的事應該比較準確。這也給出了一個時間節點，假使有益王避難事件存在，應該是洪武元年（1368年）以後，因為這一年元順帝從北京逃走了，他在中原的宗族也應從這時開始四散逃逸。

下面我們看民國《同官縣誌》有關王益村等地的記載：

卷二《建置沿革志》：

（1）中山鎮。……

第六保：東王益村（按舊志，載元宗室益王之後，入明以王為姓，居此村，故名。並群氏族志。）……

卷二十四《古蹟古物志》：

王益村，在縣南七里。傳為元末益王隱蔽之地。詳《建置志》。

卷二十五《氏族表》：

王，總人數四七六一。……

按王姓人最多，各地皆多同姓不宗者，本區王姓，著者有四宗：……（二）杏林王姓，為元末益王之後，益王逃至本縣西鄉杏林村，遂家焉。據其族耆老及民間相傳，益王初至縣南王益村隱居，繼而謠諑蜂起，乘夜西行，至炭窠溝西原乞火未得，因名其地曰莫火村。遂至避難村居之，後復遷居松林居之。益王死，其後復遷杏林，歷明至清，均安居業農。清末至今，始稍有入學者。故無族譜。惟存皮卷軸一幀，上畫益王及宮官宮女多人，南關亦有其裔，訪者幼時嘗至其家賀年，曾一見之；此軸現存北雷村，不示人觀。族人散居於杏林、松林、避難村、莫火村、北雷村、柏廟村、南關者，約八十餘戶。……

現在我們根據三個時期的《同官縣誌》記載，勾勒出“元朝益王”避難於同官的故事全貌：

元朝末年，宗室益王見元朝大勢已去，開始在國內流亡。當他來到同官後，選擇在同官縣城附近半山腰的王益村避難。但後來有暴露的風險，益王於是連夜向西逃亡，逃到深山裡的小村炭窠溝附近求取火種未得，他的後人稱這裡為莫火村。益王又向莫火村西北跑到避難村這個地方，在這裡娶妻生子。益王死後，他的後人分散到周圍幾個村莊居住。這件事在整個明朝期間保密極好，始終未被明朝官吏及當地士紳耆老發現和記錄下來。當明朝被清朝取代以後，元朝益王的後人開始公開祭祀他們的先人，到康熙年間這件事終於被同官官府知道，但同官縣令認為這種祭祀是不合法的。因為清朝的正統地位來自於替明朝攻打流寇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才得以入關的，表面上不是侵奪明朝的江山，因此清朝要保護和祭祀明陵。清朝認為元朝是明朝的敵人，也就是清朝自己的敵人（這是根據清朝對明朝遺老遺少的公開宣傳推導的結論，事實上清朝並不尊重南明的幾個王爺，反而誅殺剿滅了他們），所以清朝官吏不允許益王的後裔公開祭祀元朝的益王（“縣令聞其事，始禁革之”）。自此，益王后裔再次回到秘密祭祀狀況。

到清朝被民國代替，益王后人原本務農，有開始上學識字的人，這些人把益王的避難故事傳播出來，這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與王益村、莫火村、避難村有關的完整故事。民國同官官吏認為這些來自民間訪談，雖然沒有族譜作證，但有益王畫像存在，因而認可了這段傳說，把傳說內容編到志書裡面。

那麼這件事的可靠性就要打一點折，益王避難自始至終沒有明確的連貫的文字記載，從事情被人知道已經跨越了二百多年的明朝歷史。而且，畫在皮上的畫像歷經明清兩代540多年到民國時期，如果儲存完好也是奇蹟。目前，沒聽說這幅畫像面世，因此我也沒辦法進一步判斷這件事的真實性有多大。

下面我們能否查到元朝關於益王的封號？理論上，如果我們能從《元史》中找到端倪，問題就解決了。實際上，這是不可能問題，元代統治者管理粗疏，史志材料其實很少。而《元史》又是公認的急促修出的朝代史，掛一漏萬自不待言。所以，我們只好先找到益王痕跡再做分析。

元朝被記載的益王只有三人：

第一位，據《元史•泰定帝二》和《元史•文宗三》：孛兒只斤·買奴，元太祖叔父答裡臺斡惕赤斤後裔，泰定三年（1326年）封宣靖王。封地不詳，為金鍍銀印駝紐王。“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二月，進封宣靖王買奴為益王。”為金印獸紐王。死於至正十六年（1356年）。

第二位，據《元史•順帝九》：孛兒只斤·渾都帖木兒，元朝益王買奴之子，元太祖叔父答裡臺斡惕赤斤後裔。買奴死後襲。“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七月乙酉，孛羅帖木兒伏誅，禿堅帖木兒、老的沙皆遁走。十月……丁未，益王渾都帖木兒、樞密副使觀音奴擒老的沙，誅之。”

第三位，孛兒只斤·脫古思帖木兒是北元第三位皇帝，史稱北元后主，因為他的年號為天元，又稱為天元帝。據《蒙古源流》和《新元史》等記載他是必裡克圖可汗（愛猷識理達臘，元順帝長子）的弟弟。又據明朝史籍記載，他是元昭宗愛猷識理達臘的兒子。明代王世貞《北虜始末志》記載，脫古思帖木兒繼位前是益王。他最後在捕魚兒海（今內蒙古貝爾湖）被明軍擊潰，出逃時為元世祖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的後裔也速迭兒所殺，後被追尊為烏薩哈爾汗。

根據史料記載的這三位元朝益王，第一位死得太早，第三位死得太晚，結局很清楚。第二位益王是不是在同官隱居的益王呢？沒有年齡記載，沒有結局記載，但按其父親當了30年益王的時間段推算，他到元朝滅亡時如果沒死也當了20多年益王，年齡偏大，到同官娶妻生子有可能性但太小。

會不會有漏記的元朝藩王呢？不好說，有沒有都沒有紮實的證據。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民間傳說就派上用場了。建國以後，有人開始為益王尋找依據，在沒有明確的出處的情況下，編出以下一段民間故事：

義王和尚，元朝蒙古貴族，皇室成員。和尚是其蒙古名音譯，並非僧侶。他是元世祖忽必烈玄孫（一說是曾孫），也是元順帝皇叔。其父寬徹晉化為威順王，坐鎮武昌，其叔父是淮王帖木兒不花。和尚是元順帝近臣，深受信任。元順帝痛恨奸臣右【左？】丞相孛羅帖木兒，密令和尚尋找機會刺殺。和尚募得殺手6人，乘孛羅帖木兒入宮之機會，殺死於延春閣李樹下，遂因功被封為義王。元朝末年，各地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元朝政權危在旦夕。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七月，明軍逼近大都（今北京）。元順帝詔令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而以義王和尚佐之，自己隨後出逃。據《元史》記載，當大都被破之時，和尚“即先遁，不知所之。”帖木兒不花陣亡，守大都的元朝中央朝政大員全部被斬。

相傳和尚攜帶家眷逃離大都，為避免明軍追殺，改漢名為蘇克明，字進迪，號鋼鍤公。曾在山東省鄄城縣、河南省南陽縣、河南省濮陽縣等地潛藏，這些地方至今尚有其蒙古族蘇姓後裔。其中鄄城縣北王召蘇氏家廟至今仍供奉著他們的始祖義王和尚的排位。

此後，義王又化名為王彥龍，流落至陝西同官。但被當地人誤記為“益王”。

以上這段傳說洋洋灑灑，提到《元史》，有沒有依據呢？我們先看《元史》卷一百〇八《表第三諸王表》：

《四庫全書•元史》摘錄

查詢是失敗的，這個《諸王表》不全，連高麗駙馬國王、安南王、緬（甸）王都記載了，但對元朝的王爺記載不全。僅僅找到威順王一點資料，但不能說歷史上沒有益王、淮王，他們的資料是散見於《元史》其他地方的。而且發現有西安王、延安王。

按：西安王，二等王，天曆元年（1328年），元世祖第七子西平王奧魯赤之曾孫阿刺忒納失裡始封，其弟答兒麻於至正十三年（1353年）襲封。延安王，納速剌丁，回族，賽典赤贍思丁長子，元朝著名政治家，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任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從一品），1291年調任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卒，追封延安王。從年齡上看西安王答兒麻是有可能活到元朝滅亡那一年的，但是年齡也偏大。

下面我們再查《元史》卷四十六《順帝九》，我們主要看劃線部分：

【至正】二十五年（1365）春正月……己巳，大明兵取寶慶路，守將唐隆道遁走。……壬午，監察御史孛羅帖木兒、賈彬等辯明哈麻、雪雪之罪。……三月庚申，皇太子下令於擴廓帖木兒軍中曰：“孛羅帖木兒襲據京師，餘既受命總督天下諸軍，恭行顯罰，少保、中書平章政事擴廓帖木兒，躬勒將士，分道進兵，諸王、駙馬及陝西平章政事李思齊等，各統軍馬，尚其奮義戮力，剋期恢復。”丙寅，孛羅帖木兒幽置皇后奇氏於諸色總管府。丁卯，命老的沙、別帖木兒併為御史大夫。……夏四月庚寅，孛羅帖木兒至諸色總管府見皇后奇氏，令還宮取印章，作書遺皇太子，遣內侍官完者禿持往冀寧，復出皇后，幽之。……五月……乙亥，大明兵破安陸府，守將任亮迎戰，被執。己卯，大明兵破襄陽路。……乙巳，皇后奇氏自幽所還宮。……秋七月……乙酉，孛羅帖木兒伏誅，禿堅帖木兒、老的沙皆遁走。丙戌，遣使函孛羅帖木兒首往冀寧，召皇太子還京師。大赦天下。……冬十月……丁未，益王渾都帖木兒、樞密副使觀音奴擒老的沙，誅之。……十二月……是月，禿堅帖木兒伏誅。

這就是在元朝末年內憂外患之際，孛羅帖木兒作亂被殺，其同黨老的沙被益王渾都帖木兒擒殺的相關記載，我沒有看到有“義王和尚”啥事，既然在這裡不體現，說明即便有這麼個人也根本不是重要人物，應該是對益王渾都帖木兒擒殺老的沙一事的演義，也許來自野史，但不應該冠之以來自《元史》。

按：據《明史》卷一百二十四《列傳第十二•擴廓帖木兒 蔡子英 陳友定 伯顏子中等 把匝剌瓦爾密》：

初，察罕定晉、冀，孛羅帖木兒在大同，以兵爭其地，數相攻，朝廷下詔和解，終不聽。……擴廓既平齊地，引軍還，駐太原，與孛羅構難如故。會朝臣老的沙、禿堅獲罪於太子，出奔孛羅，孛羅匿之。詔削孛羅官，解其兵柄。孛羅遂舉兵反，犯京師，殺丞相搠思監，自為左丞相，老的沙為平章，禿堅知樞密院。太子求援於擴廓，擴廓遣其將白鎖住以萬騎入衛，戰不利，奉太子奔太原。逾年，擴廓以太子令舉兵討孛羅，入大同，進薄大都。順帝乃襲殺孛羅於朝。擴廓從太子入覲，以為太傅、左丞相。當是時，微擴廓，太子幾殆。”

《明史》的材料補充了《元史》中記載的誅殺孛羅帖木兒的主要過程，一般認為誅殺孛羅帖木兒事件中擴廓帖木兒（王保保）的功勞最大。想改寫中國歷史是比較困難的，經常會有前後印證的資料。

下面我們看《元史》卷四十七《順帝十》，仍然主要看劃線部分：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秋七月……辛丑，大明兵取衛輝路。癸卯，大明兵取彰德路。乙巳，左江、右江諸路皆降於大明。丁未，大明兵取便平路。……甲子，擴廓帖木兒自晉寧退守冀寧。大明兵至通州。知樞密院事卜顏帖木兒力戰，被擒死之。左丞相失列門傳旨，令太常禮儀院使阿魯渾等，奉太廟列室神主與皇太子同北行。阿魯渾等即至太廟，與署令王嗣宗、太祝哈剌不華襲護神主畢，仍留室內。乙丑，白虹貫日。罷內府興造。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中書左丞相，同守京城。丙寅，帝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同議避兵北行。失列門及知樞密院事黑廝、宦者趙伯顏不花等諫，以為不可行，不聽。伯顏不花慟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願率軍民及諸怯薛歹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至夜半，開健德門北奔。八月庚午，大明兵入京城，國亡。後一年（1369年），帝駐於應昌府，又一年（1370年），四月丙戌，帝因痢疾殂於應昌【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西達裡諾爾西南約2公里處，明朝中葉毀於火】，壽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院使觀音奴奉梓宮北葬。五月癸卯，大明兵襲應昌府，皇孫買的裡八剌及后妃並寶玉皆被獲，皇太子愛猷識禮達臘從十數騎遁。大明皇帝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號曰順帝，而封買的裡八剌為崇禮侯。

至正二十八（1368年）年七月明軍攻入通州，元順帝見大勢已去，下詔帶上宗廟的神位準備北逃。他命淮王監國，命慶通（按：本段我用的蒙古人譯名來自《四庫全書》中的《元史》、《明史》）為中書左丞相同守京城。下面的記載就比較有意思了，元順帝不聽大臣諫言，半夜開健德門逃跑。逃到應昌府後因病去世。隨後，明軍攻打應昌府，元順帝的皇孫、后妃及珠寶印信都被明軍獲得，只有元順帝的太子阿裕爾實哩達喇帶著十幾名騎兵跑掉了。出人意料的是，沒有發生王朝興替時慣有的大屠殺。朱元璋還是很仁厚的，他覺得元順帝最後時刻沒有負隅頑抗，主動逃離，減少了明朝統一的阻力，他大度地“加其號為順帝，而封【元順帝的孫子】密迪哩巴拉為崇禮侯。”如果不讀《元史》，會不會有先入為主的明朝會刻意殺戮元朝宗室的猜測呢？

但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並沒有找到答案。我們繼續讀《明史》卷二《本紀第二•太祖二》，主要看劃線部分：

洪武元年（1368年）……夏四月……甲子，幸汴梁。丙寅，馮勝克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遁。……辛卯，改汴梁路為開封府。六月庚子，徐達朝行在。……辛卯，將還應天，諭達等曰：“中原之民，久為群雄所苦，流離相望，故命將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恤民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諸將克城，毋肆焚掠妄殺人，元之宗戚，鹹俾保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罰無赦。”……己酉，徐達會諸將兵於臨清。壬子，常遇春克德州。丙寅，克通州，元帝趨上都。……庚午，徐達入元都，封府庫圖籍，守宮門，禁士卒侵暴，遣將巡古北口諸隘。……己卯，赦殊死以下。將士從徵者恤其家，逋逃許自首。新克州郡毋妄殺。……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許擢用。……壬午，幸北京。改大都路曰北平府。徵元故臣。……戊寅，以元都平，詔天下。十一月己亥，遣使分行天下，訪求賢才。庚子，始祀上帝於圜丘。……

從《明史》我們看到，淮王是戰死了，明軍攻入北京是打了一場戰爭，但是語焉不詳。徐達禁止“士卒侵暴”，朱元璋又赦免投降的元朝官兵，“毋妄殺”，保護元朝宗室，並且任用有才能的蒙古人、色目人，說明明朝對待殘元勢力執行了懷柔政策。

但“大都之戰”殘酷不殘酷呢？我們只好移步《明史》卷一百二十五《列傳第十三•徐達 常遇春》繼續觀看，仍然主要看劃線部分：

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即帝位，以（徐）達為右丞相。冊立皇太子，以達兼太子少傅。……梁王阿魯溫以河南降，略定嵩、陝、陳、汝諸州，遂搗潼關。李思齊奔鳳翔，張思道奔鄜城，遂入關，西至華州。捷聞，太祖幸汴梁，召達詣行在所，置酒勞之，且謀北伐。達曰：“大軍平齊魯，掃河洛，王保保逡巡觀望；潼關既克，思齊輩狼狽西奔。元聲援已絕，今乘勢直搗元都，可不戰有也。”帝曰：“善。”達復進曰：“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將窮追之乎？”帝曰：“元運衰矣，行自澌滅，不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封疆，防其侵軼可也。”達頓首受命。……水陸並進，大敗元軍於河西務，進克通州。順帝帥后妃太子北去。逾日，達陳兵齊化門，填濠登城。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樸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不降，斬之，其餘不戮一人。封府庫，籍圖書寶物，令指揮張勝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者護視諸宮人、妃、主，禁士卒毋所侵暴。吏民安居，市不易肆。

這裡比較詳細地記載了徐達、常遇春攻佔大都的過程。先是明軍佔據了陝西，朱元璋來到汴梁，徐達前去參拜。君臣議論以後的形勢，認為已經消滅了元朝統治者的地方援軍，現在是北伐直搗大都的好時機。徐達預見到元朝皇帝可能會北逃，請示是否追擊，朱元璋認為等其自生自滅較好，不要追擊，“固守封疆，防其侵軼可也。”後來當常遇春攻克通州以後，元順帝北逃，徐達領兵從齊化門填平壕溝強登城牆入城，沒有經過太大戰鬥即已捕獲淮王特穆爾布哈、左丞相慶同等留守的元朝官吏。明軍只是殺掉了包括淮王在內的一批不投降的元朝官員，“餘不戮一人”，而且派兵保護元朝宮廷裡的宮女、妃子、親王等人。

看到這裡，我們就可以指出民間傳說之中的乖謬之處了：沒有所謂“義王和尚”與淮王同守大都的說法，沒有激烈的戰鬥，淮王等人是被俘後不投降被斬殺，不是戰死，換句話說投降了肯定沒事。這個“義王和尚”所謂的“即先遁，不知所之”出自《元史》哪一卷呢？而且後來明朝釋出了自首不追舊責的詔令，“義王和尚”作為元朝宗室投降應該沒有生命危險，因為明朝需要透過懷柔政策儘快消弭各地殘元勢力的反抗。

此外，按照傳說，“義王和尚”先後跑到山東鄄城縣、河南南陽縣、河南濮陽並留下蘇姓後裔，最後跑到陝西同官留下王姓後裔。這就是說，“義王和尚”至少在四個地方都結婚生子：首先“義王和尚”要有足夠的財力做到能在各地娶妻成家；其次，假設在他的子女年幼時又開始逃亡，就應該有足夠的親信留在原地保護他的子女長大成人；最後，他的壽命還要足夠長，不然沒法到同官娶妻生子，繁衍成當地一大宗族。這是很難實現的。

我們理性分析這種現象，這四個地方應該有過元朝宗室或官員隱匿的現象，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傳說，是有人把這些傳說都關聯在一起，形成了統一的益王（義王）傳說。正因為這些是正史裡沒有記載的內容，所以只能以民間傳說形式示人。

別的地方我們不管，我們還是回到陝西同官縣的益王傳說。由於本地人已經流傳了600來年的歷史，我們還真不好說這是從一開始就虛構的故事。我們假定確實存在元朝宗室避難的歷史，那我們可能得到的推論是這個避難的宗室未必是益王或者義王，興許是西安王或延安王或他們的分支。我沒有詳細查西安與延安的地方誌，目前這個說法先存疑。但我以為，西安王向北或延安王向南在同官縣避難都是有可能的。當然如果從相關地方誌裡排除了西安王或延安王的可能性（比如他們有明確的歸宿或者元末時兩地已經沒有這兩位封王），那麼元朝宗室的其他旁支或元朝高官也是有可能的，因為描繪他們的府第也可以被錯認為是描繪元朝封王的生活。假使那張有關益王的畫像能夠出世，甚至上面有隻言片語就更能判定事件的真相。如果畫像上明確註明益王，說明很有可能是《元史》漏記了一位益王。

其實還有一種猜測，高護到同官安撫前，同官的元朝官吏已經遁去了，會不會是這些人躲避到民間，然後又編出“益王”的故事呢？我認為，可能性很小。因為按照清朝《同官縣誌》記載，元朝同官縣的官吏主要是漢人：

官制。

元，達魯花赤【元朝的地方長官】一人，尹一人，簿一人，尉一人，典史一人。

題名。

達魯花赤：周菊（至元年任）、迷失不花（至元年任）、楊茂。

縣尹：王壽、王浩（後遷耀州）、趙者、孫彝。

主簿：曹彥博、王仲元。

這份名單應該不全，但是很明顯漢人居多，這應該與漢人讀書人多、做官人也多有關。到明軍攻打到同官縣附近時，同官縣的達魯花赤（相當於知縣）可能就是漢人，漢人冒充蒙古人隱蔽起來風險是比較大的。所以，我認為最初躲到王益村的是蒙古王室貴族或較高級別的蒙古官員。

我們暫時把元朝益王的身份考證到這個程度，下面利用地圖軟體對實際避難路線考察一下：

從東王益村到莫火村

從莫火村到新興村（避難村）

根據以上兩圖，從東王益村經莫火村到新興村（避難村）平面距離約12.8公里，考慮到上坡下坡，實際距離大約是這個距離的幾倍，但無論如何，步行一天之內是完全可以到達的。也就是說，當年益王半夜從東王益村逃出，一天之內是可以到達避難村這個地方的。從地形圖看，避難村的地理位置確實比東王益村更加偏遠、更加險要一些。但益王是怎樣找到這個地方的呢？

一種可能，有當地人知道避難村的險要，他領著益王有目的地前往投靠；另一種可能，益王預先也不知道往哪裡跑，他只知道往深山跑，最後跑到避難村這裡，發現位置優越，適合隱居，於是就在這裡定居下來。當明朝官吏前來調查登記村落佈局和戶數時，避難村人完全可以編造這是宋元交替時期形成的，甚至用“劉秀曾經在此村避過難”的故事搪塞過去。當然，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元朝益王避難於此，能夠在明朝整整一個朝代隱藏住這個事實，才是真正的奇蹟！

按：我又查了袁文觀《同官縣誌》印刷版，與上條中不同之處在於：“都尉張光避戍馬欄山”。說明將袁文觀手稿用雕版印刷時定稿人也有與我一樣的疑問，他進行了合理修改，說明古籍手抄本與印刷本有時也會產生差異。

根據明朝《同官縣誌》：

明朝《同官縣誌》

問題解決了，都尉名張光，“成”是袁文觀把“戍”字抄錯了，犯了魯魚豕亥的錯誤。

從金朝佔據宋朝陝西、元朝佔據金朝陝西、明朝佔據元朝陝西曆史來看，金鎖關的重要意義主要在於在於拱衛西安、防守北患。外來勢力要打到西安、鳳翔（今陝西省寶雞市鳳翔區）這些關中地區，一般是從東邊攻下潼關，再圖西進。沒有從金鎖關向南攻入關中的，這也正常，因為金鎖關北部是溝壑縱橫的陝北高原，先取延安，再圖進攻關中實屬不易。北方割據政權如匈奴完全可以透過攻打蕭關再圖關中。

但如果北方割據勢力如西夏等沒有長期佔據關中的狼子野心或者實力，僅僅滿足於奪掠關中地區的財富，那麼金鎖關的守關意義就重大了。尤其是明代，失去了河套地區，延安處於韃靼直接攻擊的地區，這些北方蒙古勢力想搶掠關中，走金鎖關是比較便捷的。所以，金鎖關在明朝的防禦意義非常重大。

下面是明朝《同官縣誌》對金鎖關的大段議論，實在沒時間全文抄錄，我以圖片形式放在這裡，僅摘錄幾句點睛之筆：

明朝《同官縣誌》

明代《同官縣誌》在“金鎖關”一條後面附了很長的議論。限時批駁了當時一些人認為金鎖關處於腹裡之地、無需重兵把守、耗費軍餉的說法，指出要“熟察今昔之異勢”，因為在明朝以前金鎖關不是戰略前線：“秦固威振匈奴，漢則守朔方，唐則築受降城，即宋亦提點十萬之師雄踞延州。而今何恃哉？受降失矣，東勝不守，致深山、大沙險反在彼蠢□□□方迫在眉睫。”到了明朝西安以北已經無險可守，金鎖關成為防禦韃靼的重要關口。

明朝《同官縣誌》

這一部分我們就不摘錄了。但是清朝的《同官縣誌》並沒有照錄這一段，因為沒必要了。清朝連長城都不修，金鎖關更是重新成為腹裡之地，無須重兵把守了。

我曾經猜測明朝嘉靖年間襲擾金鎖關的是韃靼部俺答汗：

民國《同官縣誌》卷三《大事年表》給出了答案，確實是俺答汗：

時代年號：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西元一五四七）

本縣大事：知縣亢慶鴻修濟陽寨、永寧二寨，時俺答入寇，抵宜君，聞有備，遁去。（舊志雲：北虜萬騎從長城而下，同官戒嚴；頃以崎嶇不便，長驅遁去。）

國內大事：時曾銑總督陝西軍務。是後俺答屢寇北邊；倭寇浙江及閩。

按：袁文觀《同官縣誌》手寫版是：“嘉靖二十六年，北虜萬騎從（從）長槍（鎗）而下，同官戒嚴。頃以崎嶇不便長驅，遁去。”查印刷版也是，這裡可能是民國《同官縣誌》有誤。我認為這裡的“從（從）”是“縱”的通假字，這裡的“長槍”也應該是指冷兵器。此處存疑。

金鎖關雖然很重要，但在明朝的軍事著作裡，卻沒有反映出來。這說明有明一代，金鎖關仍然是抵禦韃靼的第二軍事防線，第一軍事防線是沿長城一帶的鎮、堡。

選自《陝西四鎮圖說》

在明代邊防要籍《陝西四鎮圖說》中，詳述了“九邊”邊防系統中陝西四鎮（延綏、寧夏、甘肅、固原）戰略要地的邊防防務。本圖中出現了中部縣（黃陵縣）、宜君縣，而這兩縣在金鎖關以北。

選自民國《同官縣誌》

根據民國《同官縣誌》附圖，我們看到，正確的地理位置是中部縣（黃陵縣）以南是宜君縣，宜君縣以南是同官縣。我們可以想象一下，當年明朝沿長城設立眾多鎮、堡，能夠被俺答汗突破南下，是韃靼人太強，還是明朝軍務頹廢太甚？

三、探訪王益村，關於民族團結與民族融合的一點思緒。

去年11月，我終於從王益村口走到該村盡頭，一直走到五軍路，對面深山深處有一個單位我不能進去，就回來了。這是沿途的幾張照片，冬景：

王益村口的“王益村簡介”

進入王益村

王益村上山與進山的第一個岔路口

王益村另一個上山岔路口

從王益村看大同溝

告別王益（區）

本文寫得有點長，簡單說兩句作為總結：益王傳說本質上是中國歷史上民族團結與民族融合的體現。統治者是蒙古人的元朝入主中原，這是中華歷史上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最大一次碰撞（清朝的滿族不是遊牧民族），這種碰撞當然會產生歷史上的陣痛。但是，正是因為這種歷史陣痛促使中華民族中各個成員間的利益緊密結合在一起，明朝興起時蒙古人、色目人與漢人等各民族人民在生產生活及政治經濟層面已經不分彼此。朱元璋審時度勢，推行民族和解政策，廣泛吸納蒙古人、色目人等進入明朝國民體系，極大促進了留在中原的蒙古人、色目人與漢人的民族融合。所以，今天中國沒有嚴重的民族矛盾是先輩極大的政治智慧帶來的豐厚成果。在這個認識基礎上我們再看待益王傳說，不論這個傳說在細節上有多少可信度，它都反映的是真實的民族團結與民族融合。而且，清朝官吏反對公開祭祀元朝益王，其本質是擔心帶來的蒙、漢民族衝突。其實，益王避難這件事發生了好幾百年，人民之間早就是鄉里鄉親，甚至也有姻親關係了，哪裡會有什麼民族矛盾？而且益王后人持續幾百年祭祀先祖，這充分說明中國的祖先崇拜文化早已深入民心，慎終追遠，這是永遠值得肯定的孝行文化與文化傳承。

現在有一種不好的做法，有些人一味否定我們民族的文化傳承，包括孝行文化，我只能說這些人是譁眾取寵，並沒有深入瞭解中國民眾的真實精神世界。

本文感謝李女士為我提供了全套民國版《同官縣誌》，我也找到一部殘本，這才完成本文需要資料的蒐集。